丁玲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1931年，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为丁玲摄于上海。

在中国近代史中，丁玲是有其特殊性的人物。作为一个女性，她仅靠一支笔，就在社会上暴得大名，后来又和左联接触，被捕出来后去了延安，解放后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很快就开始接受批判……

她的一生虽然长期在革命的生活和个性的自我之间反复拉扯、反复失败，但似乎一直在尝试从边缘走向主流，这是她人生的意义所在，也是悲剧所在，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一、青春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 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县。她从小便受到富于新思想的母亲及其女友向警予等的影响，萌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2]据丁玲本人一九八五年的回忆：“向警予与我母亲等七个人结拜为姊妹，她们是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的好朋友。”[3]

1911年，丁母蒋慕唐（右一）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诸好友合影。左三为著名女革命家向警予烈士。

从丁玲的母亲和向警予的关系来看，丁玲的母亲也属于那种有个性的人。母亲对丁玲的影响很深，据丁玲本人说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

“我母亲最喜欢讲秋瑾，我常常倚在母亲的膝前听她对我讲秋瑾。秋瑾是我母亲最崇拜的一个。她讲她怎样参加革命、怎样为革命牺牲，我从小对这些故事知道很多。但同时，我也受到一些别的、另外的影响，一些儿女之情也会常常占据我整个的心灵，为这些事件里面的人物所牵引。 ”[4]

秋瑾

丁玲不可能预知她的人生主题，但从她这段话来看，她似乎冥冥之中意识到了，时代熏染下的革命意识和儿女之情中的个性意识对她的拉扯。这种拉扯在她的人生中时常让她痛苦，也构成了她人生的主题。

母亲自然很重视丁玲的教育，丁玲说：“一九一八年，我满十四岁的那年，小学毕业了。暑假中，我的妈妈亲自送我到桃源县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5] 据一份《丁玲年谱简编》的记录丁玲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6]

第二年母亲又送丁玲去读周南女中，这个学校的校长是朱剑凡，这个朱剑凡的女儿就是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7]

1921年过了暑假，丁玲转读岳云中学。在岳云中学期间丁玲和王剑虹成为挚友。1921年冬，王剑虹动员丁玲中止在湖南的学业，到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深造。后来该学校停办，一九二三年夏天她们去了南京，经柯庆施、施存统的介绍，她们结识了一位身材瘦长、戴一副散光眼镜的朋友，他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8]

1923年夏，丁玲与挚友王剑红在湖南常德。（王剑虹是瞿秋白的第一位妻子，1924年病故。）

1980年初，丁玲在撰写长篇回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对她和王剑虹与瞿秋白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写。[9] 三人的关系一开始是亦师亦友，后来慢慢发展成了三角恋。丁玲在全集中只谈王剑虹和瞿秋白的爱情，她没有透露的是其实她当时也爱过瞿秋白。

丁玲和她的儿子说：“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王剑虹。”又说，“我看到王剑虹的诗稿，发现她也爱上瞿秋白时，心里很是矛盾，最终决定让，成全她。”[10]

曾经担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的陈漱渝认为：“心里很是矛盾”，表明瞿秋白对丁玲还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丁玲对他也是有爱慕之心的，否则就谈不上内心矛盾，也不存在“让”与“不让”的问题。[11]

瞿秋白

丁玲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受王剑虹等人的影响，初步走上了“进步”道路，但她个人感情上的儿女情长的部分，依然占用了她那时的时间和精力。个人感情上的儿女情长蕴含了丁玲特有的作家式细腻，能让她的作品有出人意料之感。但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情绪化了，丁玲的一生因为这种性格特征不止一次导致她遭受挫折。

丁玲以她和瞿秋白、王剑虹的关系为素材创作一部叫《韦护》的小说。小说于1929年开始写，1930年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凡三章，八万字。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韦护博学多才，风度翩翩，有信仰，有动力，有研究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兴趣，能赢得年轻姑娘的好感。”[12]

很明显是以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这部小说因为是年轻的丁玲以经历过的生活为原型打造的，肯定有不足之处，有批评家指出：

“丁玲在1930年的《韦护》中才开始正式展现革命，不过革命内容在小说中的表述依然是模糊和充满矛盾的。丽嘉不再具有新女性主动选择的特征，而是陷入被选择的地位，最终遭到了韦护的抛弃。”[13]

