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国立中央大学系列的第二篇。如果说昨天的“文理双璧”是象牙塔里的思想与星光,那么今天的故事,则是踏进尘土、触摸钢铁、聆听马达轰鸣的岁月——那是中央大学工学院与农学院的“黄金时代”。
在1930-1940年代的南京四牌楼,梧桐树的两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机器轰鸣、机油味弥漫的工学院实习工场;另一边是稻香阵阵、试验田青翠的农学院实验农场。它们看似遥远,却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中国最完整的“工程-农业”教育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条血脉将在1952年流入一个新的名字——南京工学院。今天,让我们一起探寻这段基因密码。
一、工学院奠基:茅以升的“三系蓝图”
中央大学工学院的故事,要从茅以升说起。
1922年,26岁的茅以升应郭秉文校长之邀,出任国立东南大学工科主任。当时工科只有机械工程系一个“独苗”。年轻的茅以升却有着宏大蓝图。次年,他与杨铨(杏佛)、涂羽卿等七位教授联名上书,力陈:“土木系为工科之主干……土木系拟办之建筑营造、道路市政各组,均为国内急需。”
这份报告催生了1923年土木工程系的诞生,紧随其后的是电机工程系。但历史开了个玩笑:1924年,校董会以财政困难为由,决议停办工科。舆论哗然。最终,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与东南大学工科为基础,改组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出任首任校长。直到1927年大学区制改革,河海工科大学等八校并入,学校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次年定名中央大学),工科血脉才真正回归。
到1930年代,中央大学工学院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师资最强的工科重镇。翻开教授名册,星光熠熠:
土木系:卢恩绪、徐芝伦、严恺、沈百先等大师,他们不仅教书,更参与中山陵、钱塘江大桥、导淮工程等国家建设。
机械系:周仁、周惠久等学者带领建立了国内顶尖的实习工场,1935年更与航空委员会合作设立“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高级航空人才。
电机系:陈章教授开创了中国无线电教育先河,1938年国内首个“电讯工程”专业在此诞生。
工学院重理论更重实践。航空工程系师生自行设计装成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模型试验风洞;土木系道路材料实验室为南京市工务局提供测定实验。
一位老校友回忆:“在中央大学工学院,你的手必须是脏的,头脑必须是清晰的。”
二、农学院荣光:从邹秉文到“徒步迁畜”
如果说工学院是“钢铁脊梁”,农学院则是“乡土命脉”。
农学院起点可追溯到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业专修科。首任农科主任邹秉文从康奈尔大学归来,带来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赠地学院模式。他常说:“农科大学必须把脚踩在泥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他的感召下,金善宝(小麦科学奠基人)、冯泽芳(棉花专家)、罗清生(畜牧兽医权威)、邹钟琳(昆虫学家)等顶尖农学家汇聚于此。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试验场,将良种与技术直接送到农民手中。
但农学院最震撼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寒冬。
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大部分师生可乘船溯江而上,但农学院畜牧场的200多头良种牲畜——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怎么办?这些都是教学科研的“国宝”。
技师王酉亭做出了惊人决定:带着牲畜,徒步迁移。
1937年12月5日,南京沦陷前一周,王酉亭和几名职工驱赶着238头牲畜绝境突围。他们用牛背驮着幼畜,开始了近四个月的“长征”。隆冬严寒,粮草短缺,还要躲避敌机与战火。从南京到合肥,从汉口到宜昌,再到重庆。一路上有牲畜倒下,也有新生命诞生。1938年10月抵达重庆时,还剩159头。
这个“徒步迁畜”的壮举,不仅保存了科研资源,更象征了一种精神: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为国家的未来保留希望的火种。
三、西迁岁月:松林坡的“简易黉舍”
1937年10月,工学院与农学院师生落脚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一块从重庆大学借来的土地。
条件极其简陋:竹木结构的“简易黉舍”,教室漏雨,宿舍拥挤。实验设备损毁,图书资料散失。但师生斗志却前所未有地高涨。
工学院在陈章院长带领下迅速恢复了22座实验室。没有精密仪器就自己改造;没有材料就去废墟搜寻。航空工程系学生在防空洞里绘制飞机图纸;土木系师生参与战时公路桥梁勘察设计。
农学院将课堂搬到田间,在重庆周边开辟实验农场。金善宝的小麦育种、冯泽芳的棉花改良在烽火中结出硕果。
危险时刻存在。1939年5月,日机轰炸沙坪坝,工学院多座建筑被毁,学生食堂化为废墟。但师生们“愈炸愈强”:炸坏了就修复;没教室就在树荫下上课。
一位教授在日记中写道:“敌机可以炸毁校舍,但炸不毁求知的意志;可以夺走安宁,但夺不走报国的决心。”
四、基因传承:从“三系”到“六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大学工学院整体独立,与金陵大学电机系、化工系等合并,在原址成立了南京工学院。
血脉在新的名字下继续流淌:
土木系 → 五系(土木工程系)
机械系 → 二系(机械工程系)
电机系 → 四系(电信工程系)
建筑系 → 一系(建筑系)
农学院则“开枝散叶”:独立为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农业工程系后发展为江苏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个“数字系”的密码——一系建筑、二系机械、三系动力、四系无线电、五系土木、六系电子——并非凭空而生,它的源头正是中央大学工学院时期形成的学科格局。
1955年南京工学院首届毕业生徐德淦教授回忆:“当时南京工学院系也不是很多,只有7个系……一系是建筑系,二系机械系,三系动力系……四系是无线电系,五系土木系,六系电子系……”
数字背后,是学科的延续,更是精神的传承。
结语:血脉从未断裂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四牌楼校区那些高大的梧桐树。它们见过茅以升赶往工场的脚步,听过邹秉文在试验田边的讲解,见证过西迁前夕的不舍,也目送过1952年各奔东西的背影。
中央大学工学院与农学院的基因,并未因校名更迭而断裂。它像一颗种子,在南京工学院的土壤里重新生长,最终在东南大学的大树下开枝散叶。
今天,当我们在九龙湖校区看到机器人实验室,在丁家桥听到医学工程研讨,在无锡见证微纳制造突破……其实都能追溯到那个烽火年代,在松林坡的简易教室里,一群师生对“工程救国”“农业兴邦”的朴素信仰。
历史从不只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密码。每一次技术革新,每一个学科突破,都是对前辈的回应——告诉他们,当年的坚守,没有被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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