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我的诗友曾肇河先生，与赵永辉、夏小敔合著的新书《人工智能时代管理模式与方法变革》，在丙午年前顺利出版了。元宵节前夕，他将书亲自送到我手上，嘱我“斧正”。说实话，我对AI时代的管理变革知之甚少，实在不敢妄加评议。然而，翻开书页，第一篇序言便牢牢吸引了我。

这篇序出自范恒山先生之手，读来如明珠入怀，光彩顿生；又如骏马腾跃，笔下生风。他以经世之才论AI之道，以诗人之眼观技术变革，以智囊手笔绘管理未来，既有庙堂之高的宏大格局，又不失文人酬和的真挚情谊。其文辞之精炼、识见之深邃，令人叹服。这样的序，非挚友不能言其精要，非大家不能举重若轻。

特编成此美篇，与读者共赏。

甘海斌

丙午正月十六于京华馨心斋

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管理模式与方法变革》

范恒山

（2026年1月7日）

人类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将因此焕然一新。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这一革命和变革的主要标识与核心动力。人工智能不仅会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新场景，前所未有的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也将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的轨道和生产、生活、学习方式，包括推动管理模式与方法的重大创新。

人工智能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已被提出，有关技术在当今仍处于发展的起点。随着算力规模和数据积累呈现爆发式增长，多模态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信息时代正加快进入智能计算发展阶段。我国高度重视智能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渗透到研发、生产和管理全链条，成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进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日益增长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续满足的关键支撑。

人类管理思想的长河中，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革：18世纪工业革命催生了科学管理理论，20世纪电气化革命推动了行为科学管理实践，信息化浪潮中诞生了知识管理。同样，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也将推动着管理范式深度转型，产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主要表现为：

管理基础由经验依托迈向智能支撑。传统管理强调历史经验，存在一定片面性和滞后性。人工智能技术以数据为基础，基于算法模型推理预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强大支撑，特别是“信息—模型—行动”这一动态循环，让企业运营能够及时感知变化，主动推进优化，极大提升了管理的精准性与前瞻性。

决策逻辑由主观直觉提升为算法理性。非智数支撑环境下的管理决策，往往脱不开决策者的个人偏好，一些在有限信息中做出的正确判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导者的出众能力与超凡智慧。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规模、信息复杂度及其变化速度都远超人类认知，算法成为扩展认知边界的重要工具。通过人机协同模拟复杂情景，充分评估风险、优化方案，推动决策更为高效、灵动，也更加科学、理性。算法最终成为人类理性的延伸和组织认知的“第二大脑”。

组织形态由层级体系演变为柔性自适应网络。韦伯定义的科层制架构延续至今已有一百多年，这类组织架构封闭僵化，管理链条冗长，通过人盯人、人盯事而达成管理目标。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构建平台化组织，组织边界趋于模糊，内部呈现网络化、节点化特征，强调跨部门、跨组织的协同共生。借助数字孪生、智能调度等技术，企业可实现资源动态配置，任务自主协调，形成韧性强、敏捷度高、创新活力足的有机生命体。

管理职能由指挥控制转型为系统设计。传统企业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工作推进主要通过行政指令控制来实现，强调流程标准化和执行一致性。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职能不只是下达指令与监督执行，还要在管理职能设计中确立系统的运行规则、输入清晰的算法伦理，借此增强主观能动和协同联动。管理系统自主运行，持续学习，对每一个体与业务单元进行赋能，充分释放创造力，最大限度融合激发组织潜能。

激励机制由外部物质驱动转向内在价值共创。工业时代的激励体系以薪酬、奖金、股权等外部物质回报为核心，是付出即有回报的线性对价关系。随着人工智能和知识型工作不断普及，在被人工智能部分或全部取代人类重复性工作的创新型组织中，外部物质激励作用渐趋弱化，企业更加关注员工的创造力，而员工更在意企业提供的支持、成长机会，以及参与创造和决策的程度和成就感。内生价值带来的转变激活了个体动力，推动组织目标与员工自我实现深度耦合，形成共生共荣的新型治理生态。

企业文化由封闭保守转向开放创新。传统管理模式下，企业各部门和各层级存在诸多信息孤岛，信息传递失真导致管理层无法及时准确了解实际情况，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了内部信息壁垒，跨界合作与数据要素流通更加顺畅，实质性地降低了信息获取、处理与协作的交易费用。开放性的组织也更容易接入外部资源、技术与知识网络，通过分散化试错来提高创新成功概率。长期来看，鼓励开创试错的企业文化会将蔚然成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动态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最终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全面提升。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者之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管理融合方面展现出独特的实践智慧。从“数字中国”战略的提出，到“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再到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正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化转型路径。然而，管理理念滞后、数据基础薄弱、顶尖人才储备不足、协同机制运转梗阻等对这一转型进程形成了明显的阻滞。从企业层面看，也存在着不少与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不相适应的思想和行为，例如技术投入与战略目标脱节，片面追求智能化而弱化人文价值，简单照搬国外模式出现水土不服等等。对此，应当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建立起与人工智能相匹配的管理体系。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似应特别重视辨析和处理如下一些关系：

