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屡次毁约、涨价、赖账，中国为何始终不离不弃？真相不简单！

继委内瑞拉之后，又一个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国家被镇压。

伊朗这次能撑多久呢？

2026年3月1日德黑兰局势骤然紧张的同时，外界也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企业在伊朗多年积累的项目损失和应收账款风险。

很多合作在合同层面看起来体量很大、政治意义也不小，但落到企业经营上，常常变成回款困难、履约中断、资产无法退出的长期负担。

围绕这些损失产生的疑问很集中：在一个信用波动大、金融体系受限、政经结构复杂的市场里投入巨额资源，究竟是在做不划算的生意，还是基于更高层面的能源与金融安排去承受成本。

伊朗在大型工程合作中的违约争议由来已久，2011年签下的巴赫蒂亚里大坝合同金额达到20亿美元，项目设计指标很高，前期技术论证、方案深化和现场准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沉没成本也随之快速累积。

项目推进到关键阶段后，伊方以融资方案不符合其要求为由单方面终止合作，导致中方团队被迫撤离。

随后项目转交给伊朗国内的相关力量继续运作，但多年过去工程没有形成可交付成果，未实现蓄水发电等基本功能。

对企业而言，这类事件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技术难度，而在于合同稳定性与执行环境，当合同可以被单方面推翻且缺乏有效争端解决渠道时，再强的工程能力也无法把风险锁在可控范围内。

类似风险也出现在能源开发项目上，2014年南阿扎德干油田项目金额约25亿美元，在外部制裁压力高、国际资本退避的背景下仍然启动合作，商业条件却显著向伊方倾斜。

项目推进中出现了要求合作方垫资建设的安排，同时在采购和用工上设置较高比例的本地化约束，导致成本上升、供应链效率下降、进度受多重行政因素影响。

中方完成一定开发工作并形成阶段性成果后，伊方以进度不达标为由暂停合同，并将既有成果转移给国内关联主体。

这类操作在商业上等同于把前期风险、资金压力和工程难度转嫁出去，再通过行政手段改变合作关系，最终让合作方难以通过合同权利获得对等回报。

中小企业在伊朗的贸易风险更直观，2018年后，伊朗货币贬值加速、外汇供给紧张、结算渠道受限，社会信用和商业信用同步下滑。

驻外经贸机构曾发布风险提示，反映出典型问题集中在提单诈骗、拖欠货款、以外汇紧缺为由长期赖账等情形。

有的交易采取分批发货方式，前期用小额结算建立信任，后期通过获取提货单或控制清关环节直接拿走货物而不付款，金额较大的设备与工程供货款则经常陷入长期拖延，合同约定难以落地，司法救济成本高且执行不确定。

2019年前后相关纠纷明显增加，诈骗类占比偏高，说明市场秩序在制裁与通胀冲击下出现结构性恶化，到2024年前后，能源贸易中也出现新的摩擦点。

由于伊朗原油出口高度依赖特定买方与特定运输、结算安排，伊方在价格、交付、装船与扣货等环节的强势做法更容易被放大，进而传导到国内炼化企业的成本端与库存端，造成采购计划被动调整。

对企业来说，能源采购并不是单纯的价格谈判，还包含稳定交付、质量一致性、保险与航运可得性、结算可持续性等一整套条件，只要其中一环被行政化处理，就会把交易从商业逻辑拉回到政治与安全逻辑。

在这种不确定性下，仍然维持对伊合作的关键原因，主要落在能源安全与金融结算的现实需求上。

伊朗的金融体系长期受外部制裁约束，难以使用传统的美元清算网络，这反而使其在非美元结算方面更容易形成高比例、甚至全量的替代安排。

2026年初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伊朗对华原油出口在结算上进一步向人民币集中，形成更高程度的本币化结算结构。

对能源进口而言，本币结算能够降低外汇支付压力与制裁传导风险，也有助于把采购、运输、保险和贸易融资放进相对可控的金融通道中。

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能源这种高频、大额、长期的商品结算场景具有标志意义，因为它要求支付体系、清算安排、融资工具与风险对冲工具形成闭环，并经受真实交易的持续检验。

中国在伊朗原油出口中占据较高份额，使这种结算安排具备规模基础，规模意味着更强的议价空间和更稳定的交易对手结构，也意味着可以围绕结算、物流、仓储、金融服务建立更成熟的配套体系。

但规模并不自动消除伊朗的商业信用问题，只是把一部分风险从单个企业层面抬升到更系统的风险管理层面，通过更严格的合同条款、预付款与担保设计、货权控制、保险安排、分层定价、交付节点管理来降低损失概率，并把不可控风险更多留在可承受范围内。

近期地区冲突升级、关键人物伤亡等事件，使伊朗的安全与政治风险再次上升，对跨境经营来说，这会直接影响项目人员安全、现场施工连续性、港口与交通稳定性、金融通道可用性，也会推高交易的不确定性溢价。

冲突加剧也会强化伊朗对外部结算替代的依赖，使其更愿意接受非美元结算条件以换取出口稳定与必要的物资供应，这种双向作用决定了对伊合作既包含明显的经营风险，也包含现实的战略收益空间。

如今中国企业在伊朗遭遇的坏账与违约，并非偶发事件，而是由伊朗长期外汇约束、通胀与汇率波动、行政干预强、司法执行难、制裁环境下灰色套利空间扩大等因素共同塑造的高风险商业生态。

在此环境中继续推进合作，需要把风险管理放在项目设计的最前端，通过结算方式、担保机制、货权控制、退出条款和合规审查把损失概率降到最低，同时把合作重点更多放到可交付、可结算、可退出的环节。

能源交易与人民币结算的推进，能够带来金融通道与定价权层面的长期价值，但这不改变伊朗市场对合同执行与回款安全的硬约束，任何投入都必须以可验证的现金流安排和可执行的风险缓释措施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