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明：北京古城的沉默守护者——我的祖父林是镇

图1：林是镇在日本留学的中学毕业照

文| 林明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的概念，起初是由我国著名建筑学者梁思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而对北京中轴线的早期保护（从民国初期至新中国初期）是由包括我祖父林是镇在内的近现代建筑界前辈实施的。中轴线起始于北京城南端的永定门，经过前门、天安门、故宫、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景山、终止于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但是，惜已消失的北京古城墙与城楼也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陪衬，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红花与绿叶，这些古建筑群都留下了祖父的无数足迹。祖父对北京的古建筑、道路和水系的情况十分熟悉，又具有现代建筑技术与城市规划概念，而且精通于各项市政建设和古建维护的预算，从民国到新中国初期，北京古建筑维护的预算与实施方案都经由祖父审核才付诸实施，像祖父这种全面型技术专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难以被替代的。

我的祖父林是镇（1892-1962），字志可，福建长乐人。我的高祖父林天龄（1830-1878）为咸丰十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曾任同治帝的老师。我的曾祖父林开謩（1863-1937）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河南学政、江西提学使、徐州兵备道等职，辛亥革命后隐居不出。

由于我的曾祖父常年在外做官，奔波于各地，童年的祖父曾被留在福州生活多年。在这段时间内，恰逢祖父的姨父、晚清名臣陈宝琛因中法战争失利，被贬官回乡25年，在此期间对发展福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他也十分重视对晚辈的教育，在他的教诲下，祖父打下了较深厚的文化底蕴。陈宝琛晚年在北京灵境胡同居住，曾经为祖父写了一首七律诗：“成行儿女半齐肩，记汝江村枣栗年，世事真如风掠眼，尔翁今亦雪盈颠，漫从时辈称强仕，常侍庭前喜象贤，更为断章颂棠棣，外家此景旧同廛”，在诗中发出了对祖父在福州童年生活的感慨。

1902年，我的曾祖父随清政府考察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亲身感受西方近代教育的强烈冲击。1905年，清政府废除已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也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1908年祖父东渡日本，先在东京成城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学习，其间曾奉命回国成婚。我的祖母陈昌蕙（1895-1950），贵州贵阳人，生父陈夔麟（1855-1928），曾任湖北按察使和广东布政使，嗣父陈夔龙（1857-1948）曾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是李鸿章的红人，但祖母出嫁到林家后，这种过继关系就名存实亡了。

1917年已是民国六年，祖父学成回国，很快就在北京找到工作，自1918年起在京都市政公所任职。京都市政公所是1914年由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1872-1964）提议下，由总统袁世凯批准成立的政府机构，职责是对昔日帝都进行市政管理和建设，包括道路河渠修建、公共工程建设、城市规划、民间建筑工程管理与审批、市属产业管理经营、以及城市交通、卫生、救济等事务，同时还负责制订一系列城市建设和管理法规，以上措施标志着北京开始进入城市现代化改造与管理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京都市政公所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其中突出的政绩有正阳门（俗称“前门”）的瓮城改造，开辟南、北长街、南、北池子大街，新华街等新式道路等。

祖父回国以后，立即投入北京都市建设工程项目，先后担任技术员、技师。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又是民国早期归国的留学生，被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办朱启钤所关注和赏识，1921年5月祖父升任设计科主任，1924年4月至1928年9月补任技士（相当于工程师）。从1918年4月到1927年7月，又曾在农商部兼任技正。

祖父在京都市政公所十年间曾亲自参加哪些市政工程，因年代久远，目前难以完全了解，但据我父亲讲过，祖父曾和家人谈到正阳门地区的改造工程。当时正阳门前是旧式石板路，祖父参与了将这条道路改造为沥青路的工程，这是北京最早的现代化城市道路。29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还是小学生时，有一天我们全家人在正阳门一带游玩，我父亲在正阳门城楼下指着前门大街对我说：“这条路是你爷爷修的。”短短一句话就给我留下深刻记忆。据说当年对前门大街进行改造时，祖父还主张对正阳门地区的老旧建筑要尽可能保留原貌，体现了西方的先进城市建设理念。由于祖父回国以后业务表现突出，1928年升至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

1928年8月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被正式命名为“北平特别行政市”，通称“北平”，原京都市政公所被改组为北平特别市政府，下辖若干局，如社会局、公安局、财政局、工务局、卫生局等职能机构，分管各项市政工作，提高了市政管理效率。同时各部门人员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不少高层技术官员具有国外留学背景，掌握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市政府下属各局均聘有技正（高级工程师）和技士（工程师），这种重视知识和业务技术的大环境，客观上有利于祖父的进一步发展。

