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观察｜胡泽平:百年鱼灯“出圈”解锁文化兴村密码

“乡下人的谋生离不开泥土，生产生活方式都得依靠、围绕土地。”费孝通先生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物质根基。此次返乡，在黄山市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那一盏盏游弋的鱼灯中，我看见在这片泥土上不仅生长出果腹的庄稼，还滋养着照亮山乡的鱼灯文化。曾因“避火”而生的汪满田鱼灯，一度沉寂山间，面临失传。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这门古老手艺迎来新生。一方面，它以文化吸引力汇聚客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另一方面，其产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收益，正持续反哺这片古老乡土。从山间一隅到世界舞台，鱼灯不仅是当地的文化名片，更通过数字传播与文化跨界迈向全球，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命力，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一、薪火相传，汪满田鱼灯的历史源流与复兴成效

汪满田鱼灯是当地传承六百余年的传统年俗，起源于明代，承载着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民间信仰与生活祈愿。据传，明代初期汪满田村常遭火灾，村民请风水师破解。欲克火必取水，取水需获神鱼恩准，故村民以竹篾为骨、棉纸为肤，扎制成鱼形彩灯，于元宵节沿溪巡游，祈求以水克火、护佑平安。自此，“嬉鱼”成为汪满田人代代相传的春节仪俗，鱼灯亦从单纯的防火祈愿，逐渐衍生出祈求风调雨顺、宗族兴旺、年年有余的多重寓意。

图1 笔者拍摄的汪满田鱼灯

（一）产业惠民，帮助农户就业增收

近年来，这一民俗活动爆发出强劲的经济活力。2025年，鱼灯表演及文创销售实现收入124.43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200万元。鱼灯工坊内，农闲的村民分工协作、赶制订单，41岁的县级非遗传承人汪华武一年可制作鱼灯约200条，全年订单不断，如今村里已有20余位鱼灯匠人，年制作鱼灯2000余条。村书记汪军华感慨道：“村里老年人多，加之交通不便，外出打工不现实。村里有鱼灯这个活儿挺好，有空就做一下，一个月收入千把块，农闲时还能赚点钱花。”鱼灯产业的发展更惠及大众农户，茶叶、香榧、菊花等土特产随鱼灯知名度提升成为游客抢手货，有省外游客感叹：“如果不是鱼灯，我们也不知道汪满田，更不知道汪满田还有这么好的土特产。”

（二）文旅引流，把人气转化为财气

鱼灯的“出圈”更为汪满田村带来汹涌客流。2024年元宵活动期间，汪满田村接待游客超9000人次；2025年春节，去歙县看鱼灯跻身“十大非遗热门玩法”；成功举办的2025年元宵节大型嬉鱼灯活动，4天吸引游客2万余人，带动旅拍、研学、文创销售等直接收益8.4万元，间接拉动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增收80余万元。2026年农历大年初二，这个不足13平方公里的村落单日涌入上万名游客，鱼灯从村民自娱的习俗，转变为吸引八方来客的文旅名片。

图2 汪满田鱼灯巡游

（三）品牌破圈，提升文化溢出价值

2023年，安徽师范大学编排的《非遗鱼灯》表演亮相《中国诗词大会》，让汪满田鱼灯为亿万观众所知晓；同年，游戏“原神”以鱼灯为主题的短片《鱼灯》上线，单日播放量突破700万。此后数年，鱼灯先后亮相央视等品牌栏目，频频进入大众视野。与此同时，其受邀参加吉隆坡唐人街、西班牙春节庙会等展演活动，以“祈福”“团圆”等情感传递东方美学，让来自中国乡村的鱼灯文化传播于更广阔的世界。

从数据到现实场景，从村落到世界，这盏鱼灯既承载着流量经济的爆发力，也积蓄着产业经济的持久性，既让村集体腰包鼓起来，也让寻常百姓日子好起来。这盏鱼灯究竟是如何“游”出如此广阔天地的？其成功背后的做法值得深入剖析。

二、破茧之路，汪满田鱼灯从民俗活动蜕变为文化IP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乡村地区在社会资本与区位条件方面劣势明显，但在文化与自然资源层面具有独特优势。如何盘活这些资源，并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动力，正是当下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汪满田村，它既非资源禀赋型村庄，亦无区位优势，却凭借一盏鱼灯，游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一）将民俗节点转化为稀缺性文旅产品

