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呈现三大变化趋势 | 社会科学报

在数智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沿着城乡融合发展的轨道向乡村广泛渗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起一座“数字桥梁”。如果说传统乡村文化多表现为乡土性、人际性、被动性，那么，数字技术洗礼下的乡村文化则呈现出向现代性、脱域性、创造性变迁的趋势。

原文 ：《乡村文化呈现三大变化趋势》

作者 |北京建筑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高春凤

图片 |网络

乡村文化作为农民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生存方式，其变迁固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数字化生存日渐成为一种生存方式的今天，数字技术的推动无疑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如果说，传统乡村文化多表现为乡土性、人际性、被动性，那么，数字技术洗礼下的乡村文化则具有向现代性、脱域性、创造性变迁的趋势。这一趋势是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的创新性成果，表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生活气象，展现了新时代农耕文明的魅力和风采。

文化特点：由乡土乡味转向城乡杂糅

中国乡村文化生长于农耕文明沃土，根植于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法等级秩序，其最大的特征在于乡土性，是历代农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特点、行为偏好、生活方式等的重要表现。由于农业社会占据了中国历史的大半个时空，乡村文化的乡土乡味以一种“执拗”的方式得以存在，并熨帖了世代农民的日常生活。尽管我国自近代即开启了现代化征程，但乡村文化的乡土性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光影斑驳的土墙壁，滋润心田的老水井，夏日热闹的打谷场，都是承载村民日常生活的文化载体，记录着村民生产生活的宝贵经历，蕴藏着淳朴的乡村文明气息，是乡村文化叙事的物质载体，对个体成长和社会整合具有催生、粘合作用。在我们调研的村庄，这些“房前屋后”凿通绵长的时光隧道，仍然通过神圣原则和世俗原则，约束和规范乡村的日常生活，成为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的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施一系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城市综合要素向农村流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得以在国家搭建的平台上交流、对话，表征城市文明的现代理性因子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迅速蔓延，致使以“伦理本位、差序格局”为内核的传统乡村文化发生剧变，呈现出鲜明的城乡杂糅特征，规避了文化同质化的风险，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在乡土乡味向城乡杂糅的转变过程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沿着城乡融合发展的轨道向乡村广泛渗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起一座“数字桥梁”，为农民感知并接受城市文化提供了重要动能。作为一种生产力，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突破了乡村传统的时空限制，扩大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世界，其与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融合发展，带来“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场景创新。与城市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一起下沉的，还有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特点的城市文化，包括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公益文化与消费文化、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科普文化与休闲文化、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它们和乡土文化相互融通，呈现出由乡土乡味向城乡杂糅的变化。建基于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化，在国家乡村建设的大潮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在法律制度、规则合意基础上的契约精神与传统的自然情感之间，呈现某种程度的张力。如今的乡村弥漫着一种游离于传统的“现代性的张扬”。

文化传递：由人际性向脱域性转变

在传统农村，乡村文化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同代传播和代际传承。同代传播主要依赖于村民间彼此交织的社会网络，他们在小河边、大树下、田地间开展情感交流、信息传递、生产技能学习等活动，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中完成文化习得过程。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所言，人们“做事的本领和处世之道是同一种经验：在他的孩提和少年生活中，耕作技术与家庭的田地联系在一起，像语言或礼节等其他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技术’一样，耕作技术是在田地里学到的，并纳入一种生活方式”。代际传承则依赖于前辈对后辈的口口相传和耳濡目染，包括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行为模式等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也包括乡村有组织的文化传播实践。

数字技术凭借其凿通时空的力量，打破了时间的一维性和空间的有限性，使乡村文化传播突破了时空限定，带有鲜明的“脱域性”特征。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脱域”乃是社会关系抽离于地域性互动场景，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对社会文化进行重构。脱嵌于物理性限制的数字文化资源，就是乡村文化从人际传播到脱域表达的技术革命成果。

首先，数字技术优化、便捷了乡村文化的保存和访问，为传统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如笔者调研的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炕围画，以往多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但由于大量青年人进城务工，这项传统技艺面临消失的风险。数字技术改变了这种状态，当地政府对流传民间的炕围画进行数字化采集，建立数字档案，解码文化符号，经过网络平台进行转发和点映，不仅实现了永久性保护，而且扩大了传播范围。

其次，数字技术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多地乡村开展“屏南凭什么”“浮梁乡创节”等在地化文化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将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如以非遗文化元素制作的网游、动漫等，丰富了非遗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取得了乡村文化现代化、表达方式时尚化、打开方式多元化等创新成果，找到了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乡村文化在数字技术的护佑下呈现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消费：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

数字技术改变了农民的文化消费形态，人们对文化类产品及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由原来的单纯对符号意义的编码、传递和解读活动，变为一种综合性的参与、认知、感受、创造实践。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各级政府通过“他组织”力量加大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根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城乡常住人口变化，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服务提供、队伍建设、资金保障，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以期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种政府主导的植入型文化活动供给带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色彩，要想调动村民形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必须内化到村民的社会行动、个人习惯当中，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即政府主导的文化供给需要转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乡村文化大戏才能够真正唱响。笔者在浙江省遂昌县三个村庄的调研显示：76.3%的村民喜欢“村晚”、文化走亲、班农劝春、畲族文化表演等本地特色年节和民俗特色文化活动，20.5%的村民喜欢参加各类文艺演出，而喜欢观看线上直播演出的人员占比只有4.2%。这表明，人的主体意识是人类家园中最美丽的花朵，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激活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力量。村民更愿意通过“动起来”的方式，融入现代农村的文化烟火，制作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品尝新时代的人生趣味，丰富现代农村的“地方性知识”。

数字技术为此提供了强劲的动力。首先，数字技术可以适配文化需求与供给。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农民是乡村文化的享有者、使用者与创造者，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是乡村文化的内在使命。数字技术架起了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之间的桥梁，村民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直接表达文化需求和建议，政府部门通过资料搜集和数据分析给予农民更精准的文化服务。其次，数字技术助力农民由文化观演者成为文化创作者。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制作短视频而成为自媒体创作者，他们将村庄的田园风光、农业产品、文化风俗等通过网络平台传递出去，许多乡村由此培育出诸如戏曲、广场舞、模特队、舞蹈队、民乐队等各类文娱组织，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笔者调研的浙江遂昌数字化文化大礼堂、河南焦作韩庄村修建的乡村剧场等数字化平台，为乡村文化活动增添了可触可感的技术含量、绚丽多彩的现代化气息。浙江庆元县的“月山村晚”将技术带来的文化生命力推向极致。自1981年春节起，人们把村民的日常生活、躬耕劳作以节目的形式排进“月山村晚”，其中最具特色的压轴节目是《农活秀》，重现了乡村的生活场景和文化事象：缝了密密麻麻针眼的衣服、捆着香菇的扁担、捉泥鳅的竹篓、耕地用的犁……月山村民拿着各自的劳作工具往舞台上一站，一幅生动的耕作图跃然眼前。目前，乡村“村晚”已经成为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的重要建设模块，向外展示着乡村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数字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会带来工具主义的数字迷信。因此，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引导科技向善和数字向善，推动数据技术正向赋能，是数字背景下传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让农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化条件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及治理转型研究”（22BSH087）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0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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