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日]松野诚也：陆军省与日军细菌战——日本陆军中央的作用与责任

松野诚也

作者介绍

[日]松野诚也 吉林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

翻 译 芦 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

内容摘要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陆军中央发动细菌战的责任问题，日军参谋本部的责任已经较为清晰，但日本陆军省的责任问题尚无定论。根据相关史料研究发现，无论是参谋总长关于细菌战的“大陆指”下达时，还是关东军为准备细菌战而向中国派遣军派遣人员时，抑或是移交培养细菌的相关器材之际，陆军省都与之密切相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参谋本部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开展细菌战准备工作，必须由陆军省予以承认并协助方可运作。因此可以断定，通过“大陆指”发布的指示发动、结束或停止细菌战的参谋本部，与起配合作用的陆军省，两者均为侵华战争中发动细菌战的“共同正犯”。

关键词侵华日军细菌战 参谋本部 陆军省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华中防疫给水部

1940年至1942年，日本陆军在侵华战争中发动了细菌战。根据井本熊男中佐的业务日志记载，这些作战均由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第二课（作战课）的主要参谋层指导实施，其中1940年的细菌战是根据参谋总长下达的“大陆指”指示实施的，1941年的细菌战也同样是经由“大陆指”指示实施和结束的。而在1942年浙赣战役中，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曾反对发动细菌战，认为这一行动将给中国民众带来“百年伤痕”，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仍执意发动了细菌战。可见细菌战的发动、结束和停止均是依据“大陆指”指示而行动的。

关于日军细菌战与陆军中央的关系，日军参谋本部的责任已经很明确，但陆军省的责任问题尚无定论。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日本陆军省在细菌战中的作用：一是“大陆指”下达实施细菌战之际，陆军省与之密切相关；二是关东军为准备细菌战而向中国派遣军派出相关人员时，必须通过陆军省办理人员调动手续；三是用于培养细菌的相关器材和材料也由陆军省经手保管移交，也就是说没有相关手续的话，相关器材和材料不可能被擅自转移。这些都是证明陆军中央对细菌战负有责任的重要论点。

一、“大陆指”的下达与陆军省的关系

首先说明与细菌战相关的参谋总长指示，即“大陆指”的情况。1937年11月20日，日军设立了大本营，大元帅即昭和天皇向陆军发布的最高统帅命令称为“大陆命”（大本营设立前称为“临参命”）。“大陆命”由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起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等人向昭和天皇上奏，经过“允裁”许可后加上文号，再由参谋总长向受命的高级司令官“奉敕传宣”。参谋总长根据“大陆命”制定的具体指示称为“大陆指”，加上文号后下达实施（设立大本营之前称为“临命”，但也存在少数非根据“大陆命”制定的“大陆指”）。参谋总长作为昭和天皇的幕僚长，被天皇委任了部分权限，可以向高级司令官下达有关作战的重要命令和事项。不过除了部分直属部队外，参谋总长并没有直接向部队下达命令的权限。

由参谋总长发布的与细菌战相关文件中，结束1940年细菌战的“大陆指第781号”指示内容如下：

大陆指第781号

指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西尾寿造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根据大陆命第439号指示如下：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根据大陆指第690号指示实施的特种瓦斯试验，于11月末结束。

二、试验结束后尽快将人员及器材复归原属。

三、要特别注意严守机密。

参谋总长 杉山元

1940年11月25日

据此可知，1940年日军发动的细菌战是根据“大陆指第690号”指示实施的，并根据同年11月25日的“大陆指781号”指示结束的。“大陆指690号”指示下达于1940年5月15日至7月23日之间，但由于该文件已被销毁，具体内容无法确认。据时任中国派遣军参谋的井本熊男少佐1940年的业务日志记载，日军在浙江通过飞机播撒霍乱弧菌和伤寒沙门菌实施了细菌战，此外还播撒了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井本的业务日志中还记载了用飞机播撒菌液的“下雨”式攻击方式，霍乱弧菌与伤寒沙门菌的散布和传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施的。此外，关东军防疫部也于1940年7月10日发展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随后立即在浙江发动了细菌战。

