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又拍了一个新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作者：Claire Valentine McCartney/ Emily Burack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W Magazine/Town&Country

（2026年2月13日）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对埃米莉·勃朗特有一个看法。这位导演兼编剧对《W》杂志说：「她在道德上极其激进——几乎可以说是彻底不讲道德。她完全拒绝作出评判，而这一点至今仍让人很不安，尤其是涉及女性角色时。」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

《呼啸山庄》出版将近两百年后，小说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定论：它到底是一段有毒的爱情故事，还是一段超越凡俗的浪漫佳话？是一部女权主义文本，还是一场哥特式噩梦？芬内尔说，正因为没有共识，才既是它的要义，也是它的乐趣所在。「《呼啸山庄》是读书会上的终极之书，」她说，「因为大家可以为它争个没完没了。所以我总是觉得这书没有标准答案，大家爱怎么解读怎么解读；我也不想做裁判，你自己判断。」

芬内尔十四岁时第一次读了《呼啸山庄》——埃米莉·勃朗特的第一部、也是毕生唯一一部小说——埃米莉于1847年以男性化名「埃利斯·贝尔」出版。我当时想，哦，原来文学还可以写到这种程度。你可以写出一些既让人不安、又性感、还像噩梦一样的东西，」芬内尔说，「它一下子就把我牢牢攫住了。」

《呼啸山庄》（2026）

事实证明，这种「攫住」从未真正松开过。就像勃朗特三姐妹本人那样——她们曾在约克郡的牧师住宅里，在四壁之间编织出复杂而宏大的故事——芬内尔从童年起就一直在脑海里搭建世界、编造宇宙。她对《呼啸山庄》的构想，只是其中一个幻想在银幕上的显影。「我认识的很多女性作家都会这样，」她说，「我创作的东西，都来自我所生活里的那些想象世界。」

芬内尔版《呼啸山庄》绝对不是对原著忠实的文学「直译」；和大多数改编一样，它干脆删掉了小说的第三幕，并为了她那种梦幻般的视觉构想，剔除了原著中大量铺陈开来的、跨越多代的宏大叙事。它的到来，晚于威廉·惠勒执导、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1939年史诗版本，以及安德里亚·阿诺德那部被凌厉寒风吹刷般的2011年版本——在众多改编电影中，这两部都曾巩固了这部小说在电影史上的地位。

按芬内尔一贯的风格，这部片拒绝迎合时代剧的套路——甚至可以说拒绝迎合任何类型片的成规：配乐是查莉·XCX那种脉动感十足的声音；主演的服装由杰奎琳·杜兰操刀，华丽浓艳，同时加入了当代的点缀。

有一场戏里，玛格特·罗比饰演的凯瑟琳·恩肖，身穿维多利亚式长裙，却戴着一副小巧的橙色镜框太阳镜；另一场戏里，雅各布·艾洛蒂饰演的「万人迷」希思克利夫从欧洲大陆旅行归来，耳朵上挂着金耳环，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

尽管这部电影在视觉与气质上都显得近乎野性十足——撕扯紧身胸衣的情欲戏码，与超现实的点缀（比如瓜那么大的草莓、以及被做成仿佛罗比皮肤质感的墙纸）迎面相撞——但它的很多部分却是用最传统、最「老派」的方式搭建出来的：在模拟摄影棚里拍摄，由美术指导苏茜·戴维斯精心搭建出一丝不苟的布景。就像《前程似锦的女孩》和《萨特本》一样，芬内尔的《呼啸山庄》毫不收敛、毫无「歉意」；也像勃朗特的原著本身一样，它注定会引发两极分化的反应。

问：《呼啸山庄》已经被改编过很多次。你希望你的版本中表达哪些之前没有说过的内容？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之前所有的改编都很精彩。这也正是为什么片名要用引号括起来。我知道这本书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私人、非常有感情，所以我想尽可能早地传达：我的作品只能是一种尝试——试着从书里截取极小的一部分，并让它变得可理解。

那本书太宏大了。它跨越好几代人。它自身就充满矛盾。你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去读，它呈现出来的样子都会变。这感觉就像在看一部莎士比亚的戏，或是弥尔顿的史诗诗篇。我能做的，只能是把我自己的阅读体验带进去，尽力把它「翻译」出来。

问：电影里的一切都很有「触感」，从布景到服装都是如此。你的灵感主要来自哪里？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一切的起点，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年轻女孩，其实并不真正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或乔治时代到底「是什么样」。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是拿到这段文本的外星人，要怎么重建这个世界？如果说哥特的关键在于「拟人谬误」（把自然景象当作情感的映射），那它就不能只体现在天气上：它还必须体现在食物、服装上。这种意识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女性化」——承认衣服怎么穿、穿什么、头发怎么梳，会对你的情绪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外，还有那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迷恋：压花、动物标本制作、以及「发艺」（用头发制作饰品或工艺品）。《呼啸山庄》里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毛发」覆盖着。在呼啸山庄，你会看到那种山羊皮的毯子，带着一种近乎阴毛般的质感，又恶心又可怖，墙上还挂着晾干的皮；可到了画眉田庄，几乎所有东西的「背面」又都是毛——椅子的底部、楼梯的下侧，都毛茸茸的。它就是现实、超现实、怪诞与原始之间的那种拉扯与张力。

