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下半场：DS-8201之后的阿尔法

翻开2025年的全球药品销售榜单，会发现专利悬崖之下重磅分子更迭的轨迹清晰可见。

曾经雄踞榜首的“药王”修美乐，在生物类似药的持续冲击下，销售额已回落至45亿美元量级，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

旧王退场的同时，新星正在重塑市场格局——第一三共的DS-8201（Enhertu）继续高歌猛进，2025年销售额直指50亿美元大关。

作为2020年ADC爆火以来首个取得商业化上空前成功的分子，DS-8201为整个创新药赛道打了一剂强心针：它用真金白银向市场证明，只要数据真的够好，转化为大几十亿美元商业收入的确定性就高。

不过，资本和产业的目光永远在寻找下一个阿尔法。近期，第一三共宣布终止下一代靶向CLDN6的ADC药物（DS-9606），且部分管线临床数据推迟公布。市场敏锐地察觉到，早期平台的红利正在收窄，哪怕是行业先驱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与此同时，国内新一代管线也纷纷cosplay 第一三共，试图寻找下一个8201。有科伦多禧这些老牌ADC公司，有宜联映恩这些linker新秀，有百利复宏这类在思路上推陈出新的，还有恒瑞石药豪森信达这批巨头企业半道切入的。

当拓荒者遭遇瓶颈，后来者正试图凭借底层创新弯道超车。而在研发端裂变与商业端变现的同频共振下，ADC赛道的下半场战役，才刚刚打响。

创新裂变

DS-8201在泛HER2领域筑起的高墙，让单纯的跟随策略失去了生存空间。虽然在安全性上有更好的优化空间，但在恒瑞、康宁的快速补位之下，单纯的“低HER2表达”已经挤不下更多选手。

但如今很多玩家已经转变思路，通过技术路线的精细化改良和模态升维来寻找错位竞争的优势。

从Beacon数据库截至2026年1月的最新统计来看，全球已追踪的ADC项目超过2300个。其中，传统ADC的同比增速维持在20%左右，显示出基本盘的成熟与稳健；而新型ADC的同比增速高达88%，表明行业的创新重心正在发生实质性转移。

下半场的突围方向，呈现出几个极具爆发力的特征：

一个是靶点与适应证的全面拓荒。研发资源正加速从HER2、TROP2等红海赛道，向B7-H3、c-Met、CLDN6，以及大众相对眼生的CD74、VISTA、CD40、IL-4R等前沿靶点分流。

在这个过程中，头部大厂的落子尤为果断。例如在B7-H3这一潜力靶点上，翰森制药通过与GSK的重磅交易确立了身位，信达生物也在加速推进全球多中心临床；恒瑞医药则将触角延伸至极具差异化的CD40和IL-4R靶点，试图通过全新的免疫调节机制和给药途径（如吸入式）打破现有的内卷僵局。

更具想象空间的是，ADC的战场开始向自免领域外溢，利用糖皮质激素受体调节剂作为载荷的ADC正尝试对传统自免药物发起降维打击，为行业打开了第二增长曲线。

双抗ADC（BsADC）也开始慢慢站上C位。

面对实体瘤的异质性和耐药性问题，双特异性ADC能够同时阻断两个信号通路并增强内吞效应，也是以百利天恒为首的一众企业开辟出来的新思路。2024年有12款BsADC扎堆进入临床。

除了百利天恒的BL-B01D1（EGFR×HER3）在三阴性乳腺癌等大适应证上取得突破并率先申报上市外，信达生物全球首创的B7-H3/EGFR双抗ADC（IBI3001）也展现出了优异的双靶点协同增效潜力；此外，康宁杰瑞基于HER2双表位设计的双抗ADC（JSKN003）同样在后线治疗中读出了亮眼的数据。这些先发管线的密集兑现，预示着双抗ADC极有可能是下一个诞生“重磅炸弹”的温床。

当然，更具想象力的还是XDC（万物皆可偶联）去打破整个边界。

降解剂偶联物（DAC）、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OC）等前沿概念已步入实质性临床阶段。模块化的设计让载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细胞毒素，极大地拓宽了药物的治疗窗口。

