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十五五”展望：目标和手段

资料图。本文来源：北京商报、中国国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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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研讨会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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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十五五展望：目标和手段

春风浩荡，万象更新。在2026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经济站在了“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篇的关键交汇点。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确立发展目标？面对新形势，增长的动能何在？

3月3日，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教授以“‘十五五’展望：目标和手段”为题，进行了深度解读。

在“两会”开幕的前夕，让我们透过蔡昉教授的视角，一同探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看中国如何以制度之变，激发无限的人力资本红利，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

蔡昉：今天燕冬老师让我讨论宏观经济问题。马上人大就要正式开幕了，大家很快就能看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好借这个机会，虽然我还不知道纲要具体有哪些规定，但我们都学习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核心内容都在那里。所以我针对四中全会的部署做一些解读，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这个纲要。我把这次发言定为“‘十五五’展望：目标和手段”，受时间限制，关于目标和手段的讨论肯定不是全面的。

首先，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的重大任务目标做了部署。总的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速度。一般来说，我们是对照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按人均GDP来衡量。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倒推来确定“十五五”的发展速度，并围绕此做出一系列部署。

我们先从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出发。目标导向是指我们已经明确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步骤，就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给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同时，要达到这个目标会面临哪些挑战？所以我要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都谈到。从目标导向来说，大家关心速度，虽然现在还不确定具体每年是5%还是其他数值，但我们可以把握这期间至少要求什么样的速度。

第一，2035年按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什么概念？中等发达国家肯定不是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个标准相当高。应该是处于发达国家队列的中位水平。比如说三等分，能够进入中间这一组，就应该是中等发达国家。当然，也可以是刚刚跨过门槛，或者走得更远一些，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们按照最低标准来考虑。

根据十九大提出的、并在“十四五”开始执行的战略，我们要以2020年为基期，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2020年我国人均GDP按不变价算是1万多美元，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到2035年要达到2万美元以上。既然趋势已经形成，我们从2025年之后继续算，这期间十年里，人均GDP增长速度每年至少要实现4.4%，就可以达到这个最低目标，这是第一个算法。

第二个算法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过去根据中国的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估算了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推算涵盖到2035年。按照这个潜在增长率，实际速度虽然是逐渐下降的，但大体上与上述目标一致。按这个算，中方案预计人均GDP可达21153美元，与翻番的目标要求基本吻合；而如果加上改革红利的高方案，数值可达21989美元，比刚才的还要高一些。

但是这些都还是最底线。我们可以预料到改革是无止境的，改革推进得好，可以获得更多红利，增长就可以更快。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各个领域的突破更是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更好，但这只是最基本的情况。目标定了以后，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努力。之所以必须努力，是因为有很多问题还在制约着我们未来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来自供给侧。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从改革之前到改革后期，改革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早期“低垂的果子”都摘掉了，现在要摘“高垂的果子”越来越费劲，因此生产率提高速度在减慢，这是很多研究都证实的趋势。因此必须要有新的动能。我们原来所说的新动能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现在要转向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一个新动能。

再进一步看，传统的生产率提高有一种典型方式，比如在人口红利时期，主要靠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重新配置，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现在，生产率提高的来源也要转换，要转换到更加依赖“创造性破坏”，要有产业和企业的进入退出、生与死，这时候难度要大得多。

供给侧的第二个问题是，过去我们缺钱，只要有积累，投资就有回报。改革时期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过去这些年，因为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要素的均衡发展开始发挥作用。而且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不变的铁律叫“报酬递减”也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

我反过来算过，即特定的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本存量。你看资本产出比，从1992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处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那时资本产出比有上升趋势，但回报率还是高的。但是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时期，资本产出比大幅度提高，也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大概去年或今年，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高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或者说发达经济体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报酬递减。撇开其他因素和人工智能不谈，报酬递减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它也带来了我们投资意愿不强的一个底层原因。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年特别是这两年，投资的增长速度是90年代以来最低的。

除了这两个供给侧的原因，还有需求侧的原因。疫情期间，供给和需求都遭到了一些冲击，但需求遭受的冲击更大。疫情之后，宏观经济回归了，供给侧回归到了潜在增长能力上；总体来说，我们也回归了充分就业的状态。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回归，就是价格，也就是通货膨胀没有回归。也就是说，当经济增长从低位回归到正常速度时，价格没有相应回归。换句话说，我们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原理叫做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现在这种关系画不出来了。

最典型的表现是，历史上我们的名义增长率都要高于实际增长率，因为要在实际增长率之上加上物价因素。但是从2023年到现在，名义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还低。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比较微弱。这也是由于消费不振、需求不足造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供强需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需求侧的制约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或者说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大家可能会想，居民消费需求和其他“三驾马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意味着如果出口不行的时候，内需贡献率就提高了。其实不是。

大家看，居民的消费率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受到“三驾马车”波动而发生巨大变化。而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随着宏观经济波动的。这意味着，居民消费率是一个长期因素。其实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它和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必须从长期因素、从制度建设方面去找原因，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周期性因素。

针对怎么解决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以达到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四中全会的部署我想是一个统筹的关系，就是统筹促就业、增收入和稳预期，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第一个是促就业。就业的核心不是周期性问题。我们现在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这基本上算是自然失业率，或者说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没有周期失业的问题。但是，这5%甚至更高的失业率中，包含的是结构性失业现象，同时还伴随着就业质量没有相应提高。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是「匹配」：有人也有活，但人和活没碰到一起；我有技能，那边有技能需求，但我的技能和需求不一致。这些「不匹配」导致了结构性的就业困难甚至结构性失业。

