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丹 天 舒｜《金瓶梅》客观反映新兴商人的崛起（3.4）

四 、《金瓶梅》中官商勾结的暴富秘诀

1.官商勾结是社会动荡转轨时期的必然现象

《金瓶梅》创作的时期16至17世纪,正是世界历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的中国晚明社会,同样面临着变革性的转折。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它既是国内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结果,也是国际市场商品流通的成果。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陆而引起的“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不仅畅销全国,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世界市场,成为新兴市场颇具竞争能力的商品,随着海内贸易的扩大和巨额白银的周流,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商人财富的积累。

同时,金钱之神的魔力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商品经济的冲击开始动摇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官、商的渗透加速了晚明专制皇权的腐朽崩溃,而西门庆这一形象正是这一巨大变革时期特定生活的典型概括。

这也是小说对这人物塑造的成功之所在。

马克思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的关系的力量,而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搾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力。”

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成长,并不是哪一国家的偶然现象,它既是国际商品经济流通变革的产物,也是由封建母体孕育而成的一种变革因素。

所以,在其萌芽时期,官、商渗透,即商业资本与封建政治的勾结融化的微妙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

由于历史原因及阶级结构、经济基础的差异,造成西欧的王权与中国的皇权制度对商业资本的作用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中西两方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及其形态迥然有别。

早在14世纪,西欧新兴的市民阶级取得了自治权,已经成为政治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到了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长足进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而西欧的封建王权则建立于封建社会行将崩溃,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形成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封建王权的经济基础,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是王权的主要阶级基础。

因之,西欧的王权以重商主义为国策。

在政治上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势力,积极推行拓海政策,他们彼此结为同盟,在掠夺性的殖民活动中，使国家海洋实力迅速崛起,大大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主义社会的诞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出图版）

而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明代封建宗法性的皇权制度却起着完全相反的历史作用。

特别是晚明时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金钱关系的渗透侵蚀之下,处于末世的封建地主阶级贪婪腐朽,整个王朝呈现分崩离析之势,但它仍以传统的力量制约着整个社会,世袭贵族仍在封建经济中处于垄断地位。

他们对外推行闭关锁国的禁海政策,对内则实行“重本抑末”之道,税赋繁苛、关卡林立,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时,尽管部分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但很微弱,只能作为封建经济的附庸,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新兴的市民阶级虽呈发展壮大之势,并未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这种势力悬殊、作用相反的社会逆境中,中国的商业资本要想暴发致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单凭经济的关系是不行的。

只能交通官吏,依附势要,借助封建特权关系,才能打破封建宗法势力的政治、经济封锁,开拓商品流通市场,增加财富的积累。

史实也正如此,据明末陈邦彦《中兴政要》记载:嘉靖之前,做官尚讲名节、政绩。嘉靖之后,做官如赴利市,巧取豪夺、贿赂公行、廉耻丧尽，当时“官以银得,政以贿成”的现象甚为普遍。

正德时期即有“金中书”、“银主事”之称,成化、弘治时期,卖官鬻爵现象更为流行,有“富儿入银得买指挥者”称“纳银指挥”,甚至“纳银四十两,即将冠带”,而《金瓶梅》中关于蔡京集团“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的描写,不就是嘉靖年间严嵩集团腐朽黑暗的写照吗?

所以,《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东京庆寿诞”的情节,正好表现了新兴商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的普遍史实。

所谓“官以商之富而脧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已也而豢之”的现象集中反映了这种互相渗透的关系。

西门庆交通官吏,亦官亦商正是这史实的具体表现。

《新刻金瓶梅词话》内封

2.《金瓶梅》中官商勾结的手段

《金瓶梅》的作者借《水浒》而变《水浒》为《金瓶梅》,不只是让一个市井小人西门庆死而复生,并且让他借东京庆寿诞这一手段平步青云,由“一介乡民”发迹变泰,充当了国家的柱石。

作者对《水浒》有关人物、情节如此大幅度的逆向变动,集中体现了他对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深刻变动的理解。

作者笔下的西门庆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新兴商人,他既有无穷的贪欲,也有投机冒险的气概。

在商品经济与皇权势力严重对立的逆境中,他不像传统的“商”那样听从命运的摆布。他确信“事在其间,道在人为”的权变之策。

凭着自己的才智和胆略,他将商品竞争的手段用之于官场,巧妙地利用人际之间的关系,以金钱为武器,借用皇权内部的腐朽机制,不失时机、不惜代价地主动出击,将金钱关系渗透到官场的各个领域,从而产生了广泛而特殊的效应。

为了追求政治、经济方面的最大效益,他把投托的目标集中在权倾内外的蔡京身上。

投托的过程分为三步:最初,他利用亲家陈洪与杨戬的关系与太师间接挂钩,为其解难、办事。接着,利用蔡府总管翟谦的引荐深结太师。

第一次生辰担就换来山东理刑副千户之职,从此平步青云,势动一方。进一步则亲往东京庆贺生辰,直接投托。

太师一见20多扛金银缎匹,喜不自胜,不独认他为干儿子,且把一个粗鄙商人凌驾于公卿之上,恩宠眷顾,无以复加。

从此皇亲内相,达官显贵,争先勾结,竟相趋奉,冠盖络绎,门庭若市。文采风流的蔡状元,曾经两次绕道清河,特意登门拜会,倾倒于西门的酒色奉承和厚礼馈赠,并且为他驱使效劳。