在“大陆指第781号”指示中出现的“大陆命第439号”命令，是1940年7月23日由天皇向参谋总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的“彻底摧毁敌持续作战企图”的命令。该命令指示了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的基本任务，其中并没有关于细菌战或细菌武器的相关内容。

在1942年的浙赣会战中，停止细菌战的“大陆指第1332号”指示的具体内容如下：

大陆指第1332号

指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畑俊六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根据大陆命第575号指示如下：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停止根据大陆指第1170号指示的作战。

二、由于上述事项派遣的关东军人员、器材应尽快复归原属。

三、具体细节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与关东军总司令官协商。

参谋总长 杉山元

1942年11月7日

参谋总长这一指示的文件名为“ホ之件”，说明其与细菌战相关。该文件起草者是井本熊男中佐，他证实了1942年细菌战是根据“大陆指第1170号”指示发动的，同年11月7日也是根据“大陆指第1332号”指示停止的。“大陆指第1170号”指示下达的时间在1942年5月30日至6月3日之间，因文件被销毁，所以无法确认内容。在浙赣会战中，日军发动细菌战，向广信、广丰、玉山播撒鼠疫杆菌，向江山、常山播撒霍乱弧菌，向衢州、丽水播撒伤寒沙门菌和副伤寒沙门菌。

“大陆指第1332号”指示中出现的“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于1941年12月3日下达，昭和天皇向参谋总长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发出命令，部署了对美、英、荷开战形势下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其中并未提及细菌战或细菌武器。

参谋总长在“大陆指”下达时，陆军省究竟是否与其有所关联？关于这个问题，长期在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工作的西浦进大佐后来记述说：“发出大命之后，参谋总长根据大命作出的指示，（参谋本部）全部经与陆军省方面进行了探讨。”也就是说，根据“大陆命”制定下达“大陆指”时，参谋本部会就有关事项征求陆军省的同意。西浦称，陆军省对参谋本部的方案具有否决权，否决原因包括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不同意作战构想；第二，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第三，在经费、人员、物资等相关问题上，陆军省不愿承担责任。

因此，前文中的“大陆指第781号”“大陆指第1332号”指示的下达，均经过陆军省同意。在陆军中央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共同授意下，细菌战方能结束或者停止。虽然原文件难寻踪迹，但是可以认定发动细菌战的“大陆指第690号”指示是根据“大陆命第439号”命令下达的，“大陆指第1170号”指示是根据“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下达的。既然参谋总长关于结束或停止细菌战的命令是根据“大陆命”，考虑到命令的统合性，发动细菌战也必定通过参谋总长下达指示。由此可见，参谋总长下达发动、结束或停止细菌战的命令，都得到了陆军省的同意。

二、1940年的细菌战与陆军省的关系

西浦所说“在经费、人员、物资的相关问题上，陆军省不愿承担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换言之，根据“大陆命”下达“大陆指”时，经费、人员、物资方面的事项均需要经过陆军省认可。事实上，为了配合实施细菌战，陆军省在人员调配上也采取了措施。

1940年7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中，向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草场辰巳中将下达了“铁路运输奈良部队器材”命令。这一命令同时通报了“加茂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华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等。命令书中的“栏外”还记有“奈良部队军官以下40人”。接到该命令的草场辰巳司令官于7月26日下达了“关铁司后命第178号”命令，指示了输送“奈良部队”的任务。根据这一命令中夹带的便签以及“运输概况表”显示，“奈良部队”成员包括军官1人、下士官以下39人，相关器材则分三批运至上海。

