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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三十余年扎根小麦育种一线,坚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累计投入科研资金6000多万元,育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小麦新品种25个。
口述地点:阜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
口述人:
壹丨我这辈子可能就适合干这件“慢事”
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常说,这条路是“被需要推着走”的。1991年我开始做农业相关工作,最早就是卖些蔬菜种子、化肥、农药、农膜之类的农资零售。那时候说白了就是一个小门店,忙的时候一整天脚不沾地;闲的时候,我就去田里转,跟老百姓聊:今年苗情怎么样、虫害多不多、什么时候该追肥、哪种种子更稳当。周边农民的需求越来越多,我自己的想法也越来越清晰:靠零售很难真正把农业“做深”。
2002年,我们成立了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我把方向定得很死:聚焦小麦种业,从育种、繁殖、加工、销售,到技术培训服务,一条线做到底。现在大家都说“农业芯片”,其实我们那时就认准了——种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品种,没有一流品种,企业再努力也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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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顺风顺水。我也遇到过几次“岔路口”,机会看起来很诱人。1998年前后,房地产刚抬头,朋友同学拉着我说:丁凯,别在地里晒了,搞房子开发,来钱快。我听着也心动,但转念一想: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本钱,第三我干农业干了这么多年,一改行就等于从头再来,成不成都是未知数。我知道自己性格更适合在田里、在基地、在实验数据里打滚。再后来,房地产又热过一阵,朋友笑我:你打电话永远在地里、要么在去地里的路上。我也笑:我这辈子可能就适合干这件“慢事”。
现在回头看,我庆幸自己没改行。农业这行,干得好不好,最终都能在田里看到。你喜欢不喜欢它,能不能坚持住,它都会给你答案。对我来说,“热爱”和“坚持”不是口号,是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回家把鞋底泥巴拍干净的日常。
贰丨12年等一张“毕业证”
很多人以为育种就是“在地里试一试”,其实远比想象中复杂。小麦育种从杂交开始,到稳定遗传大概要5年到6年;再到参加省级或国家的区试、生产试验,一轮轮筛选、对比、淘汰,最后拿到审定证书,差不多要12年。这个过程像什么?像养孩子:先上“幼儿园”,再上“小学”“中学”,层层过关,最后才有可能“考上大学”,拿到那张“毕业证”。
正因为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性多,很多企业不愿意做长期投入,更愿意“买成果”。你要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我买一个现成的品种,拿来就用——看起来更省事。但我总觉得,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恰恰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我们从2002年开始就把科研作为企业的核心工程,早投入、早布局,才有今天的底气。
近十年,我们科研投入平均每年不低于300万元,有的年份达到400万元。作为育种行业的民营企业,说出去很多人不信,但同行都明白:科研团队要养,和高校院所合作要投,分子育种、基因编辑、南繁基地都要真金白银。更难的是,有些年份我们年底一算账,利润微乎其微,福利和奖金都谈不上;别人单位年底旅游、发奖,我们这边“钱都砸进地里了”。那时候团队不是没想法,只是大家看我这个创始人、法人代表、科研带头人还在咬牙坚持,他们也就跟着一起熬。
我对团队常说一句话:科研不能断档。农业科研有连续性,你一断,前面投的可能就“打折报废”。所以再困难,我也得把该投的投下去。因为我对流程、对路线、对团队有信心——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板的人,我是跟大家一起下地、一起看数据、一起扛风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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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研最终要落到成果上。我们育成的小麦品种里,有的通过审定,有的成为主推品种;也有的走到一半,最后没能达到预期。但整体上看,投入与产出是成正比的:当品种和市场对上了,企业就有了“滚雪球”的可能。