至于表面廉正的宋巡按,更以西门之家为商场，权钱交易,公开不讳。甚至离京的钦差六黄太尉也屈尊枉驾,特来西门府中结交拜会。

更为可笑的是:自李瓶儿死后,知府州县,合卫有司居然素衣、三牲,焚香拜祭富室娘。

本来,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伦常身份的高下,是中世纪估量人的价值砝码,但在金钱关系的诱感渗透之下,上自皇帝下至大小官吏,他们公开抛弃了“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的面纱,争相逐利,贪婪罔极。

整个社会惟财论势,财富成了社会的最高权威,金钱成了支配社会一切的力量。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在金钱的成力之下,达官显贵贴耳匍伏,拜倒在西门庆的脚下,变成了金钱的奴隶,面且金钱关系也渗透到法律之内。

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者也。"说明封建社会的法治本来就是地主阶级维护等级制度的政治工具,但根据顾炎武记载:

“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狱为小康;万历以下,法令存而教化亡。“

“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

《金瓶梅》中有关蔡京集团徇私枉法的事件充分表明:自晚明之后,司法机关是“财入公门,政出吏口”,封建之礼失去效应,金钱关系成了法律运行的润滑剂。

在金钱魔力的驱使下,执法官员从上到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像东平府尹陈文昭,“为人贤良方正”,号称“清廉之官”,接到太师书帖,任情卖法,放走了主犯西门庆,流放了负屈含冤的武松。

理学名臣杨时,为了太师分上,徇私枉法。关于花家族侄争产一案,不问内情,以“事过境迁,无可稽考”为由,蒙胧了事。清河知县霍大立,为人耿直,因陈经济百两纹银的贿赂,一夜之间改了案卷,将绞刑变为流放。

至于山东理刑千户西门庆更是“亏义卖法,贪财坏理”,百姓的死活,往往听断于娼妇、娈童,人的祸福,随意玩弄于商人的掌股之上。

在金钱的支配下,法律机关成了西门庆迫逐色欲的工具,司法官吏成了新兴商人掠夺财富的鹰犬。

据《明史·循吏传》所记循吏125人,从开国到正德(公元1368一1521)的一百五十三年中有120人,从嘉靖到明亡(1521-1644)的一百二十三年中只有5人。

又据陈诏先生考证:《金瓶梅》中许多与蔡京有瓜葛的达官显贵,“都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

至于明代历史人物,“上限为成化年间,下限在隆万年间，多半是嘉靖时期的进士”,可见《金瓶梅》所述,确非虚妄。

总之，晚明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侵蚀,致使封建之礼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新兴商人利用金钱武器使封建社会视为神圣的尊卑等级制度失去效应,使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失去了制约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为金钱所代替。

《明史》书封

3.《金瓶梅》中官商渗透暴发致富的过程

《金瓶梅》之所以一反古典小说的典范选取了市井俗商西门庆作为主人公,体现了作者文化心态的差异及其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并非忠义的化身,而是“恶德”的典型。“好色好货”的“恶劣情欲”是他的本质特点。

他根本不相信忠孝节义、天理轮回等封建神学教义,惟独信奉钱能通神的哲学,他借助金钱的魔力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贪求美色,攫取富贵,终于由一个“破落户”发展成为“家道营盛”、富极一方的大商人。

他的发家之路既非西欧“原始积累”阶段的劫掠、杀戮之法,也非中国晚明之前“以义制利”的儒贾之道,而是通过商业资本与封建权力勾结透的形态,采取家财兼并与经商牟利的手段达到致富的目的。

西门庆交通官吏、暴发致富的历程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

它集中说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关系渗透的结果,加速了阶级关系的分化,促进了地主阶级经济的衰落,增进了商人财富的积累,蕴含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金瓶梅》中对西门庆暴发致富的历程可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播写:

最初阶段,他以“谋财娶妇”之道,侵吞世袭贵族、破落商人的家产,为其暴发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其中“谋娶李瓶儿”一例最期典型。

李瓶儿原为广南镇守花太监的侄媳,由于家庭腐烂机制的熏陶,其侄花子虚整天醉生梦死,浪饮浪嫖,任意挥,太监深感绝望，便将家私全交瓶儿收藏。

太监死后,花家族侄争夺家产,告至东京,子虚被捉,瓶儿破财营救,才得出狱。她眼见子虚无靠,家财有遭瓜分之危,不如投靠西门庆,早作归宿,免得吃人暗算。

由此看来,像这样的“诗礼之家”伦常丧乱,尊卑失序,骨肉相残,经济崩溃,整个家族面临着衰亡的必然之势,这正是西门庆“谋财娶妇”的契机。

所以,自李瓶儿过门之后,他“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骡马成群,奴仆成行”,成为富冠一方的大商人。