“奈良部队”抵达南京长江对岸浦口的时间是8月5日，此前的8月2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出了“关于向与时局相关部队增派配属人员的照会”，内容是关东军计划向华中防疫给水部增派主计下士官2人、卫生下士官23人、准士官及下士官16人、雇员及佣人169人，函请陆军省如无异议则发文传达。这一文件盖有“极秘”印章，表示被增派者绝非是执行普通任务的人员。收到该“照会”的陆军省，遂于8月7日在“陆支密第2612号”函件中，答复参谋总长闲院宫称：陆军省没有异议，同时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及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传达了命令，即按照参谋本部的要求，从关东军抽调人员增派至华中防疫给水部。陆军省军务局兵备课负责这一文件的起草，军务局长与军事课长、经理局长与主计课长、医务局长与卫生课长、医事课长等人在“连带票”上盖章（一部分由课长替局长盖代理章，课员替课长盖代理章）。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将此事委托给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代为办理，所以最后审批者是阿南惟几，文中未见陆军大臣的审批章。由此可见，陆军省有组织地参与到此事之中，特别是军务局军事课也在“连带票”上盖章，说明此事十分重要。此外，军务局兵备课向各机构呈交的“连带票”签章部分中，在“连带返还期限”一栏内注明了“紧急”，这表明为了发动细菌战，日军急于从关东军增派人员至华中防疫给水部。为此，陆军省首先要在人员调配问题上完成前期流程，所以必须尽快完成事务性工作。

前文所述，细菌战按照11月25日下达的“大陆指第781号”指示结束，并要求相关人员和器材全部复归关东军。实际上在此之前，增派至华中防疫给水部的人员复归关东军的手续即已办理。11月21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出了“关于删除向与时局相关部队增派配属人员的照会”，其中写道，希望删除8月7日“陆支密第2612号”文件涉及的增派配属人员的内容，函请陆军省如无异议则发文传达。这一文件也盖有“极秘”印章。陆军省于当天回复称：没有异议，并于12月2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传达了删除“陆支密第2612号”文件所要求的向华中防疫给水部增派配属人员一事，并让配属人员尽快复归原属部队，即关东军。同时陆军省还于12月2日向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太郎传达了书面指示，要求其安排增派至华中防疫给水部的人员复归关东军原属。该文件由陆军省军务局兵备课起草，军务局长与军事课长、经理局长与主计课长、医务局长与卫生课长及医事课长等人在“连带票”上了盖章，最后审批者是陆军次官阿南惟几。因为陆军大臣委托阿南惟几办理此事，所以没有陆军大臣的审批章。可见，在该事项上，陆军省同样也系统性地参与了决策。

上述两份文件中虽然没有出现与细菌战相关的语句，但盖有“极秘”印章，而且结合其他史料，在短时间内关东军派遣如此众多人员前往华中防疫给水部，此后又全员复归关东军的这一极其异常的举动，无疑说明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进行细菌战及准备工作，临时向华中防疫给水部派遣人员，在结束之后全部复归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事实。

至于“关作命丙第659号”“关铁司后命第178号”命令中显示的派遣人数与陆军省的增派人数不一致的问题，“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中的“用铁路运输奈良部队器材”的命令所显示的人数只是从事器材运输的人员数量，而关东军司令部另行下达过派遣人员的命令，但这一命令尚还未被发现。

三、1941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向华中防疫给水部派遣人员与陆军省的关系

1941年4月8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出了盖有“秘”字印章的“关于向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增派人员的照会”，表示：第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向华中防疫给水部派遣尉官军医1人、卫生下士官1人、雇员及佣人2人、翻译1人；第二，人员属于“防疫相关业务要员”，任务结束后复归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第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须尽快向陆军大臣报告派遣的军官职务、役种、姓名、转属日期等情况；第四，结束任务后，华中防疫给水部长须尽快向陆军大臣报告。这里明确写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向华中防疫给水部增派人员的内容，增加了必须报告的内容也是一个显著特征。