叁丨种业不是“赚快钱”的生意
说到“苦”的部分,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人才,二是市场和气候的不确定。
先说人才。我们从安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甚至外省高校引进本科、硕士,刚来时都挺有冲劲,可农业工作辛苦、待遇又不算高,一般干两三年就走。更难受的是感情:你把一个大学生从“没下过地”带到会做杂交、会套袋、会看田间性状,刚熟练、刚有默契,人却被挖走。招人、培养、流失,年年循环,最后连我自己都没信心。后来我慢慢明白:要留住人,除了待遇,更要给他们看到成长路径和事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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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市场和气候。品种育成了,不等于市场一定需要。气候一变、病虫害一变、农民需求一变,你辛辛苦苦育成的品种,可能突然就不适应了。疫情那几年,我们就吃过一次“肉疼”的亏:有些转商的新种子,一车大概七万斤,按商品粮卖只能卖十来万元;可它的成本,一斤20多元——算下来,一车货本来价值上百万元,最后只能按每一块多钱一斤处理掉。我们把科研团队和生产负责人叫到一起,让大家站在那一车货前面算账:这是多年的汗水、是一次次筛选放大的结果,最后却只能当商品粮“甩卖”。那种滋味,真不是一句“可惜”能概括的。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育种要尽量瞄准未来市场需要的品种,同时也要把抗性、适应性做得更强。可话又说回来,谁也不可能预见十年后的天气。近些年,旱涝、暖冬寒冬、低温冻害轮番来——比如有的年份上半年干旱,几乎不下雨;有的年份收玉米时又连着下雨。你再有经验,也要承认大自然的“无常”。
所以我们近几年做了很大调整:一方面培育更好的亲本资源,导入更强的抗病、抗旱、抗冻基因;另一方面提升手段,用分子育种、南繁加代等方式加快迭代,让品种更“多抗”。我常说,科研人员干的就是“与天斗、与地斗”的活——一年365天,要么在田里,要么在去田里的路上,要么在室内做数据和方案。很多育种家,到了80岁还能下地,杂交时跪在地里做,一年年把腿跪烂还坚持。你说这是什么?是职业,也是信念。
我也坦白讲,干到这个年纪,我最对不起的其实是父母和孩子:孩子上学、父母生活,我陪得太少。可当你把企业和科研都扛在肩上时,就只能牺牲休息、牺牲团聚。也正因为牺牲过,才更懂得守住底线:品种的质量底线、科研的连续性底线、对团队和农民的责任底线。种业不是“赚快钱”的生意,它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肆丨我想让“好麦”在阜阳就地变成“好面”
这些年,我最自豪的一点,是我们终于育成了真正能“带动产业”的品种。比如近两年被推荐为主推的小麦品种,它高产、强筋、综合表现突出,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规模化放量”的可能:订购会一开,订单很快就定出去了,甚至出现“订购量可能超过实际生产量”的情况。
但我不满足于“卖种子”。阜阳是产粮大市,却长期缺少大规模面制品加工企业,农产品就地转化不足。站在企业和产业的角度,我更愿意做的是:以一个核心品种为抓手,把“种子生产加工、栽培技术研发培训、粮贸、面粉加工”拉成一条链,带动种粮大户“多种粮、种好粮、多赚钱”。我们已经把上游育种、粮贸企业、面粉加工企业请到阜阳坐在一起谈,大家积极性很高——因为这条链做起来,受益的不只是我一家企业,而是一座城市的农业结构和农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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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十五五”,我的想法其实很朴素:科研投入持续加大,生产经营规模更系统地扩张;在品种、技术、服务上形成更强的闭环,让强筋优质麦成为阜阳的特色产业,也让企业二十多年的投入变成产业长期回报。对企业内部,我也一直记着当年给员工的承诺——只要方向走对了,后面一定要把应得的福利和奖金补回来,让企业走向更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回头看,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把时间押在一粒麦种上。对我来说,这就是企业家的分量:把个人的选择,放进国家需要里去,把一件难事,耐住性子做成。(安徽经济报记者 卞潘峰 田斌 石大龙 窦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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