第二阶段,他凭借财富和权力,谙熟贵族地主腐朽破落的趋势,捕捉时机,解当、放债同时并行,既做朝廷的生意,又从破落世族之家谋财图利,主要以高利贷资本加速财富的积累,如王招宣府的破落最为典型。

王招宣府原为先朝将相,世代簪缨之族,自夫主去世之后,家道逐渐衰落。身为世族命妇的林太太,在金钱魔力的诱惑之下,公然抛弃了“传家节操”的面纱,以假说人情为由,暗中与市井商人私会。

其子王三官更是潦倒放纵、日逐游食之徒,留连花酒,每月以三十两银子包占李桂姐,借贷典质无所不为,甚至“把他娘子的头面都拿出去当了,气的他娘子在家里上吊”。

另有白皇亲,向五皇亲等腐朽没落的过程足以说明世袭贵族“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典质,习以为常”。

总之,在金钱魔杖的驱策下,一时拜金主义”泛滥,人欲横流,地主阶级的沉沦腐朽已成为普遍的趋势。

西门庆开张解当铺,质押古董、书画、玩好之物的目的不单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他既熟知世袭贵族腐朽设落之势,也谙习市场行情的变化,他瞄准朝廷修建艮岳之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第七十回)。

他得知朝廷下达文书,指令东平府坐派二万银两的古器,其中有万两银子的利息,他便当机拍板,一人承担,立刻写书封礼,前往东平讨回批文,毫不迟疑(第四十五回)。

他从白皇亲那里当的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等物,约值百两银子的古器只当了三十两银,质押的放款额只是抵押品价值的三成。正如应伯爵所说:凡是质典之家,多是“下坡车儿营生,及到三年过来,七八本利相等”,没有赎取的可能。

事实证明他的解当行业本来利率就非常之高,而又借朝廷搜求古器之机再图暴利,所以,惟利是图的思想和伺机攫取的发财手段集中体现了这位新兴商人暴富的秘密及其本质特点。

《金瓶梅》插图

第三阶段,他依靠庆寿诞结交的蔡京这位干爹的权势,借助金钱关系,疏通关卡,打破了世袭贵族的经济垄断地位,兴贩盐引,说立标队,拓开了市场,为攫取巨额利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首先以三万盐引为资本与乔亲家合开缎铺的事实足以证明西门庆非凡的经营权谋和搏击进取的魄力。

称为“一代之私禁”的茶、盐、铁、钱之类,向来被官府垄断,成为封建世袭贵族的专利。特别是盐引，那是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搜刮财富的主要特权。

明万历之前,盐引则是盐商纳钱或粮领盐运销的凭证,从其制度来看,似乎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实,从成化时期,“输边料粮,多为奸豪包纳”,弘治之后更为严重,户部尚书李梦阳说:

今商贾之家……援结诸豪贵,借其荫庇,今淮扬仕官数大家,非有尺寸之阶,甔石之储,一旦累资巨百万数,其势足以制大贾,揣摩机织。足以蔑祸而固福，四方之贾,有不出其门者亦寡矣。

又据《明史·奸臣列传)一百九十六卷记载:嘉靖时严嵩的亲信鄢懋卿以钦差的身份,出京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收受贿赂、穷奢极欲的史实与《金瓶梅》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蔡御史”的描写很相似。

现实如此,商人要媒取盐引获得暴利,决非易事。此外,晚明时代,税收名目繁多,税卡林立,税率很高,如隆庆五年,由临清到天津之间,要经过几道税关,收几次税,所以“层关叠征”的苛税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生产的流通和发展。

在这种严重不利的环境下,他以“任时知物”的权变之策应付自如,他借蔡状元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前来清河拜会之机,以金钱、美女厚加贿赂,结果比别的商人提前一月提取三万盐引,然后分别贩运到南京,潮州卖出,再以盐引之利为资本分头去丝绸工场直接订货。

这实质上就是商人通过放款预购产品的“前贷”包买形态,其关系本身含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

等待“织了丝绸”之后，由韩道国从杭州置办了十大车缎绢货物,通过临清税关时,由于及早作了贿赂,所以,钱老爷一封书,万两银子的货物,只纳了三十五两五钱银子的税。

西门庆的三万盐引大约换来三万银两的缎绢货物,表明他兴贩盐引的过程已经取得了暴利(第六十回)。

从九月初四,缎铺开张的第一天就卖了五百两银子,到了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西门庆死,约半年时间,缎铺本利共计五万银两。总计营运、放贷资金约有十万余两,成为财势相当雄厚的大富商。

西门庆合资经营缎铺的盛况集中展示了封建经济的衰落以及新兴商人崛起的历史演变过程。所以,西门庆也就成了一个在中国封建末世包含着资产阶级和封建遗传“混血”人物的典型。

（未完待续）

《<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 张丹 天舒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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