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争鸣】李后强：江口沉银文物是为张献忠“平反”的实证

江口沉银文物

是为张献忠“平反”的实证

倡议发起“寻找江口沉银银匠后人”公众历史活动

李后强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江口沉银博物馆，2026年3月3日首次公开亮相。作为曾在眉山地区行署及后来的眉山市人民政府分管科技文化等工作多年的学者官员，笔者从1998年就开始调研彭山江口沉银的传说、文献和现场，并组织媒体进行了公开报道，因此对近年考古进展非常关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猜测在江口古镇的岷江水下，沉睡数百年的文物，可能记录着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有关情况，可以用这些文物来为张献忠“平反”。

长久以来，在清朝官修史书的定性下，张献忠被描绘成杀人如麻、屠戮四川的“魔王”。现在发现，随着江口沉银遗址7.6万余件文物的陆续出水，这段被“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正面临考古实证的严峻挑战。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蜀世子宝”金印

江口沉银博物馆内首次展出的“蜀世子宝”金印，在灯光下泛着穿越三百七十年的光泽。它的含金量高达95%，静静躺在展柜中，旁边陈列着“永昌大元帅”金印和数百枚刻有铭文的银锭。这些文物来自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的宝藏，出土文物种类高度集中于官银、官印、册封金册和宫廷首饰。其中几乎没有寻常百姓家的物品，这一现象正在颠覆“张献忠屠川”的传统论断。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出水文物

这些“能说话的文物”揭示的历史真相是：张献忠已建立稳定政权，实行税收管理，其沉银行为更可能是一种有计划的战略储备，而非仓促败退的结果，他更没有“屠川”行为。

一、政权建设

在博物馆展览的银锭上，镌刻着“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粮银五十两”等清晰字样。这些铭文记录了征收地、年份、税种和责任人，展示了一个运作正常的税收系统。与清朝史书描绘的“屠川魔王”形象不同，这些实物证据描绘了另一个张献忠。他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并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出土的“西王赏功”金银币提供了更多线索。这些非流通货币是专门用于奖励有功将士的“勋章”，显示大西政权已建立系统的激励机制。一个意图长久统治的政权，必须依靠稳定的人力与民心，而非屠杀。江口沉银遗址考古领队曾指出：“出土文物主要来源于官府、藩王和官僚富豪，几乎没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用品。”这直接反驳了张献忠“掠夺平民”的说法。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出水文物

二、战略沉银

关于沉银原因，学界长期存在“战败溃逃”与“主动隐藏”两种观点。江口考古发现为后者提供了更多证据。银锭的铸造时间集中在1644—1646年，正值大西政权建立初期。面对清军南下和南明势力的压力，将庞大财宝藏于熟悉的岷江航道，以备日后所需，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考古学家在遗址发现了大量集中存放的文物，其装载和排列方式，显示这些文物并非被仓促抛弃。尽管最终沉没可能伴随军事冲突，但其前期准备显示出明显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永昌大元帅”金印等象征最高权力的信物被一同沉入江中，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行为具有战略储备性质，而非简单的战利品处理。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永昌大元帅”金印

三、质疑“证人”

传统“屠川说”的重要文献依据之一是两位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的记载。然而，细究他们的记录，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与政治压力痕迹。我们在《〈圣教入川记〉故意抹黑张献忠》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证。这两位传教士最初在张献忠治下受到礼遇，曾赞扬大西政权“秩序井然”，张献忠本人“聪明过人”。但当他们落入清军之手后，记述却急转直下，将张献忠描绘为嗜血暴君。这种叙述的剧变，与政治环境的改变完全同步。历史学者指出，传教士为在新王朝获得生存空间与传教权，迎合清朝官方对前朝反抗者的妖魔化叙事，是符合逻辑的选择。他们的证词，更像是在强权压力下的屈服与迎合，而非客观记录。江口沉银考古发现的系统性、非民间性特征，与传教士笔下无差别屠杀的暴行描述形成鲜明矛盾。一支掠夺平民的军队，不会如此整齐地保存完好的官银赋税档案。

四、税收公正

江口出水的银锭不仅是财宝，更是明代财政管理的原始档案。一枚银锭上的铭文记载着完整的税收链条：从征收地、时间、税种到经手官员和银匠姓名。“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的铭文，揭示了这批财富的直接来源是明朝王府赋税。张献忠政权接管了这套系统，并延续了其运作。出土的税务银锭显示，大西政权征税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标准。这种规范性操作与“随意劫掠”的暴君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反而描绘出一个试图建立稳定财政秩序的政权。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出水文物

五、工匠之名

江口出水的银锭不仅是财富，更是承载了丰富社会信息的档案。铭文中详细记录了从“抚臣”“解官”到“银匠”的各级责任人。银锭铭文中频繁出现的银匠姓名，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人性的温度。“银匠刘辉祖”“银匠瓮智”“银匠朱光”“银匠锅应”等名字，甚至还有籍贯、出生地，是连接古今的鲜活纽带。这些工匠是明代手工业者的代表，他们的存在证明大西政权维持了正常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在动荡年代，工匠能够继续工作并留名于官方银锭之上，暗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稳定。为此，我们倡议发起“寻找江口沉银银匠后人”的公众历史活动。这项活动具有以下多重意义：

从历史研究看，通过家谱、地方志和民间记忆，追溯这些工匠的籍贯、传承与命运，能更生动地还原明末清初基层社会的流动与变迁；

从文化连接看，让文物从博物馆的展柜中“活”起来，与现代人产生血脉和情感上的联结，增强公众的历史参与感和文化认同；

从遗产保护看，吸引社会关注，促进对江口沉银及相关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和深切关爱。

通过开展“寻找江口沉银银匠后人”活动，追溯这些工匠的命运，能够有效复盘明末清初社会的真实面貌，让历史研究从庙堂走向民间。

六、重新评价

对张献忠的历史评价，长期笼罩在清初政治宣传的迷雾中。江口沉银考古以数万件实物证据表明，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完全归咎于张献忠“屠川”，既不符合史实，也无助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是复杂的历史悲剧。清军入川、南明抵抗、地方武装混战、瘟疫饥荒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了这场灾难。清朝官方史书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张献忠，这种“妖魔化”既有政治目的，也符合新王朝塑造合法性的需要。而外国传教士受制于政治压力改变证词，进一步扭曲了历史真相。江口沉银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用实物证据重新检视这段历史。考古学家指出：“如果四川真被屠戮至‘千里无烟’，如此系统性的官府财富从何而来？”这一反问直指传统叙事的矛盾之处。一个缺乏民众基础的政权，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税收和行政体系。博物馆展出的“西王赏功”金币等非流通货币，见证了一个试图建立秩序的政权，而非单纯的破坏者。

张献忠画像

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开放，为我们打开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大门。每一枚带着铭文出水的银锭，都是对那段被妖魔化过往的无声辩白。从“屠川魔王”到一位试图建立政权却最终失败的复杂历史人物，张献忠的形象正在考古学的烛照下逐渐清晰。那些在强权压力下被扭曲的记载，正被一件件出土文物无声地修正。寻找银锭工匠后人的活动，不仅是历史研究，更是连接古今的情感纽带。每一枚带有铭文的银锭，都在诉说着一个与清朝史书记载不同的故事。或许，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简单的善恶标签更加复杂而深刻。

（特别说明：“史学争鸣”栏目发布的文章，供学界交流探讨，并非定论，欢迎专家学者撰文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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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