汪满田村的鱼灯活动固定于春节等传统节庆日期间举行，这一活动时间节点，改变了汪满田村的旅游客流结构。一方面，鱼灯与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深度绑定，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文化“锚点”。鱼灯活动只有这几天有，“只有汪满田村有”，构成了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独占性。精妙之处在于将散落于乡土日常的民俗仪式，转化为具有强烈稀缺属性的文旅产品，创造出游客必须“定时”到访的消费预期。从消费行为学角度看，这种“错过就要等”的时间约束，恰恰契合了体验经济中稀缺性创造价值的基本原理，将原本分散的潜在客群精准集聚于特定时段，形成可预期的客流高峰。

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节庆期间集聚的客流迅速外溢至住宿、餐饮、交通乃至农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推动乡村形成以节庆为核心的消费生态体系。这种由节庆驱动的消费扩散效应，符合旅游经济学中“乘数效应”的理论预期，即旅游支出通过多环节传导带动相关产业增长。同时，从社会影响看，节庆旅游带来的收入增长提高了村民对鱼灯产业的发展预期，更激发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动力，并促进本地就业岗位与机会的增加，呈现出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提升。

（二）将文化底色转化为原真的体验价值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汪满田村坚持将鱼灯活动的原真性呈现，拒绝将其改造为迎合游客的“商业化”舞台演出。随着旅游者经验日益丰富，真正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是那些依然活在乡土社会中，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活态乡土文化。汪满田鱼灯并非游客而存在，而是村民代代相传的年俗仪轨，是宗族自我表达的方式。游客的到访是“旁观”这种纯真的乡土生活，这种未被干扰的仪式感，让人们得以沉浸于鱼灯活动的场景之中。

从体验逻辑来看，当游客置身于汪满田的鱼灯巡游，他们看到的不是被灯光秀包装的民俗展示，而是老人扎灯时娴熟的手势、孩童提灯时雀跃的神情、全村动员时无需言语的默契。这种原真性正是文旅发展的一种核心驱动力。正如麦坎内尔在舞台真实理论中所指出的，现代游客追寻的正是那些尚未被旅游工业化污染的原生场景，以期在文化中获得精神补偿与情感共鸣。

从产业竞争视角来看，原真性的呈现为汪满田鱼灯构筑了难以效仿的价值体验。在技术层面，鱼灯的制作工艺可以记录、教学甚至模仿，但在文化层面，汪满田鱼灯背后是六百余年的宗族传承，是村民之间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情感联结，是每年春节全村老小共同奔赴的仪式感。这些看不见的部分，恰恰构成了体验的差异性。当游客为鱼灯而来，除被鱼灯的美感打动之外，更多被共情的是灯影之下那个依然存在的乡土社会。这种根植于乡土、沉淀于时间的文化，正是汪满田鱼灯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

（三）将村民参与转化为发展的主体力量

在汪满田村，村委统筹与村民自发动员相互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让村民成为收益主体的内生机制。村中每年推选年轻“鱼头”负责活动组织，延续着“老带新、少当家”的代际传承——老人传授扎灯技艺与仪式规程，确保文化根脉不断，年轻人执行，为传统注入新鲜血液。这种源自宗族社会的自治传统，使鱼灯始终被村民当作自己的事，而非为外人表演的任务。当鱼灯从民俗活动走向文旅市场，这一扎根乡土的组织机制，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村民参与产业分工的基础。村民既是鱼灯的制作人和表演者，也同时成为游客接待、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环节的收益者。如今，村里民宿从无到有发展至多家，每户年均增收数千元。线上小鱼灯销量激增，部分村民的收入已与外出打工持平。在汪满田村，村民真正成为收益的主体，便更自觉地维护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也因村民的珍视而保持活态，非遗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再是需要取舍的矛盾，而是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

三、鉴往知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启示

汪满田鱼灯不仅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生动实践，更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本。其成功并非偶然的流量爆发，而是源于文化、节庆、村民主体三个方面的层层递进与相互支撑。没有文化根基，流量难以持续，没有节庆带动，资源难以转化，没有村民参与，发展难以扎根。汪满田鱼灯的经验，有助于为更多传统村落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与经验启示。