以瞿秋白为原型，革命内容模糊矛盾，丽嘉陷入被选择地位，暗示丁玲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困惑《韦护》是丁玲第一部长篇小说，她的短篇就是更加有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二十四岁的她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对人生（与性）的大胆、泼辣的追求而震动文坛。”[14]

有研究者称：“莎菲女士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被肉体情欲与精神爱情二者之间的冲突和骚动弄得晕头转向的现代女性的经历，她精神恍惚狂乱，无法将二者结合起来。”[15]

茅盾曾评论道“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6] 张爱玲称丁玲有着“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评《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17]

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不少丁玲的性格特征，她的性格特征在生活中是擅于把经历转化为作品的，这一点在后来的《韦护》中就再明显不过。《莎菲女士的日记》之所以能被她创作出来和她的现实生活也有关系。莎菲的情欲与精神冲突正是丁玲内心矛盾的投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及三十年代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她的生活伴侣是胡也频，直到1931年1月胡也频被逮捕。据丁玲晚年的回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18]

1927年，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

在她和胡也频生活期间，又经历了一段三角恋，这第三个就是曾经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1983年，79岁的丁玲在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深情回顾了她结识冯雪峰的经过：

“我现在讲的，就是雪峰和我个人的友谊。我们主要是文章上的知己。1927年，我在北京，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过去的党员朋友、老师失掉了联系，寂寞得很。胡也频也一样，和我有同感。那个时候很年轻，也说不出道理来。胡也频就写诗啰！我被逼得没有办法，提起笔来写小说。正在这个时候，王三辛介绍冯雪峰给我们做朋友，教我日文。但教了一天，他不教了，我也不学了。我和胡也频都感到他比我们在北京的其他熟人——也是一些年轻的、写文章的朋友——高明！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们，他是党员。啊呀，那个时候，我一听到是个共产党员，就觉得不知道得到多少安慰！我还是同一个共产党员做朋友了。因为我的老的共产党员的朋友，那时都不在我面前。”[19]

《莎菲女士的日记》刊在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号上。[20] 而冯雪峰和丁玲认识于1927年，凭作者性格特征中有一部分作家式的细腻，她和冯雪峰的关系对作品影响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主要在于，冯雪峰比丁玲年长一点又很有经历且有思想，“冯雪峰给予丁玲这种思想上的满足，却是丁玲从胡也频那里得不到的。”后来冯雪峰和胡也频甚至差点打起来。[21]这种关系的复杂，有可能在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投射到她的作品里。

许子东在他的专著中提及：丁玲对冯雪峰的崇拜爱慕，一直持续到晚年。冯雪峰是鲁迅最接近的一个地下党文化人，他对丁玲的创作帮助很大，但是处理两人关系非常理性。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牺牲以后，冯雪峰介绍冯达成为丁玲的丈夫。[22]

冯雪峰之所以介绍丁玲跟冯达认识，是因为他出于理智控制了对丁玲的感情，而对于恋爱已感到心灰意懒的丁玲又实在需要一个男人的支撑。1983年12月19日丁玲对老作家骆宾基说：“我同冯达好，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不能和很多人来往，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就给我出主意，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23]

有研究称：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孩子气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24]

1931年4月20日，为纪念《前哨》出版，冯雪峰与鲁迅两家人摄于上海

她对冯雪峰的感情或许也是她愿意接受冯雪峰建议的重要原因。在和冯达生活期间冯达导致丁玲被逮捕，这件事成为了她伴随她一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5] 问题出在一个看似很小的事情上。

丁玲被捕以后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经过一番波折还写了一张纸条以后总算获得了释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丁玲曾回忆敌人让她写过条子的情况：顾顺章拿来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26]

丁玲在主观上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权宜之计说还是不说都无无所谓，直到1943年审干时才向组织交代。[27] 丁玲的作家式的细腻所带来的生动情感，使她并没有看到党的规则中所要求的“事情不论大小，只论有无”，背后所突出的是对当事人的信任感问题。虽然丁玲一时躲过了更咄咄逼人的审查，但她的后半生但凡被批判，这件事情都会被拎出来。这大概是她一开始不会想到的。

