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地’常州，我曾身如电击”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阿来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记者：您在后记中写到，您2024年来南京参会、会后奔赴常州，于是有了这本和常州颇有渊源的作品。何种因缘际会,促成《东坡在人间》的诞生？

阿来：常州方面了解到我早想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于是两年前通过毕飞宇主席邀我实地看看，我亦对东坡终老之地向往已久，欣然应允，决定重走苏东坡遇赦北归之路。2024年4月至7月，我踏上昌江、儋州、澄迈、徐闻、雷州、惠州、龙川、韶关、赣州、吉安、南昌……

冥冥之中若有天意：我和东坡都是四川人，他故乡眉州（今眉山）距离我居住的成都仅几十公里，我踏上寻访之旅的年纪也和他北归时一样，都是66岁。人到了这把年纪，历经顺逆宠辱，回首往事难免苍凉，但更多是通透、平和。

关于东坡的著作汗牛充栋，我更聚焦苏东坡作为政治家的身份，避免太多个人的附会，还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东坡。他是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但首先是政治家，被激烈地卷入新旧党争，在中央和地方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做过皇帝跟前的侍讲，兵部、礼部的尚书，还当过七八个地方的知州。他始终关心民瘼、为政以德，20多岁时第一次做官，在凤翔府判官任上，就曾上书韩琦纠正苛政，请求视水情来决定老百姓运输木材到京师的时间。他贬谪黄州时遭遇瘟疫，得到奇人巢谷的保命药方，他被要求“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但东坡还是违背了誓言，把药方传入民间。他任杭州知州时捐出五十两黄金，建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民助医院“安乐坊”。被贬惠州时他依然为民请命，直陈“谷贱伤农”的时弊……

苏东坡是和杜甫比肩而立的儒家士大夫的典范。文学于他而言，客观地说只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他20多岁才开始文学创作，却在不到20岁时带着50篇策论进京赶考，凭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扬名天下。被他视为毕生学术的是《易》《书传》《论语说》，他北归尚未抵达常州时，就把此三书托付给友人钱济明，那是比性命更重的嘱托。我觉得最贴近真实苏东坡的，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位践行“仁者，人也”的、“在人间”的苏东坡。

记者：纸上得来终觉浅，实地重走东坡北归之路，有哪些特别的际遇和感受？

阿来：我没想过收获什么际遇，主要是想寻找一种真切的感觉。我一路上带着苏东坡的书（带不带其实无所谓，很多已经烂熟于心）走向山川大河，揣想他当年的心境，以前觉得有点隔膜生疏、不能完全进入的诗词文章，一下子有了共鸣共情。

我从海南儋州渡过海峡北上，才发现海峡那么深那么广。想起东坡的名篇《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欣慰于他的“苦雨终风也解晴”，也琢磨他的“空余鲁叟乘桴意”。“鲁叟乘桴”化典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个“空余”，却表明东坡还是要从海上蛮荒回到中央之国的文明中去。渡海后我抵达广东雷州，东坡当年和同样获赦的秦观在此重逢，然后“啸咏而别”。我专门走了东坡当年走过的古驿道，到处是木棉树、榕树、桉树，水塘上张开着巨大的芋叶，我在岩面上来来回回，又用手去探深深的车辙。

老百姓多么热爱苏东坡啊。东坡诗词大多随写随扔，因为写得好，老百姓要抄，那时候印刷术已很发达，东坡诗词于是传扬四海。我越过大庾岭到福建南安时很触动，南安老城中有“苏步坊”，身处喧阗新城和亿万级新兴产业之中，却葆有一方古意幽静。这过岭的贬谪之路走过韩愈、张说、寇准、汤显祖，老百姓偏偏最记得苏东坡，他活在最真实最广大的人间。他抵达人生终点站常州时，“坐舱中，千万人随瞻风采”！

记者：苏东坡为何选择终老常州？走进心中“圣地”，您感受如何？

阿来：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江南和四川盆地的相似之处。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可见当时四川的经济文化已很发达，两宋仅眉州就出了大概90名进士。东坡到了常州后，觉得这里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物产丰饶，看到阳羡（今宜兴，当时属常州）的丁蜀山，觉得颇像老家的小山。常州更有蜀中不具备的优势，也就是更靠近政治中心，毗邻大运河这条“高速公路”，快的话十余天即可抵达汴梁。

其实选择终老常州之前，东坡还考察过金陵和京口。王安石邀他置业金陵，金山寺的高僧陪他到京口蒜山看田，他都不甚中意，直到在仪真遇到两位常州朋友，向他夸说家乡风物之美。顺着东坡的足迹，我第一次走进心中的“圣地”常州，到他病故的藤花旧馆，想起其临终遗言和苏辙写的墓志铭，身如电击，热泪盈眶，又回流化作微笑。东坡一生，何其宽广丰盛，绚烂如天上银河。

令我感念的还有常州方面的拳拳之语——“不是要您宣传常州，而是我们都爱苏东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