从数据来看，15岁到64岁这个广义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呈现随着年龄提高逐渐上升，到一定年龄后又下降的趋势。什么样的人就业率更高、更受市场青睐？是人力资本强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工作经验不足，综合起来不太受雇主欢迎；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虽然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但受教育程度不高，跟不上新的技能需求，也不受劳动力市场青睐。因此形成了这么一个曲线，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供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这里又加上了人工智能的强化。我们设想，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它能够替代的能力水平大体上是中等技能。如果画一条线代表中等技能的要求，很自然，在这个水平之下，年轻人所谓的入门级技能就贬值了，因此毕业生和年轻人的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因为存在智能鸿沟和技能缺口，大龄劳动者也不能跟上技能更新的要求，就业难度也越来越大。中国以及美国、英国的一些数据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人工智能能力水平，图中粉色水平线）这条线继续往上升，冲击的对象就更多。如果设想通用型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绝大多数工作，那就意味着这条线大概得上去。这个时候，虽然可能消灭了很多岗位，但本质上仍然是结构性就业矛盾。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要抓住“结构性匹配”这个核心，来解决就业问题。

增加收入的核心，除了提高工资、创造更多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外，现在我们应该把“分好蛋糕”、做好收入分配也纳入到增收入的任务之中。从这一点来看，政府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通过再分配显著降低收入差距。

我们还有十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定的收入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至少要与人均GDP同比例，最好还要更快一些。同时我们还要定一个收入分配的基准：基尼系数要低于0.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低于2。也就是说，以农民收入为1的话，城乡收入差距之比应该不高于2。

按照这一点来看，初次分配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再分配是核心。我挑了一些OECD国家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市场收入（即初次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都是很高的，甚至有高于0.5的。但是他们通过再分配，比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税收等手段，最后使基尼系数全部低于0.4。也就是说，如果初次分配差距大，就必须要求有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拉美国家，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所以，当我们讲“投资于人”的时候，虽然有无数重要的关键投资方向，但最终应该以是否“分好蛋糕”作为衡量标准。

最后是稳预期。稳预期有很多方面，比如政策保持连续性、政策效果不断递增而不是递减等，都很重要。但我想强调的是，良好的预期归根结底来自于制度建设。而这个制度建设要确保我们的投资是越来越“以人为本”的。

这些年我们遭遇了资本报酬递减，也就是物质资本投资已经不能带来应有的收益了。但是与此同时，教育回报率等测算都表明，对人的投资是报酬递增的。因此很自然，近些年已经出现了投资于人的增长速度超过投资于物的增长速度的趋势。在资金流量表里，我挑了几个项目做个不完全统计：投资于物包括资本形成和净金融投资；投资于人则是劳动者报酬加上社保福利以及社会补助之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可能还不够。因为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65，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3、2.4左右，离应有的标准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努力。以制度保障推动提供更多公共品，在家庭本位提升民生福祉，是形成良好预期和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

互动环节

在新书发布会的互动环节，《财经智库》总裁、《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书主编张燕冬向蔡昉教授抛出了两个关乎未来的关键问题，为我们揭开了“十五五”规划背后更细腻的民生考量。

张燕冬：蔡老师最后提出的是“制度性投资于人”，这包括哪些方面？

蔡昉：这个制度保障，关于投资于人的持续和长期预期，首先在于靠制度建设。党中央文件中也讲了，要进行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说它是一个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具体来说，从全生命周期的开始，也就是出生人口。我们现在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总和生育率，七普之后都在1.3以下，目前大概只有1左右。这个水平持续下去，被国际人口统计学家称为“低生育率陷阱”，在统计意义上很难翻身。当然中国不一定完全适用这个结论，因为我们有独特的生育潜力和政策因素。因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投入，投在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上。过去笼统地说要降低“三育”成本，具体来讲，降低成本的核心是要让三育性的基本公共服务由国家买单，从而使家庭支出的部分显著下降。

第二个是教育。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这虽然重要，但越来越不能代表未来对人力资本的需要了。未来更重要的是延长受教育周期。向前要追溯到我们现在的短板，即0到3岁这部分孩子的投入。早期的智力投入和发展，对于未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至关重要。向后延伸，无论是中学、大学还是博士毕业，工作几年后，接下来就是在职培训。在职培训要和学校教育同等重要。如果说过去学校教育是九成、在职教育是一成，那未来至少应该逐渐过渡到对半开的分量。

除此之外，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也要逐渐提高普惠水平。未来遇到的冲击可能是个人无法把握的，带有一些宏观的外部性，个人没有能力应对，因此必须是社会救助的问题。同时，这可能不和你的缴费。类似“多缴多得”挂钩了，我们把它叫做“惠信”的社会保障。

总的来说，未来人工智能和改革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无限的，增长潜力也是无限的，它带来很多可能性。但不确定的是如何分好这个生产率红利。如果分好了，我想也能应对这些冲击。

张燕冬：您讲的核心问题是有些必须的公共产品要由政府提供，公共财政要向民生倾斜。其实这个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年，为什么解决得比较缓慢？在操作层面要怎么突破？

蔡昉：操作层面不是我能够说的，但我想有两个理念。第一个叫实证经济学。经济学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的投资报酬递减，而对人的投资报酬递增。很自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些年对人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也是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动员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这是现实的需要。

第二个是规范经济学。我们要用发展理念去揭示现实的可能性。从理念上说，我们很快就要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那现代化目标是为了谁呢？是为了14亿中国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完全依靠市场、依靠实证经济学是达不到的。因此，理念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立，它就要求你必须把更多资源投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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