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建议缩短劳动时间，限制加班时长开启经济良性循环

文丨冯彪

编辑丨刘鹏

时间已过晚间8点，陆铭才从繁忙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阐述关于缩减劳动时间、少加班的问题。

近年来，弥漫于各行各业的内卷迷雾与“996”的加班文化，在微观层面侵蚀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在宏观层面又束缚了服务业消费的翅膀，更成为中国产品成本低和贸易结构失衡的症结之一。每个人似乎身陷集体无意识之中，被加班氛围裹挟，陷于“囚徒逻辑”的困境，却又无可奈何。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陆铭希望推动打破这种困境，他呼吁各界更加关注过长的劳动时间，更希望政府层面协调全社会推进缩短工时，严格落实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双休以及加班工资等权利。

在这位经济学教授看来，减少加班、缩减工时并非“鸡汤”，而是关于中国经济下一程的启示录。他认为，主动缩短劳动时间，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是开启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一步。其逻辑链条是：劳动者有了闲暇，将直接转化为对服务业乃至制造业的消费需求，从而提振内需，形成“有闲消费—需求增长—经济活力增强”的良性循环；减少非必要的加班，可以促使企业雇佣更多劳动力以增加就业。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去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追赶期已悄然变化，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挑战，国内居民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趋于饱和，而对需要“花时间”的服务业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但普遍的加班文化恰恰成为释放这一需求的最大桎梏。同时，凭借超时工作换来的低劳动成本出口优势，实则是“牺牲国内职工福利补贴国外消费者”，这种模式亟待改变。

对于缩减工时的难点挑战，陆铭也没有忽视，他提出：当前首要任务并非激进推行“四天工作制”，而是回到劳动法本身，严格落实双休、保障加班工资支付、并对加班时长设定明确上限。他以日韩近二三十年的改革经验为例，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加强劳动执法来平衡工作与生活、保障劳动者权益，是历史的必然。

陆铭也寄希望于新一代劳动者价值观念的变迁，认为“00后整顿职场”的群体选择，或许正是一种社会风气转向的积极信号。

他不无温情的期待着，中国的未来是由今天的年轻人所决定的，他们越来越多地在消费中展现个性，在广阔的城乡天地之间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展现时尚的穿着，在演唱会和音乐节的现场放飞自我。一个由今天的年轻人所决定的明天，正在扑面而来。

缩短工时不会降低竞争力，反而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Q1：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缩减劳动时间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议题，而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您认为缩减劳动时间很重要？

陆铭：这个问题跟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如果时光倒流20年，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低，生产出来的大量制造业产品依赖于出口，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跟20年前不一样了。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1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但是当前经济增长出现了需求不足的问题。

需求不足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国内角度来讲，居民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会逐渐趋于饱和，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趋于增加，但是服务业的消费是需要花时间的，国内普遍加班的工作氛围就制约了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

从国外的需求角度讲，中国出口增长，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有所失衡。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问，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来自哪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当然有一大部分的竞争力是来自于科技进步，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出口产品里面，我们的竞争力来自于普遍加班带来的低劳动成本。

这种模式呢，一方面是对国外的企业形成一种竞争，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竞争，国外很少有长时间加班的文化。另一方面，相当于是我们牺牲了国内职工的福利形成低价产品，然后去补贴了国外的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者。所以，我认为有必须要通过缩短劳动工时来提振内需。

Q2：既然低劳动成本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缩短工时，同时我国又面临劳动人口规模减少的背景，会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吗？

陆铭：我知道有人会提出疑问，上班减少会让因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更加严重，进而劳动成本上升会影响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吗？

其实不用担心太多。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而是中国同行业、国内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而且又是通过加班降低成本来竞争，形成所谓的“内卷”。与其让别的国家加征关税，还不如中国国内主动调整，通过增加一点劳动成本来改善劳动者的福利，而且对于内需和经济增长可以产生连环的积极效果。即便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存在一部分企业可能会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抓主要矛盾，当前中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来产生更强的消费能力，而不是通过压低劳动价格来支撑低成本的出口。

如果企业的确感受到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压力，该调整的是企业的技术、管理，而不是牺牲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收入和福利。

Q3：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时长在什么样的水平？

陆铭：根据有关调查，我国企业人均劳动时长是每周48.6个小时，也就是每周人均工作是超过6天，这个水平是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即使和全世界所有国家一起比较，我们也是偏高的。

所以，现在缩短劳动时长，并不意味着中国员工就不勤奋了，增加一些休息时间更不意味着我们就变成“躺平式”高福利国家了，而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让劳动者的福利的与经济实现同步增长。

说得再通俗点，如果只干活挣钱，加班加到牺牲健康，没有时间去休息消费，甚至年轻人没有时间去社交、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状况无论如何是不健康的。

