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我并不提倡“吃苦”主义

#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记录我的2026#本文是夏鼐1985年3月1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曾在1985年3月10日的《光明日报》第1版发表。夏鼐说：我是主张我们可以也应该搞一些娱乐，只要不耽误工作，又不费钱。我们1950年在辉县发掘时，有时晚间没有事，会唱京戏的搞清唱。赵铨唱打渔杀家，马得志唱空城计，郭宝钧老先生来一段河南梆子，王仲殊唱一支日本歌，独有我什么也不会，只好做一个听众，每次听罢鼓鼓掌。

我现在宣布，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正式开幕了。今天举行开幕式，承蒙各位领导同志，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各位来宾光临出席。对此，我代表我们学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我们学会前次年会以来的活动情况和这次年会的筹备经过，将由我会秘书长王仲殊同志作一汇报，我在这里不重复讲了。我只谈两个问题：一是本届年会准备讨论的主要课题，二是我们考古学界工作的作风改革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考古学会自1979年成立大会以后，每次年会，我们都事先提出一两个主要课题，作为会前组织论文和会上讨论的中心。当然，年会的论文并不局限于这一两个主要课题。但是规定了课题，讨论便可以比较集中了。1980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二次年会的主要课题是楚文化，因为楚文化是湖北、湖南考古的特色，而相邻的四方各地区也可以就它们与楚文化的关系提出论文。

1981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青瓷及其窑址，是两个课题。这二者是浙江考古的特色，许多别的地区也可以谈相关的问题。1983年5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四次年会的主题是夏、商文化和青铜器文化，也是两个课题。

河南考古的突出的课题是夏文化的探索和商文化的研究，别的地区可以谈它们的青铜器文化，有的是与河南的商朝同时代的。这四次年会的论文选集，都已加编印。前三集已经出版。第四集正在排印中，本来打算于这次年会前出来，以便会上散发，现在知道来不及了。

这次年会的主要课题是“中国古代的都市”。为什么在北京召开的年会要挑选这个课题呢?这首先因为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国都。“都城”是都市制度的最高形式。北京市在全国各古都中，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

其次是大家都想在外省开了四次年会之后，能在北京召开一次。但是这样一来，原定去年开的年会，因为北京去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庆祝会的缘故，找不到开会的场所，只好延期到现在才召开。这样一来，准备的时间更多一些，这也是好的。

我们选择这个课题，叫“都市”而不叫“都城”。因为古代都城并不是每省都有，但是古代都市则可以说各省都有。都市的兴起是社会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之产生了国家。这时也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市。古代都市常环绕以城墙，但是都市不一定都有城墙。

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个城市都没有绕以城墙(二者在城市的西边高处都有一城堡)。我们在殷墟小屯和偃师二里头二处，迄今也还未发现有城墙，但仍可算是都市。反之，有的有城墙的可能是作军事防御用的小城堡，不能算是都市。

从都市的起源到都市的发展，我国封建制度历史特别长，各个历史阶段的都市，尤其是都城，都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反映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意识。现今我们体制改革中关于未来城市的设计，要吸取古代城市建设的经验，尤其是与商品经济发展有关的部分。所以，这个课题的研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上讲话

我们以前的发掘工作多注意古墓，因为古代大墓中随葬品很丰富，有的还是十分珍贵的。古城遗址出土物多是破烂的、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就学术价值而言，古代都市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情况，有时比墓葬具有更大的价值。

为扭转当前挖宝风气有点复活的趋势，我们有提倡一下利用考古资料来深入研究古代都市的必要。这次年会收到论文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与这主要课题“古代都市”有关的。希望在这次会上经过宣读论文和展开讨论之后，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考古学界的工作作风改革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的学风问题。别的学科的情况，我不清楚，也不懂，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谈我们考古学这一学科。我这里谈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并不代表学会的看法，事前也没有征求过理事们的意见。我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我想还是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和批评。

至少在考古学领域内，改革问题首先应该是反省一下：解放以来这三十多年我们本行的工作中，有哪一些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有哪一些不正之风，或缺点、错误，应该坚决加以改革，以便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我看，有下列三点可以谈一谈：

第一点是贯彻我们考古学会章程第二条关于基本任务的规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在学习马列主义方面，我们考古工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不是学得太多，多得消化不了，而是太少。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中倒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于1979年出版的一本书对我国考古学工作评价说：“当然，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考古学方面也贯彻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线。……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确实是罕见的。”(《中国文明的再发现》日文版，第21～22页)他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可以供我们参考。

我们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以便把考古学研究提高到更高的理论水平。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尤其是我们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之一。丢掉了实事求是，就是丢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二点是在我们中国考古学会章程第二条基本任务的规定中，除了“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之外，还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提高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每一学科的科学工作者，都有提高本学科的科学水平的任务，这不必细说理由。去年有位好心的朋友对我建议，你们考古学会也应该办些古物发展公司，搞搞经济效益，大家分奖金，公家也可节省学会经费津贴。