（一）守住文化原生性，把乡土记忆转化为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汪满田村始终坚持文化原生性，未将鱼灯活动改造为脱离生活语境的“商业”表演，而是以活态传承作为发展根基。从历史源流看，鱼灯源自明代村民的“避火”祈愿，是乡土社会应对生存的一种禳灾仪式；从现实运行看，其组织方式至今仍依托宗族结构与村民自治逻辑。正是这种活态传承，使鱼灯保有了稀缺的文化真实感。当这种真实感进入文旅市场，便转化为一种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在当下，游客消费升级的方向正是从看景观转向体验生活，从追逐舞台化的热闹转向寻求未被打扰的“心灵静地”。汪满田鱼灯所提供的，恰恰是这种可沉浸、可共情的原真乡土体验。

乡土文化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在文旅产业市场竞争中的根基。许多乡村在开发初期，急于将传统文化包装升级，以为越精致就越有吸引力，结果却让民俗变成了流水线上的表演，徒留形式而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汪满田鱼灯之所以能形成强烈的感染力与传播力，恰恰在于它始终是村民自己的年俗，所以村民投入、在意，并且守护。当被精心编排的“表演”充斥市场，那份未经雕琢的质朴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汪满田村守住的，不只是一项民俗文化，更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可以触摸的那份从容与本真。

（二）做强节庆流量口，构建高强度集聚与多环节扩散的产业结构

汪满田鱼灯的成功，在于它将一项传统民俗转化为了具有时间稀缺性的文旅产品。汪满田村精准定位，将鱼灯活动打造为节庆期间的超级流量入口，通过节庆期间的高强度客流集聚，撬动住宿、餐饮、交通、农产品销售、文创工坊等多个环节的联动响应。民宿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农家乐应运而生，鱼灯材料包让游客把体验带回家，线上订单在节后持续发酵。节庆不再是孤立的几天热闹，而是贯穿产业链条的“启动键”，实现了从文化引流到产业增收的链式转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节庆驱动型模式从结构上改变了乡村旅游的时间分布，鱼灯通过时间“锚点”的设定，形成了可预期、可组织的客流高峰，为村庄在基础设施准备、产品供给、人员调度等方面提供了清晰的规划空间。这种“节庆引流—多业联动—收益扩散”的模式，为那些拥有文化IP但产业基础薄弱的乡村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进阶路径。与其贪大求全铺摊子，不如先扎扎实实把一个点做透，带动一条链上的共振。具体而言，乡村应当立足其独特的属地文化，确保其本真性的呈现，采用叙事的方式，将其构建成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符号，并将其打造为流量入口，再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实现农文旅融合，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经济动能的可持续转化。

（三）夯实村民主体地位，实现非遗保护与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当前乡村文旅的开发，易陷入“资本下乡、村民旁观”的困局。外来企业带来项目包装、品牌推广与客流引入，短期内确实能够形成热度与收入增长，但在利益分配与决策机制上，村民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与村民的实际收益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一旦市场热度下降或资本撤离，项目往往迅速失去活力。由此可见，乡村文旅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不在于流量规模，而在于主体结构是否稳定。

汪满田鱼灯的火爆并非单一依赖外部资源帮扶，而是扎根于一套让村民真正成为主体的内生机制。从制作环节看，鱼灯扎制、巡游组织、现场秩序维护等关键流程均由村民承担；从收益结构看，鱼灯文创销售、民宿经营、农产品附加销售等收益直接进入村民与村集体账户；从传承机制看，“老带新”的代际接续模式，使年轻人逐步承担组织职责，强化了内部治理能力。正是在这种多层嵌入式参与结构中，村民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产业的经营者，更是收益的分享者。收益的本地化分配，让村民从文旅发展中获得实惠，也更自觉地维护鱼灯的原真性，促使保护与收益两者之间的正向循环。

图3 笔者拍摄村民正在制作鱼灯

因此，乡村文旅开发应将村民主体性置于制度设计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应在组织层面确保村民参与决策与执行，使其在文化传播与活动组织上具备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应在收益分配层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使文化流量能够真实转化为家庭收入与集体积累。只有当村民既拥有话语权，又获得收益，非遗保护才会从被动义务转变为主动行为。

四、结语

汪满田鱼灯的成功并非单点突破，而是形成了“文化原生性—节庆集聚性—村民主体性”三位一体的发展结构，激活了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潜力。对于其他乡村而言，其核心启示不在于复制“鱼灯”这一具体形式，而在于把握其背后的发展逻辑：第一，深挖本土文化根脉，构建不可替代的原真价值；第二，利用时间与空间的稀缺性设计客流结构，形成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第三，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当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的符号，而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增强认同的现实力量时，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便不再停留于口号层面，而是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实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