问：我们正经历一个文化上的「哥特时刻」。你觉得为什么《呼啸山庄》会在当下会引起共鸣？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我觉得我们多少都在伸手去寻找一点连接感。哥特是潜意识层面的，它直击身体与感官；而我们都在渴望一种能在肉体上真实「感觉到」的体验。《弗兰肯斯坦》最妙的地方——甚至包括《如果有腿，我会踢你》（对我来说，它是近年哥特作品谱系里最鲜活、最精彩的贡献之作）——就在于：它带来的感受，和你对它的理解同样重要。

问：这部电影被宣传为「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但关于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究竟是灵魂伴侣还是纯粹的虐恋，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你站哪一边？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你没法把一本本来就不说教的书，拍成一部说教的电影。你能做的，只能是尽量贴近地呈现它带给你的感受。也许我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在印证这一点：围绕某件事的分歧、或者说无法达成共识，本身就是合理且重要的。因此，真要我来评判这段爱情的本质，我大概是最派不上用场的那个人。

问：你觉得《呼啸山庄》算是一部女权主义文本吗？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算啊——天哪。当然算。我甚至觉得，任何出自女性之手、能够抵达「超越性」的艺术作品，几乎不可能不带有女权主义的维度。我很喜欢勃朗特三姐妹，但我尤其迷恋埃米莉。她创作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而且直到今天依然令人不安。她的姐姐们也写出了带有令人困扰的哥特元素的作品，但《呼啸山庄》更具「瓦解性」——它会把你原本稳定的认知搅乱、掀翻。而一旦你创造出一种具有瓦解力的作品，它就会超越时间。

在我看来，埃米莉·勃朗特和宝拉·雷戈或凯特·布什属于同一个世界——都有那种创作出「和任何别人的作品没有一丁点儿共同之处」的人。

问：影片的情感核心建立在玛格特·罗比和雅各布·艾洛蒂之间的化学反应上。看着他们之间逐渐形成默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我可以花上一整天聊玛格特和雅各布——其实也可以聊他们所有人：艾莉森·奥利弗、周洪、沙扎德·拉蒂夫，还有马丁·克鲁勒斯——因为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一直处在高度审视之下，但他们仍愿意跟我一起做这种既难以预料、又复杂难解的作品。我很喜欢和那些愿意来冒险的人合作：敢去尝试一些疯狂的、离经叛道的、甚至可能显得糟糕或可怕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找到某种真正特别之物。

问：你的导演名声早已在前。拍这部片时，你是想颠覆外界期待，还是满足外界期待？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对我来说，始终最重要的是努力做出一种作品，尽可能贴近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的东西。回看我敬佩的那些电影作者，他们往往是在一种歌剧式的层级上运作——情绪浓烈、表达夸张而宏大。我喜欢那种每次重看都能发现新东西的电影。我也喜欢以一种极其、极其缜密的方式工作——细到一种近乎偏执的程度，甚至有点「精神错乱」般的细。

问：你最想确保电影里一定要保留原著里的哪些关键元素？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这部小说具有那种独一无二、颠覆性的气质。书里有太多东西都复杂得不可思议。直到今天，大家仍在争论它到底算不算爱情故事；我个人认为它当然是，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爱情。我特别想确保，这部电影在情感上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原著的「同胞兄弟」——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直击感官的、让人有点不适的、黏腻的、复杂纠结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非常想尽可能保留勃朗特的对话，因为她的对白实在太精妙了。这本书里那些爱的宣言，简直美得超越尘世。所以，尽管这部电影算是一种对「这本书带给了我怎样感受」的改编，因此也相当私人化，但我还是特别希望：只要可能，我就不要偏离勃朗特原本写下的话。

问：你在改编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首先，因为我太爱这本书了，也因为我明白它有多么宏大、多么独特、多么私人化，我必须学会接受——把它改编成电影，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刻阅读原著的那种体验。因此，我只能回到我自己，回到我的个人阅读经验。

这部电影关乎的，是搭建一个精神世界：那是某一个读者、某一个女孩在阅读这本书时形成的解读与想象——其中带着某种「愿望满足」，有些事是我希望它会发生、但也许原著并没有发生的；也有某种程度的宽宥被给予了，而在某些地方又被收回了。

