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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28日,德黑兰交通状况
抵达伊朗时遇形势突变,
在外国朋友帮助下进入伊拉克
3月2日,记者通过曾先生联系上仍在赶路的黄勇鑫。他正乘坐大巴行驶在土耳其境内,信号时好时差,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平安。
同时黄勇鑫也向记者讲述撤离的细节:
“28号上午10点前还有网,10点后完全联系不上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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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黄勇鑫安全进入伊拉克,公司群里同事们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与此同时,一场跨越时差的“云救援”迅速展开。
曾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后方也了解到,当地中国人正在快速撤离,不少人选择先转移至伊拉克、土耳其或埃及等国,再回国。结合黄勇鑫的实际情况,公司迅速为他规划了一条“伊拉克→土耳其→吉隆坡→广州”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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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唯一要自己想办法的,就是怎么从伊拉克去土耳其,这条路他从未走过,而且只能坐汽车。”曾先生说。后方同事则默契分工,一边与他保持联系,一边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抢购后续机票。
与此同时,到达伊拉克的黄勇鑫正按照同事的规划行走,他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走伊拉克往土耳其的路线,到达土耳其边境,光是过边境检查护照就花费了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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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土耳其的车非常多,而且检查也很严格。”到达埃尔比勒后,黄勇鑫花费50美金购买了从埃尔比勒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30多个小时的大巴车程。在和记者联系时,他表示自己目前仍在大巴车上,后方由同事协助购买伊斯坦布尔经吉隆坡转机回广州的机票,花费3700元。
从28号到3月2日三天时间,连续奔波的他只休息了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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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黄勇鑫至今未向家人吐露半个字。“2024年10月我在伊朗也经历过一次,但那会儿只限于军事基地,对其他地方没影响。这次更不想让家人担心。”
曾传斌感慨,“这种事真的很危险。他在前方非常冷静,愿意听我们的建议,我们在后方就拼命给他想办法、买机票。”
黄勇鑫随身携带的现金足够,在抵达土耳其恢复通讯后,他第一时间在工作群里报了平安,并随时更新着自己的行程。
中国往返中东多条航线取消
某飞机出行服务软件大数据显示,3月3日至3月9日,在国内航司执飞的航班中,中国内地往返伊朗的计划航班全部取消;中国内地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约100班次,取消航班量比2月同期增加约40班次;中国内地往返沙特阿拉伯的计划航班约30班次,取消航班量比2月同期增加约10班次。
另据一航班数据服务商于3月2日7:00更新、覆盖3月2日至3月8日的航班计划数据,中东相关航班共79006班,其中13711班被列为取消,整体取消率约17.4%。其中,中国内地往返中东计划航班808班,已有214班被列为取消,取消率约26.5%。
中东空域关闭,航班绕飞推高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东空域关闭后,国际航班大规模绕飞,明显增加了飞行距离、时间与碳排放。
抽样了949架次欧亚核心航班,基于飞常准底层ADS-B轨迹测算,受空域关闭导致平均飞行里程增加约1200公里,相当于一条京沪线的飞行距离。部分航线承受了史无前例的运行极限。
比如,绕飞距离之最:亚洲飞往中东/欧洲的长航线受损严重。阿联酋航空EK319(东京—迪拜)单程额外增加里程高达7589公里,法航AF185(香港—巴黎)亦多飞了6221公里。
延误时长之最:由于替代航路严重拥堵,土耳其航空TK209(新加坡—伊斯坦布尔)在空中额外耗费了206分钟(近3.5小时)。
无论是高达7500公里的空间扭曲,还是多达3.5小时的时间膨胀,地缘冲突对关键空域的扰动在迅速转化为全球性的航线效率与航空碳排代价。
当航线被迫改道,地图上的直线拉成弧线,冲突的影响便不再局限于战场本身。对滞留旅客而言,是焦急等待与信息反复确认;对航空公司而言,是排班、成本与风险的重新计算;对全球航空网络而言,则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震荡。而对于滞留他乡的普通人来说,最迫切的愿望是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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