收到该“照会”后，陆军省于4月15日答复参谋总长杉山元，表示没有异议，并在当天通过“陆支密第1075号”文件向参谋总长转达了增加其要求的“防疫相关业务要员”一事。同日发布的“陆支密第1074号”文件则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及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传达了将上述人员从关东军增派至华中防疫给水部的命令，并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向陆军大臣报告配属军官的职务、役种、姓名及配属日期等，要求关东军司令官在所配属的军官复归时向陆军大臣报告职务、役种、姓名及复归日期。该文件的起草者是陆军省军务局兵备课，军务局长与军事课长、人事局长与补任课长、经理局长与主计课长、医务局长与卫生课长在“连带票”上盖章（部分由课长代理局长盖章），最后审批者为陆军省高级副官。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仍然委托给属下办理此事，文件中没有出现陆军大臣的审批章，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审阅后盖了“阅”字章。兵备课在该文件所附的“连带票”中“连带返还期限”一栏写有“至4月10日止”。由此可见，陆军省也有组织地参与了此事的决策。

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了由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派遣人员，结束后复归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且复归时须向陆军大臣报告。陆军省之所以必须掌握相关信息，是因为华中防疫给水部无法独立承担这一特别重要的任务，所以采取了这一措施，以确保任务能够完成。因此，推测其目的在于为实施细菌战而增产细菌。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派往华中防疫给水部的人员复归时，必须经由陆军省完成调度手续的问题，目前尚未找到相关资料，这一资料或许并未存世。

当时，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课员井本熊男中佐的业务日志，记录了他于1941年8月11日前往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目的之一就是“ホ之件”。接下来的9月15日，他记录了“ホ之件决定”，9月16日记录了“ホ之大陆指发令”。井本还在业务日志中揭示了11月4日日军对常德空投携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一事。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对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进行了审判，其中原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元供述了1941年细菌战时，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曾派遣40至50人前往华中防疫给水部一事。这一供述与参谋总长杉山元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出“关于向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增派人员的照会”中的派遣人数不同。如果这一供述属实，说明除了上文中提及的1941年4月向华中防疫给水部派遣人员之外，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其他时间也曾向华中防疫给水部派遣了人员。相关人员复归时，陆军省理应也履行了事务性手续，不过相关资料尚未发现，或许已不存世。

四、培养细菌所需器材移交与陆军省的关系

探讨培养细菌时所涉及的器材及调度问题，这正对应了西浦所说的“钱、人、物”中的“物”。

1939年6月14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发出了“关于调拨作战物资的申请”，其中在“我军急需以下物资”的清单中，罗列了保管于陆军军医学校的细菌培养器皿280个、寒天1500公斤、蛋白胨500公斤、肉类提取物500公斤、食盐50公斤、氢氧化钠50公斤、大试管1000支，并申请调拨这些物资。这份申请书上盖有“极秘”印章，如果调拨这些物资是用于日常防疫的话，没有必要加盖“极秘”印章，因此，这份申请书可以认定是为实施细菌战而推进细菌培养工作的措施。陆军省收到申请书后，于6月21日决定移交所有器材和材料，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命令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寺师义信向陆军卫生材料厂移交这些物资，很快，这些物资便被转送至华中防疫给水部。起草这一文件的是陆军省医务局医师课，该课主任课员北条正是石井四郎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早期细菌战研究的军医少佐北条圆了。该文件的最后审批者是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及陆军省高级副官。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陆军次官山胁正隆将此事委托给下属办理，所以两人的审批章都未出现在文件中。

1939年8月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再次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发出“关于调拨防疫资材一事的申请”，因“我军急需的物资”，申请将陆军军医学校保管的10组NY式恒温装置调拨给华中防疫给水部。此外，山田乙三还于9月2日向陆军大臣畑俊六发出了另一份“关于调拨防疫资材的申请”，申请将陆军军医学校保管的电气式孵化箱5个、细菌培养器皿1500个、寒天4000公斤、肉类提取物2000公斤、蛋白胨2000公斤作为“我军急需的物资”，调拨给华中防疫给水部。这两份申请书中，不仅都盖有“极秘”印章，而且记述了山田乙三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已经就调拨物资一事达成了一致。当时，军医大佐石井四郎同时兼任华中防疫给水部长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要员。为了让部下顺利完成任务，石井做好了前期沟通工作。陆军省收到上述申请书后，陆军省副官于9月15日向陆军军医学校校长桃井直干传达了通知，要求将申请书中所需要的物资调拨给华中防疫给水部。陆军省还在同一天由兵站总监部参谋长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通知，告知两份申请书中所需的物资由陆军军医学校校长调拨。当时富永恭次少将任兵站总监部参谋长兼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因此，相关物资的调拨参谋本部也是认可的。上述通知的起草者是陆军省医务局医务课主任课员、军医少佐北条圆了，而审批的权限委托给了医务局长三木，此外，陆军大臣畑俊六和陆军次官山胁也未签章。