自1928年9月起，祖父担任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技正，主持办理工程设计事项。11月调任第三科科长，此后又兼任第二科科长（北平工务局初建时下辖四科，其中第二、三科为技术业务部门），全面负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管理，以及市政工程的实施。12月兼任市政府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设计委员，参与中山纪念堂的建设。当年9月市政府改组，祖父仍任工务局技正。1930年，北平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存名胜古迹的规则，使古建筑保护工作有法可依，祖父及时调整市政建设思路，在尽量保护古建原貌的原则下进行北京的市政建设，同时对各项工作的质量严格把关。1930年9月，市政府改组后，祖父继续兼任工务局二科及三科科长。1931年4月市政府再次改组，他仍以技正职责兼任第三科科长，5月兼任市政购料办委员会审核员，对全市的建材数量和质量严格把关，1934年7月任改组后的第二科科长，兼第一科科长。1934年10月，工务局改组，调任第一科科长。1935年2月公务员登记合格，荐任公务员四级。从1931年9月起，祖父兼任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讲师，主讲建筑史。1933年9月，祖父参加了朱启钤于1930年2月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它的实际事务由梁思成（1901-1972）和刘敦祯(1897-1968)负责。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代建筑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的搜集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祖父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以后，就开始走上注重研究和维护北京古代建筑的道路。 从祖父当时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尽管那一时期国内时局动荡，日军对华北地区虎视耽眈，市政府频繁改组，影响到工务局的行政变动，祖父的职务也有一些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技术业务范围。他对于具体的市政或古建工程，无论是在建筑技术业务还是工程预算审核方面，都做到了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我的叔父讲过，祖父对市政工程所需施工用料数量及报表，判断得十分精准，据说他在现场看到建筑用料，瞥一眼就能知道用料数量是否适当。

图2：林是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照片

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北京的市政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阶段，担负城市基础建设的北平工务局持续开展了道路建设、河渠和排水系统治理工作，尽管经费有限，仍然取得了可观成绩。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交替期，祖父曾参与北京市郊的河道疏通工程和城市地下水道的管理。例如，作为西郊“三山五园”主要水源的玉泉山水系，由于连年战乱，管理不善，致使水道淤塞，设施失修，致使颐和园、护城河和城内三海等多处出现干涸现象，市政府下令由工务局负责勘察水道、闸门和涵洞状况，制订清淤规划。1929年4月，祖父与一行官员奉命前往玉泉山和颐和园一带调查玉泉水系的淤塞疏浚情况，并制订了详细的施工计划。1930年5月，祖父和市政府参事共同上书北平市市长，就修建和筹款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市政府遂将水系管理权收归工务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治水过程中的各方利益矛盾，这次疏浚工程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水利建设、京郊湖泊和河道治理提供了一定经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祖父还多次主持或参与北京主要道路与沟渠水系的修整、城内外地图的绘制、水平石标设置等市政工程。祖父曾经对北京的河道与地下水系状况做过详细调查，十分了解对北京城内地面和地下水系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著名建筑专家林徽因（1904-1955）曾经说过，要了解北京城的地下水系情况，还得请教林是镇老先生。

北平工务局对北京的土地使用有着管辖权，包括房屋用地、工农业用地和墓地等类型土地均须由工务局审批。1930年，北平市政府首次颁布创办社会性公墓的文件，在玉泉山附近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墓地，即著名的万安公墓。墓地创建人王荣光（1876-1937）原为建筑师，后来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因是建筑业同行，在办理业务时与祖父熟识，祖父积极支持万安公墓的建设，参与了审批过程，并且为解决公墓的集资问题，特意为福建原籍、定居北京的林氏家族购买了两块墓地。这一往事，是有一年我父亲带领家人去给祖父母扫墓时讲到的，还带我们找到了王荣光的墓地。至今我们林家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和叔父等近二十位长辈均安眠于万安公墓。

1935年1月，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下称“文整会”），它是专门从事北京古建筑修缮保护及调查研究的政府机构，该机构以原北平工务局第三科为基础改组而成，中国营造学社也参与其中。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袁良（1882-1952），积极开展北京市政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成为那个动荡时期颇有成绩的市长。当年2月，祖父奉命调任“文整会”实施事务处的技正，实际办理北平文物整理修缮工程（该处处长由市长袁良兼任）。1936年5月，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名称开端的地名“北平”被改为“旧都”，隶属于南京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表明南京中央政府对北京古建筑维护工作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从“文整会”成立以后，祖父的足迹遍及北京城内外重要古建筑文物，亲自视察了明长陵、颐和园、碧云寺、妙应寺、大高殿、天坛、内城牌楼等十多处重要古建筑。尽管当时市政府拨款杯水车薪，祖父仍根据预算情况，精打细算，严格审批各个古建工程的施工计划，尽可能优先修复那些亟待抢救的最重要古建筑，使它们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对早已残破不堪、杂草丛生的明长陵祾恩殿，经过全面调查和工程设计，祖父决策优先保存和维修其主要构架部分，对次要的细节部分则暂时忽略，缓后解决，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修复打下了一定基础。