丁玲被释放出狱后冯雪峰来看望她，丁玲向冯雪峰提出去陕北苏区的愿望。没过多久，冯雪峰来告诉丁玲，关于她去陕北的事，中央已经回电同意丁玲去延安。1936年9月，丁玲在聂绀弩的护送下，改名换姓，经过几次关卡检查到达西安。[28] “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西安和潘汉年不期而遇，潘汉年劝她去巴黎为红军募捐而不要去保安，但是丁玲没有接受潘汉年的建议。”[29]

冯雪峰（1903—1976）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与鲁迅研究专家。

二、革命

即便心底藏着南京软禁的隐忧，她对革命圣地的向往仍压倒一切。丁玲忽略了潘汉年的建议，丁玲的“生动情感占了上风。但不得不说，丁玲的“生动情感”和“革命理性”有其内在冲突，她既向往新的、伟大的理想，但同时她的本能又是偏向个人化的。这种内在冲突最深动的表现就是她那篇有名的文章：《三八节有感》。

初来延安时和毛泽东其实关系不错。丁玲五十年代的老秘书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一文中曾说道：

“丁玲1936年到保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热烈地欢迎她的到来。……丁玲到保安后住外交部招待所，毛主席常在晚饭后，到她的窑洞里聊天，这最是丁玲的所好。她说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30]

丁宁（原作协办公室主任）：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为她开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开得非常热烈。毛泽东问丁玲说，丁玲同志你来了，今后怎么打算呢？丁玲说：毛主席，我要到前线去。[31]

张凤珠（丁玲秘书）：她那时候到前方去了，毛泽东写了一首词，用电报发到前方。恐怕他再没有对第二个人这样过。聂荣臻收到这首词以后交给了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32]

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以后渐渐发生了变化。《三八节有感》是一篇很特殊的文章，它所讲述的主题是：当一个氛围催促女性应该结婚的情况下，“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在革命年代里结婚又意味着生小孩儿，回到家庭和厨房中去，不得不放弃自己渴望的革命工作，这两相拉扯中女性是痛苦的。放弃革命工作意味着落后，丁玲认为：“她们也惟恐有’落后‘的危险”但“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33]

很多人恐惧这种落后，延安女作家曾克写道：“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34]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名，有几个方面原因。首先丁玲当时名气很大这是很关键的，其次这篇文章的主题和丁玲本性中的“生动情感”和“革命理性”的冲突，有着内在呼应，这使丁玲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就比较好。再者确确实实切中了延安当时的现象，很多人是有共鸣的，曾克的说法就佐证了这一点。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延安整风以前，有人在重庆把丁玲和王实味的文章印成了一个叫《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35] 使丁玲的文章也成为了主要批判目标之一。据黎辛讲：“西安特务机关还把《三八节有感》编成戏上演。”[36]

《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一出来让很多人不满，尤其是让一些老干部很不满。据胡乔木讲：“尽管《野百合花》引起很大争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争论得更尖锐”。尖锐到什么程度呢？胡乔木说：“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37]

贺龙的批评还止于此，据丁玲本人回忆，贺龙还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38] 至于王震他是这样批评的：“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39]

其实谈不上骂，只能算是讽刺。比如丁玲文章中说：“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40]

不过丁玲之所以被批判，还不是因为能直接看出来的讽刺。《三八节有感》中丁玲敏锐发现女性的爱情和结婚，会导致脱离工作照顾家庭不得不落后，落后太多还可能遭到爱人的反感“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41] 这篇文章强调的就是革命理想和性别属性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痛苦，丁玲对这种痛苦的强调恰恰违背了延安对外的宣传形象，这是丁玲被批判的第一层原因。

更深层次来讲，是因为丁玲试图脱离某些宗旨，在这个宗旨之外讨论女性问题，比如丁玲的文章中说：“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从这话的叙述来看，丁玲试图离开一个标准。丁玲晚年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但当时我毫无感觉，认为写得对。也许那时已经有人在背后议论了，但我个人却处之泰然。 ”[42]