日军将寒天作为培养细菌的材料，以“下雨”的方式播撒的菌液成分由肉类提取物、蛋白胨、食盐，以及增加黏度的甘油、明胶、鸡蛋等构成，在其中加入细菌，用于细菌培养。细菌培养器皿指的是石井式细菌培养器皿，NY式恒温装置与电气孵化箱应当是用于细菌培养的恒温装置。这些都是为了细菌战而必备的生产细菌的物资。陆军省在调拨这些细菌培养物资时，通过兵站总监部完成了操作。

综上所述，在“物”的方面，如果没有陆军省的配合，是无法调拨相关物资的，而且大量调拨与细菌培养相关的物资，说明在1939年9月之后，华中防疫给水部毫无疑问已经正式开展了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正因为有前一阶段的准备，1940年的细菌战才得以实施。此处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即便是华中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也没有擅自调拨自己为要员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实验室拥有的物资的权力，调拨这些物资的权限属于陆军省，只有陆军省认可这些物资的使用目的后，才能进行调拨。

结 语

综上所述，陆军省与日军在华细菌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目前能够确认发动、结束或停止细菌战的“大陆指”，均是根据“大陆命”制定，这意味着在作为陆军中央的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共同授意下，按照参谋总长的指示，发动、结束或停止细菌战。指示结束或停止细菌战的两份“大陆指”，都提及从关东军派遣和调拨“人员器材”前往中国派遣军，结束或停止细菌战后复归关东军原属一事，陆军省对此表示同意。

其次，1940年的细菌战，是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向华中防疫给水部增派人员后实施的，增派的人员在任务结束后复归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而人员的调动每次都必须经由陆军省办理手续，也就是说陆军省同意发动细菌战，并且为此办理了必要手续。1941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向华中防疫给水部增派人员时，也经由陆军省完成调动手续。这一调动的目的在于增产细菌，准备用于细菌战，而参谋本部或石井四郎都不能随意调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人员和物资。

再次，陆军军医学校将自己所有的培养细菌的必要器材等物资调拨至华中防疫给水部时，也需要经由陆军省办理手续。华中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身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要员，也没有随意调拨物资的权限，其权限在陆军省。陆军省在认可使用目的后，履行了相关物资的调拨手续。依靠大量调拨的细菌培养器皿及培养材料，1939年9月后，华中防疫给水部正式开展了细菌战准备工作。正因为有了前一阶段的准备，日军得以在1940年发动了细菌战。

根据以上事实，即使参谋本部或石井四郎作出决定，也无法发动细菌战，只有获得陆军省的认可，并有陆军省的必要配合，才能够实施细菌战。当然，这还涉及实施细菌战过程中必要的经费预算等问题。因此，细菌战的最终责任者，包括下达发动、结束或停止细菌战的“大陆指”的参谋总长，也包括为此采取种种措施的陆军省陆军大臣及下属，毫无疑问，两者是“共同正犯”。

战后美军讯问日本相关人员时，石井四郎及北野政次始终隐瞒了三个问题：一是日军曾讨论对美军发动细菌攻击；二是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及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等机构的教授均参与或协助了细菌战；三是陆军中央的相关作用与责任。本文就第三个问题，以陆军省的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以石井或北野为中心开展研究的话，难以发现第三个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实证性探究，揭开了石井和北野所掩盖的细菌战真相，明确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责任者。

期望本文对日军细菌战研究有所裨益，更期望今后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有更多、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