图3：20世纪30年代的明长陵（取自网络）

在整修古建筑的过程中，祖父发现旧建筑瓦顶下面的泥背分量很重，且易生草，便改用焦渣背，收到了很好效果，这一方法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仍在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5月，由“文整会”主持的天坛修缮工程正式开工，经过招标，“文整会”委托著名的基泰工程司承担这一工程项目，负责实施工程的是著名的总建筑师杨廷宝（1901-1982），天津工商学院教授、建筑师张镈（1911-1999）也跟随杨廷宝参与此项目。祖父以“文整会”技正的身份监督指导该工程，严格控制着材料预算、人工费用的数量和价格。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文整会”还特邀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著名古建专家担任顾问。祖父多次陪同各位顾问视察工地，并留下几张珍贵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祖父与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在祈年殿檐顶的手脚架上的合影，留下了工地现场的最生动回忆。在照片上林徽因坐于祖父的右侧，显得十分开心，她说自己是第一个登上天坛祈年殿顶上的女人，近年来这张经典照片见于有关北京建筑史展览和书籍中。1936年10月，举世瞻目的天坛修缮工程以及其他古建工程完工，由祖父负责验收。在修缮工程后期，由于祖父在北京市政建设和古建保护的突出表现，公务员登记荐任第二级，随后被调任为北平建设局局长（一说为都市计划局），在新任上仍继续督导由“文整会”主持的天坛修缮工程收尾工作。

图4：1935年在天坛祈年殿顶上合影

（左一林徽因、左二梁思成、左三林是镇、左四杨廷宝，图片取自《旧京图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于7月底沦陷。1938年4月，伪“建设总署都市局”成立，该局以原国民政府“文整会”的实施事务处为基础，未南迁的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也加入该机构。面对当时的险恶局势，祖父深知北京古城是搬不走的文物，希望尽力保护北京古城，使其不受战乱侵扰，他仍如同过去一样，全面负责北京城的古建维修和保护。在整个抗战八年时期，原国民政府制订的文物整理修缮计划继续进行，未曾中断，但由于经费不足，维修这些古建筑的工程规模较小，重点只能放在故宫、天坛、景山、中南海、北海、中南海、大高殿牌楼、雍和宫、颐和园等一些重要古建筑，且为一般性修缮及保养工程，使得它们安然无恙，其中大部分建筑在中轴线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41年6月至1945年初实施的北京中轴线建筑及其外围重要部分的系统性测绘工作。1941年初，以”赋闲”名义隐居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十分忧虑北京的明清两代古建筑会毁于战火，认为对这些古建筑进行精确测绘迫在眉睫，为此找到了当时主持北京都市规划建设的祖父。祖父曾经是京都市政公所技术人员，又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以及“文整会”实施事务处技正，籍以这些关系，祖父积极支持了这一测绘工作，与华北基泰工程司签约，推荐著名建筑师张镈以“张叔农“名义与伪“都市局”在私下签订了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以及外围主要建筑的合同，使朱启钤的测绘北京古建筑的愿望得以实现。整个中轴线古建筑测绘项目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重点是紫禁城内的主要古建筑。张镈带领一批天津的大学生实施了此项大规模测绘工作，最终绘制大幅图纸680多张，另附大量古建筑照片及测量手稿。值得庆幸的是，在北平沦陷八年的艰难环境中，不但北京城的古建筑群完整保留，而且这批中轴线重要建筑的测绘资料也悉数完整保存，成为现今的国宝级藏品。在那些年月里，祖父始终密切关注中轴线建筑的绘制过程，并与张镈建立了良好关系，在祖父的当年”自由日记“中，多处提及与“叔农“（张镈化名）的”饭叙“（以吃饭为名谈工作），甚至祖父摔伤胳臂，也是由张镈亲自联系医院。在中轴线建筑测绘过程中，祖父由于其特殊身份，不便直接出面，但在幕后起到牵线人作用，在多方面暗中策划和支持，使这项大规模测绘工作顺利完成。2009年4月，笔者曾受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中国文物研究所）亲眼见到该院珍藏的部分故宫测绘原件，均为大幅的彩绘橡皮图纸，其精细程度令人感叹，堪称为顶级艺术作品，但这些图纸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仅签署绘制时间，隐去了制图单位名称和实施人名字。近年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多个单位的大力协调和精心准备，以实测原稿为基础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的大型画册终于由故宫出版社于2017年1月隆重出版，这套精美珍贵图集仅印刷2000册，是当今中国古建筑出版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图5：2009年4月笔者与叔叔林宁与故宫测绘图纸合影