Q4：您认为缩短劳动时间会为宏观经济和微观个体带来哪些效应？

陆铭：如果只是单个企业缩减工时，可能就会使得这个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陷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如果控制加班成为全社会同时进行的举措，就不会导致单个企业陷入不利地位，这就需要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去协调。

如果政府在全社会推进工时的缩减，可以起到几个方面的效果：

一是企业在不至于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能够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如果对企业加班的时间有所监管，增加更多的劳动者的雇佣，既能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又能让劳动者有更多的收入和时间去休息。

二是可以释放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当服务消费增加了，就会间接地带来更多国内的制造品的需求，使得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对于微观个人，我想利好更加直接，尤其是对那些现在加班就很严重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以及很多互联网大厂的员工，通过减少工时，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有利于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量。

Q5：也有人担心缩短工作时长后收入下降。如何确保劳动者“有闲”去消费同时不至于陷入“收入焦虑”？

陆铭：怎么能让大家既有钱又有时间呢？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有人用“何不食肉糜”来讽刺两句。其实恰恰是因为整个社会陷于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难以自拔的困境，才需要凝聚共识，有所行动。

之所以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是因为在减少加班和支付加班工资这件事情上，如果是单个企业先行动，除非它的利润率足够高，否则可能谁先行动谁就先失去竞争力。

另外，我也认为在全社会推动缩减工时，并不是要完全禁止加班， 如果劳动者担心工时减少影响收入，那么劳动者个人可以选择加班。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严格落实劳动法，对加班的工时给予法定的加倍工资的支付。也就是说，可以在劳动者个人的休息和收入增加之间，按照个体的意愿来达到某种新的平衡。

建议完善法律细节，设定加班时长上限

Q6：尽管劳动法有明确规定，但“996”等超时工作现象依然存在。您认为缩短工时的难点有哪些？

陆铭：我觉得难点还是在监管部门的执法相对来说会麻烦一些，比如监管难、劳动者维权取证难等现实问题，还包括对一些非定时工作而言，加班如何定义、界定等问题。

但是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没有下决心进行全社会的统一的监管的话，靠企业和劳动者自己主动选择，很难扭转加班的现象。因为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有“囚徒困境”的考虑，别的企业和劳动者都加班，如果自己不加班，似乎就降低了竞争力。

Q7：在实际操作层面，您对缩短劳动时长有哪些建议呢？比如，是否要推行“4天工作制”或“2.5天休假”？还是应该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工时标准？

陆铭：我认为，当前推动缩减劳动时间，不是要激进到直接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去推行4天工作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有以下几个问题要着重去解决：

第一，劳动者每周的双休还没有保证，企业平均每周劳动时间是48.6小时，如果每天按8小时工作计算，就是每周工作6天，甚至有些人说的“996”，每天还不只工作8小时。

第二，如果劳动者加班，加班工资还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双休和加班工资都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需要更加严格地执行，要知道的是这些不仅仅是劳动者的福利，更是法律规定的权利。

第三，在微观层面，还存在着一些客观上鼓励员工加班的举措，实际上是助长了加班的氛围。比如说，我在一些互联网企业调研的时候，就普遍听到有些大厂员工如果晚上加班到晚上9点半或10点以后，打车回家的费用可以报销，这种政策好像也是员工福利，但反过来讲，这不就是鼓励员工加班吗？甚至有些时候为了晚间的这个“福利”还有意拖延正常的工作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当前我国要做的是严格执行劳动法，严格落实现行标准下的休假制度，而不是很激进地去推行4天半甚至更短的工作制。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需要完善立法的细节。我重点想强调的一个细节，就是要有对加班时间的上限的规定。缩减劳动工时不是说不能加班，而是说加班应该要自愿、要有偿，而且不能无限制的加班，每天或每周应该有时长上限的规定，从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角度来讲，这也是必须的。

Q8：在缩短工时方面，有没有一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呢？

陆铭：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播客，讲的是一位在10年前留学于韩国的中国学生，时隔10年又被中国企业派到韩国去工作。播客里讲到，短短10年时间，韩国人现在不卷了。同样在韩国公司里要加班，中国人去加，韩国青年人是不愿意加班的。不久前我又利用在日本出差的机会，和日本同事交流了一下。日本也是在上世纪经济腾飞时期非常典型的过劳型经济，当时新闻里不断报道有人过劳死，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样的新闻已经少了。近年来，日本通过《劳动方式改革关联法》对加班时间进行了上限规定，也在劳动部门下面专门成立了机构，加强对企业的劳动监察，过度的加班成为被管制的对象。

另外，我相信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代际的变化。在网络空间里不断出现所谓“00后整顿职场”的说法，这恐怕也是好事。如果加班不能带来个人的收入增长，而家庭条件也没有差到必须去加班工作，那么一部分“00后”率先选择更注重品质的生活方式，告别内卷和加班，也不失为改变社会风气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