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叛逃国民党，建国后要求回归，毛主席：给党内同志一个交代

1957年，一篇回忆二七大罢工的文章在报社发表，瞬间引发全民关注。文章笔触真挚，细节详实，生动还原了大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多家报社、出版社纷纷登门，恳请文章作者“栖梧老人”撰写回忆录，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没人能想到，这位备受追捧的“栖梧老人”，竟是曾经叛逃国民党的中共早期党员——包惠僧。十八年前，他背弃信仰，投靠蒋家王朝；十八年后，他在新中国的曙光中回归党组织，用余生忏悔过错、记录历史。这位中共一大的亲历者，一生跌宕起伏，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894年，包惠僧出生于湖北一个小土地经营者家庭，家境优渥的他并未安于享乐，反而胸怀报国之志。191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恰逢五四运动爆发，热血沸腾的他毅然走上街头，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见证了爱国青年的赤诚与担当。

机缘巧合下，包惠僧聆听了陈独秀的演讲，深受触动，主动登门拜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十分欣赏这位热血青年，包惠僧也因此成为陈独秀身边的得力助手。1921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特意邀请包惠僧前往武汉，参与党组织筹建工作。

这份信任让包惠僧激动不已，他全身心投入筹备工作，不仅与陈独秀密切配合，还与共产国际友人并肩协作，多方征询意见，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同年6月，中共一大召开，因陈独秀事务繁忙，包惠僧受其委托，作为代表出席会议，成为中共一大最特殊的代表之一。

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包惠僧与毛主席、董必武等革命先驱围坐一堂，畅谈革命理想，规划党的发展方向。他与毛主席年纪相仿，待人真诚、工作勤恳，常常主动提出见解，深得毛主席欣赏，两人经常一同探讨革命大计，结下了深厚友谊。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包惠僧也在这场历史性会议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彼时的包惠僧，满怀热血、初心如磐，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包大炮”，大家都以为，这位早期革命骨干，会始终坚守信仰，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坚定，最终会被恐惧击碎，让他走上了叛党之路。

包惠僧的叛逃，根源在于他内心的胆怯。从小生活顺遂的他，从未经历过太多困苦，性格中缺乏革命所需的坚韧与果敢。革命初期，局势尚缓，他的胆怯并未显现；可随着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危险逐渐逼近，他的恐惧开始不断滋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李大钊等早期创始人英勇就义。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包惠僧，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内心彻底动摇，对革命失去了信心，选择了逃避。

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曾指派包惠僧在南昌待命，准备参与起义。可起义失败后，面对动荡的局势，包惠僧的退缩之心愈发强烈。当周恩来询问他的打算时，他借口投奔亲戚，拒绝继续跟随组织奋斗。周恩来虽有惋惜，却仍塞给他一些盘缠，叮嘱他日后设法与组织联系。

这份叮嘱，终究没能唤醒他的初心。1930年，走投无路的包惠僧，正式投靠国民党，从此背离了自己曾经坚守的信仰。在国民党的近二十年里，他始终未被重用，默默度日，也正因如此，他侥幸避免了与昔日战友刀兵相见的尴尬，为自己日后的回归留下了一丝余地。

1949年2月，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蒋家王朝濒临崩塌，许多国民党将领纷纷起义，投向解放大军。可包惠僧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羞愧之中——他曾是中共党员，如今又投靠国民党，早已没了回头的底气，不知该以何种身份面对昔日的战友。

就在他迷茫之际，国民党决定迁都广州的消息传来，内部权力争斗愈演愈烈：蒋介石迫于压力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控一切，迁都之举不过是他制衡李宗仁的手段。包惠僧趁机送走家人，趁着国民党内部混乱、人员裁撤之际，辞去官职，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的束缚。

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自己曾是共产党人，若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日后必定没有安生之日。深思熟虑后，包惠僧带着家人逃往澳门，静待局势变化。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广播声响彻澳门，毛主席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让包惠僧内心五味杂陈。

震撼、感慨、悔恨交织在一起，过往的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想起与毛主席等人泛舟南湖的初心，想起陈独秀的信任，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心中满是愧疚与迷茫。最终，他鼓起勇气，向周总理发出电文，含蓄地表达了回归的愿望。

周总理将此事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表示欢迎他回归，但要求他必须直面过错，给昔日战友一个交代。收到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后，包惠僧欣喜若狂，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顺利回到大陆，开启了新的生活。回归后，他进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写下3万字《思想总结》，直面自己的叛党过错，用“罪不可赦”四个字评价自己，深刻忏悔反思。

1957年，包惠僧转任国务院参事，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发表了回忆二七大罢工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此后，他潜心撰写回忆录，将自己亲历的中共一大细节、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场景一一记录，内容详实到会议代表的座次、会场转移的细节，成为研究中共早期历史最珍贵的一手史料。

令人惋惜的是，“破四旧”期间，包惠僧因害怕受牵连，让子女烧掉了陈独秀写给自己的100多封书信，这些横跨20多年的珍贵信件，从此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晚年的他，始终在忏悔中前行，用笔墨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留下了30余万字的《包惠僧回忆录》，书中那句“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他们从艰苦中创造了新时代，我很欣慰，也很惭愧”，道尽了他一生的遗憾与愧疚。

1979年，包惠僧因病逝世，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曾是中共一大的亲历者，是革命的先行者，却因胆怯背弃信仰；他曾迷失方向，却在晚年幡然醒悟，用余生忏悔、记录历史。

包惠僧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掉队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不回头。而他留下的回忆录，却为后人研究中国革命早期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在信仰与恐惧之间的挣扎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