我说：我们考古工作者，尤其是田野考古工作者，是不许搞古物买卖的。我们学会的组织是为提高本学科的科学水平，决不能是为了赚钱的。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者有一个优良的传统，私人决不买卖和收藏古物。前次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还夸奖过，说这是个优良传统，应该坚持下去。

这个传统是有一段历史的。五十年前我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当时发掘队便有一个非成文的规定，队员个人不得买卖和收藏古物。这是因为你是主持发掘的，谁知道你收藏和出卖的古物是从地摊上收购的呢，还是挖出来私自收进腰包中去的呢?古人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我们应该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

解放以后，我第一次带着年轻的同志到河南省西部作考古调查。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同志拿着一把商代铜戈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这是从地摊上买的，真是便宜货。我便把这道理讲给他听，并作为一条规定，要考古所的同志们自觉地遵守。后来“三反”、“五反”，以及“文革”中抄家，都没有发现考古所的同志有涉及窃取私藏出土古物的事。

关于科学研究和个人经济效益的关系，我想谈谈一个故事。发现放射性元素镭的居里夫妇，是大家都知道的。当居里夫妇考虑应否在他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他们都认为这是违反他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之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居里夫人说：“我坚信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忘我的工作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兴趣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见1984年《读者文摘》第8期第13页，兰州出版)。

当然，申请专利不仅不违法，而且就情理而言，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至少是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们应该在精神思想上能够达到这样高度的境界：一心一意为了提高本学科的水平，而不计较个人的经济利益。同时，我们应该提倡“勤俭办科学”，这是周总理从前几次号召过的。我们学会第一次年会是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

有人提出会开过后是否可以组织参观甘肃敦煌千佛洞，说这是就近顺便参观，也是与考古学的业务有关的，可以报销。我说：你说得好容易，“顺便就近”去一趟，你知道敦煌离西安多少里?这是3650里的路程(见《旧唐书·地理志》敦煌郡条)。

会议不能组织这个参观。谁要去自己设法。我可以介绍常书鸿所长做东道主，代为安排食宿。所以我们学会竭力节约开支，除第一次成立大会发了一个小塑料包以装文件，最近四届都是用纸的公文袋。人家说我们小气。我们就让他说吧。

▲1945年夏鼐洮河流域调查日记

第三点，我认为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尤其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便是“不怕吃苦”。我并不提倡“吃苦”主义，我曾提醒新的考古所领导班子，应该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照顾田野工作队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但是作为田野考古工作者，为了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果，应该有“不怕苦”的精神。我是在考古工作中当小兵出身的，知道田野工作的辛苦。

最近一次考古所开了年终田野工作总结汇报会，我也去参加旁听。有些队长抱怨田野队工作得不到照顾。后来我对他们说：所中当然应该设法改进田野队的条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所中还无法满足所有的要求。同时希望各队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了取得科研成果，能够保持我们田野工作的好传统，有“不怕苦”的精神。我告诉他们我自己在旧社会中做田野考古工作的辛苦情况。

例如 1945 年 4～5月在甘肃洮河流域一个人单枪匹马搞调查，凭着两条腿翻山越岭，有时好几天只有煮土豆蘸点盐巴当饭吃。现在我们的工作条件比旧社会好得多了。你们不要希望每个田野队马上配备上汽车和电视机。我这些话，好像从前我们请老贫农讲“忆苦思甜”，大家听了后，似乎心情便舒服一些。我们国家近几年经济好一些，但还是穷，我们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不能要求改善生活过高过急。好在我们有“不怕苦”的好传统，我们田野工作的生活条件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逐步改善的。

我们合理的要求是会得到满足的，因为我们只是想有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决不在于私人的享受。我曾对青年同志说过，搞我们这一行总算“倒霉”。有的高级消费品，我们做田野工作的便是得到了也无法享受。我于1935 年到英国留学，出国前做了两套西装。到英国我去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团的团长看到我身上穿着笔挺的新西装，便问我是来打算干啥的?我说是来参加发掘工作的。他说，快去换一套衣服再来吧。

我是主张我们可以也应该搞一些娱乐，只要不耽误工作，又不费钱。我们1950年在辉县发掘时，有时晚间没有事，会唱京戏的搞清唱。赵铨唱打渔杀家，马得志唱空城计，郭宝钧老先生来一段河南梆子，王仲殊唱一支日本歌，独有我什么也不会，只好做一个听众，每次听罢鼓鼓掌。

如果我们想把我国考古学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便需要我们有献身的精神，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不羡慕别人能够得到舒服的享受，也不怕有人骂我们这种不怕吃苦的传统是旧思想，旧框框。我们搞考古工作的，脑中有些“古旧”思想也是自然的嘛!

我的话完了，有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请批评和指正。

最后，预祝这次会议成功，并祝各位代表在这里开会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