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春：龙口毡帽

故乡的物产，总让人留恋，最最让人回味的还属那毡帽。几个朝代后的今天，还有人零零星星地在做，从而被录入山东淄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毡帽制作是淄川区龙泉镇龙口村的古老传统产品。始于明代，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最为盛行的是从19世纪40年代起，龙口村的毡帽远近闻名，迄今不衰。

据明嘉靖《淄川县志》涌泉寺的记载：龙口北大寺，寺内有大殿三间，殿前东房塑有关圣帝君，西房塑帽匠祖师崔云端。每年六月初六制帽工人便聚集在庙前烧香拜佛，并唱戏三天，以求该业兴旺发达。

《中国实业志》记载："淄川龙泉镇之毡帽，在山东手工业上颇有地位。在民国二十三年以前销场甚旺，嗣后受时局影响，销数大减，价格即跌，存积又多，龙泉毡帽业一蹶不振矣。该地毡帽业，现存者仅有二家，一为义兴厚帽庄，一为洪增帽庄。义兴厚创于民国六年，系合资组织，资本五千元，职员七名，工人四十人，职员月薪总数七十元，工资总数每月二百四十元。工人尽系本地招雇，所用原料羊绒五千斤，产于本地及邻近各县，每斤约为五角，每年出产大帽一万顶，每顶五角，小帽六千顶，每顶二角五分，生产总值六千五百元，销于江浙两省及本地。洪增帽庄，开办于民国二十年，亦为合资组织，资本三千元，职员五名，工人二十五人，职员月薪总数五十元，工资总数每月一百五十元，每年需用羊绒三千斤，产大帽七千顶，产品总值四千二百五十元”。此为有关资料显示。

抗战期间，龙泉毡帽业曾经一度萧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龙口毡帽进行扶持，恢复生产，使该业复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因朝鲜的气候严寒，政府从龙口村选拔制毡工匠七十余人，派到济南军区制作毡和毡帽，直到战争三年后胜利了，这些工匠才光荣返乡。

龙口毡帽有单片和双片之分，主要原料是春天的山羊绒，也可掺用少量的羊毛。原料产于本地和邻近各县，每顶毡帽要经过大小二十多道工序。其制作的毡帽具有防风，御寒，保暖，祛湿，顶戴舒适等特点，深受我国江南广大群众，尤其为船夫和艄公等从事水上作业人员的喜爱。远销上海，宁波，温州和绍兴等地。后来这些民间工匠将毡的运用进一步扩大，制作出床毡，毡靴等生活用品。

记得小时候，家里做了张新床，父亲刚开了工资，母亲就去龙口订做了新毡，我去毡帽场扛回好沉的床毡。花费四十元，父亲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1979年结婚那年，妻子娘家陪送了一床新毡，结婚前一天，搬圆房时由力气大的二哥来扛。扛到家后，有大辈哥嫂，将之与大红的喜被同时铺在了二米四长的棕子大床上。每到春节前，抽个好天气，将毛毡晾晒，用磨棍敲打一番，然后重新铺上。这结婚时睡过的床毡，现仍完好地铺在那张罗汉床上。难怪有人说，龙口的毛毡——铺一辈子。

近期，整理非遗“玉石街锣鼓”资料，得知龙口的毡帽有影响力和知名度。毡帽产业的盛行，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挖掘调查，龙口义兴厚帽庄、昇恒东帽庄的产品大都销往南方，尤其是在江、浙、沪一带，更是大有名气。因生意兴隆，前来学习制作毡帽的络绎不绝。帽庄老板同时也把南方一带的锣鼓艺术引进到龙口村。加之这里的煤炭、陶瓷、砂锅等商品丰富，逐步发展扩大，商家云集，历史以来就是淄川县的商贸重镇，堪称北方的小苏州。

听岁数大的二嫂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南方一帮青年来龙口村学习毡帽制作技术，毡帽制作好后晾干，得去涌泉寺下的河里，用河水清洗。这涌泉寺坐落龙口村西，人们惯叫西寺。南方人与咱北方人相反，洗毡帽时，女人敞怀露胸，几个男的却扣把严领。这帮女的竟说，我们就来了他几个，俺们得好好保护他。咱这里的人听了却感觉好笑。二嫂说，那时俺们队里的姊妹们，经常结伴到西寺的河边去看景致。

如今的龙口毡帽，已伴随着历史的年轮，辗转流散地像飘来的一颗流星，而对故乡丰厚的物产，却仍然厚重与坚实，让人懵懂且产生美好的遐想，永久的记忆。

作者简介：刘永春，淄川龙泉镇圈子村人。1975年12月参加工作，大专，中共党员。原山东淄陶党委宣传科科长，政工师职称。从事党的宣传工作30余年，先后在新闻单位发表各类稿件3000余篇。在龙泉镇华龙社区任两届党总支委员。系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