其一，保护与开源。人工智能的可持续与创造性发展，既依赖对核心算法、训练数据和模型架构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保障创新者的合理回报和持续投入，也离不开在适当范围内的开源共享，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激发社会广泛参与和协同进化。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实践表明，核心技术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保算法安全、数据主权和商业可持续性。同时，DeepSeek 也通过开放部分模型权重，提供开发者接口和社区支持，推动技术普惠，使广大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体开发者能够低成本接入先进智能能力。因此，不能把保护与开源简单对立起来。在维护了创新主体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以开放的思维和积极的举措打破技术垄断和生态封闭，使各个方面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并有效推动产业层形成覆盖“数据——算力——模型——应用”全链条循环。

其二，一般与特色。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推动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化和智能化进程，形成适用于多行业、多场景的一般性管理范式。但机械套用模型与算法，往往会忽视企业所处发展阶段、行业属性、文化基因及战略定位等特殊要素，导致转型受阻。从经营角度看，特色既是市场竞争力，也是对消费者美好需求的深层次呼应。因此，卓越的智能管理总是能依托技术底座深度嵌入各类组织独有的商业逻辑，重视客户价值和优良的管理传统，把共性能力与特殊展现有机统一起来。

其三，创新与规范。创新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手段与根本动力，组织形态、决策方式、管理手段乃至商业模式等都需要适应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要求进行变革调整。此外，各地区情况千差万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也需要因地制宜、各显其能。但同时，要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为此，应当形成必要的规范约束。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建立起适宜的标准化体系，实现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全链条有规可依，引导确立合乎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发展目标，倒逼产业实现安全、可及、可信、可靠的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其四，逻辑与实证。依托严密的算法逻辑与数据推演，人工智能为管理决策提供高度理性的支撑。现实中，组织运行经常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仅靠模型逻辑很难识别复杂全貌，因此技术再发达也无法完全替代管理者深入一线的扎实调研。必须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根本方法，既要积极运用大数据、智能分析等新工具、新手段，更要坚持眼睛向下、投身现场的好传统。只有将技术工具提供的海量数据与调查研究获得的鲜活实情相结合，才能穿透数据迷雾，把握真实情况，最终做出科学决策。

其五，技术与人文。人工智能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类智能的技术创新，其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对人类思维与行为的深层学习。联合国近前通过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构架》决议，首次确立了“人类中心、公平透明、责任可溯”三大原则，这与我国的“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深度契合。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既要紧盯技术本身，更要注重体现人文情怀，或者说要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和展现人的本质。除了借鉴国际经验，我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应充分汲取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也应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独特的制度优势，切实让算法蕴含文明理念，让创新促进社会公平，使智能时代的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与温度。

其六，发展与安全。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在释放出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伴生着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算法偏见、深度伪造以及就业冲击、责任模糊等多重风险，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威胁着国家安全。因此，应当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构建技术向善、风险可控、公平施惠的智能基础设施与治理体系。为此，需要运用总体规划与政策法规，基于安全对价值取向、技术研发、系统部署、制度设计等进行多维度、全链条一体把握，以确保人工智能能在创新发展和安全可靠的协调平衡中持续走深攀高。

《人工智能时代管理模式与方法变革》一书率先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跃升和广泛应用形势下的管理问题进行了探索。这本由曾肇河、赵永辉、夏小敔联袂撰写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系统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结合“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科学认知，在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管理转型紧迫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体方法，颇具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数据采集分析、知识建模与决策支持、执行优化与反馈学习在内的三环驱动管理模型。指出应通过战略目标的模型化分解，将各组织的特殊愿景转化为可执行的变量体系，依托模型、任务和责任，清晰界定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权的边界；应创新人机协同决策范式，让人工智能提供决策选项、人类注入伦理判断和价值。这些论述，不仅深刻把握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要求，也深度融会了作者长期从事行业企业管理实践的丰富经验。览读书稿，感觉表达严谨、分析透彻、观点独特、思想深刻，既在理论层面展示了人工智能对管理范式的重构逻辑，也紧扣实践需求，申述了智能时代组织转型的实施路径和落地策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匠心之作，相信对政府管理者、企业经营者、数智化从业人员和广大的人工智能爱好者都会带来积极的帮助。

在人工智能与管理融合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和技术潜能。钱学森先生曾言：“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工程，也是管理科学的工程。”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理念必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我国人工智能正处于加快从并跑迈向领跑的关键时期，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持，特别是为推动各组织实现管理模式创新提供有益的导引。

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