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由这些关键因素导致的

2026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人口数据，把很多人吓了一跳。

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死亡人口却有1131万，总人口比上一年少了339万，这是连续第四年负增长。

不少人问：中国是不是正在快速逼近一个“死亡高峰期”？

如果把视野拉长，会发现这不是某一年突然出现的“黑天鹅”，而是几十年人口结构变化叠加出来的“必然结果”。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出生率降到5.63‰，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值，死亡率则升至8.04‰。

自然增长率落在-2.41‰，说明“多死少生”已经成了趋势而不是偶然波动。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张震在多次公开访谈中，都提到一个关键细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生育高峰，当年年均出生一度接近3000万。

这一代人如今大多已经进入60岁、70岁甚至更高龄段，人口学上叫“庞大队列进入寿命尾段”。

队列有多大，后期的波动就有多明显。

2025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抬升，老年人口像一块“厚重的板”压在结构上层。

当这么多60后、70后同时来到生命后期，某一年死亡人口突破千万，就不再是难以理解的数字。

和一些早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相比，中国转型的速度更快。

从“人口红利期”的年轻结构，到“深度老龄化”阶段，前后不过几十年，类似演变在其他国家往往拖了半个多世纪。

节奏快，意味着政策、家庭、社会服务的适应时间都被压缩。

另一方面，人们确实活得更久了。

公开数据里，2026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提升到79岁，相比十几年前又向前推了好几年。

中高收入国家里，这个水平处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寿命延长，与医疗和生活条件改善直接相关。

国家不断扩大医保覆盖，公共卫生体系从城市扩展到县乡，慢性病筛查和管理常态化，让很多人在50多岁、60多岁时扛过了过去可能致命的一关。

这些人把人生的“终点站”延后到了七八十岁，甚至更晚。

张震一再强调，整体死亡率这些年其实是下降的，但“寿命后移”会形成一个效应：

当某一批人被整体推迟到高龄阶段后，死亡风险不会消失，而是集中在更晚的年龄段释放出来。

于是某个时间段内，老年群体离世的人数就会显得特别集中。

与此同时，新出生的人却越来越少。

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比前几年连续在低位徘徊的数字又往下压了一截，和十几年前一年一千五六百万的新生儿相比，有接近一倍的差距。

年轻家庭规模普遍缩小，“一孩家庭”和“暂不生育”的比例不断增加。

人口金字塔的底部正在收窄。

一些地方统计显示，部分城市的适龄入学儿童规模在几年间出现明显下降，学校规划被迫收缩班级。

而顶部的老年层却在持续加厚，形成一种“上宽下窄”的结构。

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高龄人口基数庞大、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出生率维持在低位——“死亡数字上升”就成了结构性的必然，而不是简单的“健康状况变差”。

专家把它概括成：高寿命、高集中死亡、低出生率叠加后的阶段性表现。

从人口学角度，这更像是进入“长寿社会”后的新常态。

这种变化已经投射到家庭层面。

根据民政部门近几年公布的相关数据，长期护理需求人群数量逐年增加，卧床、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不断上升。

不少家庭同时面临“一个在上学，一个要照料老人”的双重支出压力。

国家层面也在试图接住这一波需求。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写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长期护理制度被当作一个整体系统设计。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持续增加，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标准逐步提高，确保老年人有最基础的生活保障。

围绕“医养结合”的探索，过去几年明显提速。

卫健、民政等部门联合推动建设一批医养结合机构，鼓励医院设立康复、护理病区，也鼓励养老机构引入签约医生服务。

一些省份公布的数据里，老年护理床位数量在近五年翻倍增长，但距离实际需求仍有不小缺口。

产业侧的变化更直观。

有研究测算，到2035年前后，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有可能接近10%。

从适老家居、康复辅具，到慢病管理、康养旅游，再到智能陪护设备，都被视作未来的重要增长点。

“老年人只会花钱、不会创造价值”的看法，正在被更多案例推翻。

不少地方推动返聘经验丰富的老师、医生、工程师参与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统计显示，一些城市60岁以上居民的志愿服务时长在一年内就突破了上百万小时。

他们既是服务的需求方，也是社会活力的供给方。

当然，压力也同样存在。

养老护理专业人才仍然短缺，一些地方测算，每千名老年人对应的专业护理人员不足5人，与“每千人不少于10名”这类目标还有明显差距。

家庭照护者的时间成本和情绪压力，也在各类调研中不断被提及。

生育支持方面，各地也在加码尝试。

很多城市发布了生育支持方案，增加产假时长、发放生育补贴、扩充普惠托育服务，试图缓解育儿成本带来的压力。

但从792万这个最新出生数字来看，政策效果的显现还需要时间、需要配套，也需要年轻家庭自身对未来预期的改善。

人口结构变化不会在一两年内逆转。

从最新统计局数字看，从现在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大概率会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并随老年人口峰值的推进出现波动。

这既是挑战，也是规划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配置时必须正视的现实。

有人把这称为“走向长寿社会的阵痛期”。

一边是1131万死亡人口这样的绝对数字增加，一边是79岁的预期寿命继续向前推进。

如何在这两组数据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政策设计、产业布局和社区日常运行的细致程度。

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会只停留在统计表里。

它会映射到每一个小区的电梯里，每一家医院的门诊里，也会出现在每个家庭的日常安排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老”与“生”，以及怎样把风险和机会同时纳入考量，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公共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