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说起来,1977年那场高烧比试卷更狠——费霓39℃,方穆扬半夜用湿毛巾给她擦身,嘴里哄她睡觉,心里其实打着算盘:如果这姑娘退了烧还能进考场,那她往后就不是谁家的“方太太”,而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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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琳气晕那天,我刚好在厂门口买豆浆。她攥着“工农兵大学生”的结业证,像攥着一张废纸。她冲我喊:“凭什么她一个千金小姐能翻身?”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费霓翻的不是身,是命。她把高考当成了手术刀,一刀一刀割掉“出身”那块烂肉,疼,但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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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费霓真考上了,放榜那天,她没哭,反而笑了,笑得像个终于敢大口喘气的人。她对方穆扬说:“我现在可以嫁你了。”不是谢他,是通知他。那一刻,我才明白,所谓爱情,不是谁救了谁,而是两个人一起把旧世界踹翻,再在新世界里肩并肩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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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满分、算计、决裂,这些碎片的背后只有一句话:知识能改命,但得先舍得把自己烧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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