总结来看，上述这些多点开花的技术探索，其底层逻辑在于ADC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平台型技术。它不受限于单一靶点或特定载荷，这种极其广阔的可耕耘空间，是支撑ADC赛道持续进化的核心动力。

Modality的胜利

探讨一个医药赛道的投资价值，最终要落脚到市场天花板的测算上。2025年前三季度，全球ADC市场规模已达121亿美元，全年预计突破160亿美元。机构进一步预测，到2030年全球ADC市场规模将超过600亿美元。

底层逻辑在于ADC的临床用药场景在发生根本性迁移——从后线的挽救性治疗，全面挺进一线和围手术期的基石用药。

而这背后，一一定程度上也是“IO+ADC”开启了后免疫治疗大家都在寻找的出路：靶点不够，联用来凑。

在2025年全球新增的ADC联合疗法临床试验中，IO+ADC的占比高达68%。跨国药企巨头们已经为此押注了重金。

以默沙东为例，其围绕从科伦博泰引进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一口气启动了十余项III期临床，其中绝大多数是与自家的“药王”K药联用，全面覆盖肺癌、乳腺癌等大瘤种。

DS-8201上市后的放量轨迹，以及罗氏Polivy在一线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突破20亿美元的销售表现，已经提前验证了这种商业逻辑。一旦“靶向杀伤+免疫激活”的联合方案在前线治疗中确立标准，ADC作为泛癌种基石用药的市场弹性将被彻底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重构前线治疗标准的战役中，本土创新药企已经与全球第一梯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过去，国内药企在临床前阶段跟进极快，但面对庞大复杂的后期临床时往往需要等到MNC先定好方向，自己再慢慢跟上。但在ADC赛道，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土企业在后期临床乃至商业化阶段，真正做到了与全球巨头的同频共振。

我们看到，中国药企的ADC弹药库正在密集兑现。

科伦博泰的芦康沙妥珠单抗作为默沙东“IO+ADC”战略的核心底牌，其与K药联用一线治疗肺癌的III期临床已成功达到主要终点，并确立了全球首款获批治疗肺癌的Trop2 ADC的领先身位。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创新力量的后期管线同样捷报频传：乐普生物全球首创的EGFR ADC顺利获批上市；百利天恒的双抗ADC多项适应证进入NDA优先审评流程；复宏汉霖的HER2等ADC管线稳步挺进临床III期；翰森制药的核心ADC资产在重磅出海交易的加持下，正加速开展全球多中心后期临床；恒瑞医药的ADC管线史无前例地拿下十项突破性疗法认定；映恩生物也正积极筹备2026年在美国递交上市申请。

这些实打实的III期数据和商业化进度清晰地表明，国内创新力量在ADC的布局上，已经完全具备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硬核实力。

“模块化”与长尾价值

站在整个创新药的宏观视角来看，ADC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品类。

过去的药物研发，一直面临着一个巨大痛点：许多新发现的靶点虽然在肿瘤细胞上高表达，但单纯用裸抗去阻断它们并不能有效杀死癌细胞，这在过去往往被视为“不可成药”；若直接使用高毒性的小分子化合物去强攻，又会因为缺乏选择性而引发极其严重的全身毒副作用，安全性根本无法过关。

ADC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它相当于为极其危险的细胞毒素装上了“导航系统”。这种机制大幅拉开了药物的治疗窗口，让那些原本因为毒性太强而被束之高阁的毒素，以及那些单纯结合却缺乏杀伤力的新靶点，重新具备了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

ADC凭借这种高度的“模块化”特质——抗体、连接子、载荷三大组件的排列组合，走出了第三条路，让候选分子的数量呈现出指数级的爆发。

这种可拼图的特质，决定了ADC赛道永远不会是一个“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市场。

哪怕巨头在某个特定领域筑起高墙，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也注定了没有一种分子能包打天下。市场上有人在拓扑异构酶抑制剂上深耕，就有人在微管蛋白抑制剂上做文章；有人强攻旁观者效应，就有人死磕定点偶联技术以降低间质性肺炎等脱靶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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