在20世纪30-40年代，祖父以北平工务局市政建设与古建保护的主管人身份，参与了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工作，参与这个规划的还有梁思成等著名建筑学者。尽管当时国内政局动荡，但国内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却一致认为，民国定都南京以后，旧都北京应发展为文化和旅游的城市，因而有必要在北京西郊建设新市区，以保护旧城和城内文物。祖父是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早年在日留学接受的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相结合，一直秉持将城市规划与保护旧城相结合的观点。1933年，具有现代意义的北平城市规划首次问世，至1948年，这个规划共修订了三次。当年北平市政府为了发展旧都北京的文化旅游事业，于1935年5月开始实施“北平游览区古迹名胜之第一期修葺计划”，为了配合实施这个计划，在北平市市长袁良的倡导下，聘请汤用彬等学者撰写、以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名义编著的《旧都文物略》于1935年首次由北平市工务局出版发行，此书的编辑出版由负责旧都古建筑的祖父所主持，将北京的优秀古建古迹尽列其中，此书问世以后受到社会各界欢迎，曾经多次再版。

图6：《旧都文物略》封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5月初，北平军管会（时任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即邀请祖父参加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两周时间的精心准备，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于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正式成立，祖父与华南圭（1876-1961）、梁思成等国内著名建筑专家学者被任命为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委员会责成北平市建设局负责北京西郊新市区的测量工作，授权梁思成率领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负责设计西郊新市区草图，这一消息迅速在次日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载。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恢复北京原名，祖父也正式出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驻会委员（即常务委员），并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顾问。在开国大典前夕，祖父作为建设局的主要技术专家，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台的修建工程，并于开国大典前夜与建设局领导一起参加了升降国旗的验收工作（开国大典之前国旗暂以红旗代替），以及为检阅而临时搭建的木制观礼台的监制工作。1950年，为今后顺利进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北京市政府实施了“国庆大道扩建工程”，天安门前的一对华表和石狮需要向金水河方向移位若干距离，以拓宽路面，其中以华表移位的难度最大，祖父总是出现在施工现场接受技术人员咨询，及时解决施工疑难问题，使华表移位安全顺利进行，丝毫未受损伤。自从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以后，需要以崭新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1950年至1952年间，祖父主持了天安门城楼的大规模修整工作。自清朝初期至民国三百年来，天安门城楼由于年久失修，逐渐颓败，有些屋梁结构已劈裂下垂，几乎成为“危楼”，因为屋梁跨度较大，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巨型木料，祖父建议暂时改用工字钢梁，外面仍以木料包镶，收到了很好加固效果，同时还在天安门城楼的西北角主持安装电梯，以便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每年“五一”、“十一”或其他重大节日，首都人民都在修葺如新的天安门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此后每年天安门城楼都要进行“体检”和一般性维修，一直到1968年，天安门城楼才再次进行彻底拆除并大规模重建，此为后话。

图7：1952年的天安门城楼（取自网络）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北京古建筑的指示，市政府要求建设局制订北京城墙、城楼与牌楼的古建维修工程计划并编制预算，当时的政务院特拨给北京15亿元人民币（旧币）修缮工程专款，在祖父的牵线帮助下，由建设局邀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协助作城楼修缮工程设计。从1950年9月到1952年2月，祖父在建设局多次主持各个城楼修缮工程的会议，在各个会议上，如东直门、阜成门、安定门、德胜门、东便门、宣武门等城楼的工程设计和预算方案，均由祖父审定交付执行，祖父还经常到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当场处理解决困难问题。不料风云突变，1952年2月，中央某领导人以防备敌机轰炸、便于疏散人口为由，下令停止修复北京的城楼与城墙，并予以全部拆除，引起祖父和各位专家的愕然，他们对北京的城楼皆有很深的感情，看到维修状况完好的城楼就要被拆掉，深表惋惜、痛心和遗憾，祖父和单士元、华南圭、刘敦桢等十几位著名专家，特意来到安定门城楼箭楼上对北京城楼与城墙做最后告别，他们抚摸着安定门城楼柱子唉声叹气，难分难舍，不禁落泪。安定门城楼于1951年开始修缮，是北京几个城楼中维修难度最大的，因采用“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柱”的高难度技术而被媒体报道，轰动京城，百姓纷纷前往观看。未想到刚建好就要被拆除，成为当时的最大荒唐事与遗憾事!