丁玲这种做法是她本性中儿女之情的作家式细腻所带来的生动情感不自觉的流露，和延安以革命理想为目标对“统一性”的强调存在内在的分歧。换句话说丁玲的被批判，是她以往内在的“生动情感”和“革命理性”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在具体现实中的外在显现带来的结果。

丁玲受到批判后，据萧军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的日记记录，萧军在和毛泽东的私下交流中谈到丁玲时说：

“她现在正在苦闷中，宜我看她面前摆着三条困难的路：政治，文学，婚姻……”“她的婚姻问题不是解决了么？”他（即毛泽东）问。

“并不彻底……因为她本身动摇性大，把不稳，于是就受得好些误解。她将来的前途有二个：1、随波逐流下去。2、脱离革命组织……”[43]

从萧军的视角佐证了丁玲内在心理存在着的冲突带给她的痛苦，是切实存在的。她的“本身动摇性大，把不稳，于是就受得好些误解”，正是“生动情感”和“革命理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虽然受到强烈批判，但在毛泽东的保护依然过关了。毛泽东在此事上评价丁玲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对此很感激，她晚年回忆时写道：“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44]

（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45]

在这次会议上，丁玲还痛批王实味：

“有的同志认为王实味是文艺家，把他和文艺家放在一起说。我不同意，我说王实味不是文艺家。文艺家的特点虽由于他们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还残留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但这些人都具有对革命高度的热情、坦白、光明正大、单纯；而王实味则为人卑劣、小气、反覆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46]

丁玲之所以能够被保护过关，据高华教授的观点正是因为：“丁玲的名气大，加之她迅速进行自我批判，又积极参与斗争王实味。”[47] 其实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丁玲是可以被纠正的，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48]

紧接着就迎来文艺整风的座谈会，5月底毛泽东做完《讲话》结论后，照相时还调侃丁玲说“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49] 如果毛泽东不把丁玲看作可以被纠正的同志，这样的事情恐怕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之后丁玲开始努力改造思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出以后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丁玲下乡，到农民里面生活，写出小说来了，而有人经常说与工农兵结合，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到底结合了没有？”[50]

据高华的说法：“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而在建国初风光了一阵，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甚至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毛泽东也在建国初到颐和园看望过在那儿写作的丁玲，还与她泛舟昆明湖上。”[51]

1952年3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授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金。此时，丁玲参加“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正在苏联访问。此照片摄于发布授奖当日。丁玲将所获5万卢布奖金全部捐赠给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委员会。

这段时间是丁玲的生动情感和革命理性，平衡维持得最好的时候，也是她尝试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关键时期。但很快她骨子里的生动情感又使她的高光时刻迅速泯灭，这还得从她和毛泽东“泛舟昆明湖上”说起。

对于此事，丁玲回忆时说：

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52]

丁玲之所以告周扬的状是因为在具体事情上观点有分歧，比如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有分歧，周扬的态度比较淡漠，导致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华北地区不能及时出版。[53] 这件事对在乎作品的丁玲来说，是会构成伤害的。

周扬（1908—1989），笔名周起应、运宜，湖南益阳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

周扬在解放后文艺界相当长一段时间，属于大权在握，被称为1950年代的“文艺沙皇”。[54] 而且他的权力还是毛泽东直接赋予的，他基本就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留声机”[55]

丁玲在毛泽东面前直接批评周扬，首先是因为她以为周扬的问题只是周扬的问题，没有看清党的领导不是原子化的，是结构化的。她直接批评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实际上不止是间接指向了毛泽东，也是越权了，这是党的基本属性所不能允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她说了周扬之后批评她。

她又犯了在延安时一样的毛病，她的作家式细腻所带来生动情感再次冒犯了革命理性。这种冒犯在她的往后余生中还会继续出现，虽然她还会尝试改造自己，但她本能中的“莎菲女士”似乎在后半生中也总是阴魂不散。

她是叛逆的新女性，革命的大作家，她有着追求更好世界的愿望，她的本能和她的追求却天然蕴含了矛盾。她一生都拉扯在革命的生活和个性的自我之间，挣扎、试探、妥协。她不是新时代的娜拉，更不是旧时代的祥林嫂，她是从边缘向主流徘徊的跋涉者，她是丁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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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1]高华：《革命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2]徐庆全：《革命吞噬它的儿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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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2年版。
[55]高华：《革命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