我希望它是一部在某种意义上「跪拜在埃米莉·勃朗特圣坛前」的电影，但同时，它也承认了一件事：当你以非常私人的感受来接触一个人的作品，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问：这是你第一部时代剧。拍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你特别想避开的「时代剧套路」的个人雷点？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哦，这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别忘了《萨特本》其实也是一部时代剧——我当时还得挺严格地提醒自己这一点。但对我来说，关键在于：我很喜欢「建构世界」。我喜欢营造氛围，也喜欢用一种带点表现主义、由情绪牵引的方式来工作。我们对很多事物的样子、质感和气息，其实都有非常固定的想象。

我想把它拉回到一个更原初的问题上：我14岁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它给人的感觉如何？它尝起来是什么味道？闻起来是什么气味？既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在拍电影，观众也会带着一定程度「愿意相信」的感觉，暂时搁置怀疑，那么这个「非常女性的哥特世界」应该长什么样？我从这里开始构建出了《呼啸山庄》的轮廓。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时代剧，我是铁粉——无论是安德里亚·阿诺德那部很美的《呼啸山庄》，还是索菲亚·科波拉的《绝代艳后》，又或者是电视剧《叶卡捷琳娜大帝》。我觉得如今做改编已经没有什么硬性规则了。大家越是玩得起来、越是敢于游戏，反而越好。

问：你给玛格特·罗比和雅各布·艾洛蒂做了哪些表演指导，来帮助他们进入角色？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勃朗特的厉害之处在于，她在道德上「拒绝评判」。她完全不愿意站队、不愿意表态。这也让她和同时代的作家格格不入，使这本书显得非常「越界」、非常冒犯常规。所以在指导雅各布和玛格特时，重点就是：在那些负面的东西里，找到让人兴奋、让人着迷的部分。

对凯茜来说，是要把她的反复无常演得迷人，把她的残酷演得既有吸引力又带着感官性——让你明知道不对，却仍然被她牵着走。至于希思克利夫，则要始终记住：除了她，从来没有人爱过他——当一个人生命里只有一盏灯，那会把他变成什么样？当那盏灯熄灭、离开了，又会发生什么？不管他遭遇了什么、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总会感受到他身上那条残酷的真相。

问：你觉得为什么几百年来读者会反复爱上希思克利夫这个角色？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任何伟大的浪漫关系都有两个部分——永远是两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那样，情感关系必须平衡。凯茜和希思克利夫两个人都像易燃物一样，一点就炸。我们聊过很多伯顿和泰勒——那种「超大号自我」的组合：既极具吸引力，又同样强烈地互相排斥、互相吸引，人们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反应，因为打动人的不只是书里的某一个角色，而是他们俩作为一个组合。

这种组合既致命，又让人无法抗拒。所以谈希思克利夫就不可能不谈凯茜，谈凯茜也不可能不谈希思克利夫。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对吧？那句「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他……我爱他不是因为他长得多漂亮，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无论灵魂是什么做的，他和我的灵魂都属于同一种材质。」我想人们觉得感到着迷的，正是这种想象：你能找到一个人，能够接纳你所有可怕的部分，甚至自我厌恶感以及觉得讨厌的部分，而那个人仍然爱你。这不就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寻找吗？

问：小说的叙述者是女仆内莉，但在你的电影里，她成了另一个角色——说实话我有点把她当成反派来看。你能谈谈从小说到银幕，内莉这个角色是怎么变化的吗？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内莉这个人物的问题在于，和所有「无辜旁观者型」的叙述者一样，她从来没有看上去那么无辜。回看我喜欢的那些小说，你会发现那个「误入这个世界」的叙述者——无论是福特·麦多克斯的《好兵：一个激情故事》，还是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又或者莱斯利·珀斯·哈特利的《送信人》——这些人其实都会对叙事产生巨大的影响。内莉也是如此。

学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就叫《内莉·迪恩才是〈呼啸山庄〉真正的反派》。但我个人并不认同。我不觉得这本书里存在真正的英雄或反派——这正是哥特的要义所在。我一直认为，内莉首先是一个「人」：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她拥有的权力极其有限，能够左右自己人生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而事实是：我和周洪——她真的太厉害了——聊到最后我总会回到一个问题：「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做？」凯茜和希思克利夫的结局是注定的，这一点非常清楚。内莉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在非常糟糕的处境里活着。她所做的，其实只是「姐姐式」的选择——那个更理智、更懂事、也更明白事理的人做出的选择。

她不是反派。她是一个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女人，尽自己所能让所有人的生活更容易、更好。随着电影推进，把这一点讲清楚非常重要——讲清楚我们和姐妹之间那种复杂的爱恨关系。片中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类似的东西：两股相反的力量在拉扯，一股自私，另一股关乎人性，体恤他人，而这两种冲动之间始终在不断争斗。

问：如果让你再改编一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你会选哪一部？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天哪，那肯定是安妮·勃朗特的《女房客》。绝对是它。我立马就想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