图8：1951年西直门城楼东侧（见孔庆普著《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359页）

1952年至1954年，由北京市建设局会同宣武区人民政府共同修建城南的陶然亭公园，祖父参加了这一建园工程，在他与各位专家的努力下，一些原有的低矮质朴古建筑得以保存，不仅如此，还将此前在内城被拆除的一些有相当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移至陶然亭公园，其中最重要工程是，早先被拆除并编号保存的东、西长安街牌楼，在祖父的主持下被移至陶然亭公园重新建立，祖父与家人谈到此事时很是欣慰。祖父还提到有一天傍晚，毛泽东主席带着女儿忽然来到正在修建的陶然亭公园游览，祖父刚下班离去，遗憾没有见到毛主席。在十年“文革”浩劫中，陶然亭的牌楼被作为“四旧”强行拆除，其构件下落不知所终，近年恢复仿建。

祖父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于1952年在建设局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以后，祖父除了继续视察和指导一些工程事宜外，仍经常出席有关北京市市政建设的一些重要会议。1953年，国家文物局曾邀请祖父等古建专家考察河北赵州桥，为修复这座千年古桥出谋划策。

图9：1953年视察赵州桥合影，前排左二林是镇（见郑重著《张珩》229页）

1953年5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召开古建保护工作会议，到会的祖父和其他专家多次发言，仍然主张在重点保护中央政府指定的古建筑的前提下，以“去粗存精”的原则，尽力保留刚修缮过的城楼、角楼、部分城墙以及重要古桥，据说在这次会议上，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说，拆除古城墙要成为历史罪人的。1954年，祖父参加了关于北海大桥加宽扩建工程的重要会议，建筑专家梁思成、桥梁专家茅以升都到会，会上对是否保留团城、是否拆除大桥两端的金鳌玉蝀牌楼发生了激烈争议，最后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拍板决定保留团城，由市建设局出面负责加宽桥面和拆除牌楼的工程。直至50年代后期，年近七十的祖父仍然多次视察颐和园长廊的修缮工作。1950年2月，祖父曾经亲历了“梁/陈方案”命运的全过程，所谓“梁/陈方案”，就是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会议上，梁思成和陈占祥（1916-2001）提出将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的建议，以保存北京古城的风貌。这一建议与西方现代城市建设理念是一致的：即在保护老城的同时，在附近建设一个新城，实施不同城市功能。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就开始制订建设西郊新市区的初步规划，祖父当年曾参与这个规划，“梁/陈方案”是基于原有规划并根据新时代新形势需要予以重要修正的方案。祖父作为北京市政工程和古建筑专家，对北京古城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是倾向于支持“梁/陈方案”的，但 “梁/陈方案”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最终被否定和批判，这对北京市的长远发展方向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祖父的围棋水平很高，继承了曾祖父的棋风，据说清末时曾祖父的围棋水平是杀遍翰林院无对手，号称“黑国手”，但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曾与福州小老乡、小神童吴清源对弈，中场即告负。而祖父作为业余棋手，在国内围棋界也颇有名气，20世纪50年代，当祖父听说神童聂卫平时，曾专程前往观看聂卫平与其他成人棋手的对弈。为了发展国内围棋事业，陈毅副总理曾在中南海家中设宴招待祖父与围棋国手过惕生，希望祖父等围棋界人士能为发展祖国的围棋事业做出更多贡献，祖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日本古棋谱赠送给了陈毅副总理。此后，祖父与过惕生合作翻译了日本的《围棋名谱精选》，陈毅为此书题词做序，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图10-a：《围棋名谱精选》书名页

图10-b：《围棋名谱精选》陈毅题词

1962年3月初的一天，春寒料峭，祖父在政协礼堂听报告后回家途中，因长期患有血压高，不幸突发脑溢血，经住院治疗后回家休养，病情有所好转，不料10月1日晚脑溢血复发，急送医院抢救无效，于3日晨去世，享年70岁，在万安公墓与祖母合葬。

图11：北京万安公墓林是镇陈昌蕙合葬的墓碑

祖父的一生，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初期，把四十年的生命全部贡献给了北京城，他是一个干实事的市政工程和古建维护的工程师，述而不作，但经他审查并亲自签名与钤印的许多技术性文件，永远保存在有关北京城市政工程和古建保护的历史档案中（今存北京档案馆），他是北京古城的忠实守护者，也是我国近现代建筑界的著名成员之一，他的成就载入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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