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月16家银行机构被罚！监管零容忍整治虚增存贷款，机构与个人“双罚”成标配

每经记者：刘嘉魁 每经编辑：魏文艺

进入2026年以来，商业银行“开门红”的业绩冲刺与金融监管的“零容忍”执法形成鲜明对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注意到，在年初关键窗口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持续释放强监管信号。今年1月，因“虚增存贷款”相关违规受罚的银行达11家；2月监管力度未减，凉山农村商业银行、江西安福农村商业银行、湖北孝感农村商业银行、广西上林农村商业银行及济宁银行聊城分行等多家机构亦因同类案由领受罚单。

每经记者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统计，仅2026年前两个月，因此类违规被公示处罚的银行机构已达16家，受罚类型覆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及农商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存款理财化、保险化趋势加剧的“存款搬家”背景下，监管的密集行动揭示了部分银行在规模与考核压力下的旧疾难除，对银行业如何摒弃“规模情结”、在转型阵痛中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提出了深度拷问。

违规手法不断演变，监管穿透至绩效考核根源

每经记者注意到，虚增存贷款的操作手法随着监管重点的转移而不断演变，同时也反映出监管穿透式检查的持续深化与精准打击。

今年1月，监管罚单密集落地，案由高度集中于具体业务操作。其中，恒丰银行郑州分行因“虚增存贷款规模”等多项违规被处以210万元罚款，四名相关责任人同时被追责；广西北部湾银行因“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以及“存款考核指标设立违反监管规定”被合计罚款205万元，揭示了违规与内部考核的直接关联。

国有大行分支机构亦未能幸免。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及金州支行因“以同日或近期开立的存单作质押发放无实际需求贷款，虚增存贷款规模”以及违规设立存款时点考评指标，分别被罚款30万元。此外，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也因包含“虚增存贷款”在内的多项违规被罚款85万元。

纵观今年1月的罚单，“以贷转存”和“通过存单质押发放无实际需求贷款”是主要违规方式。前者指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强制或变相要求借款人将部分贷款资金转为银行存款；后者则构建了一个资金“空转”的闭环，企业或个人以贷款资金形成存单，再质押获取新贷款，循环虚增规模。

这些手法的共同点在于，资金并未完全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银行体系内“空转”，以满足银行粉饰时点业绩的需求。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强调，这种违规操作不仅导致金融统计数据失真，加剧信贷资源错配，还可能抬高企业融资成本，并埋下资产质量隐患。

进入2月，监管视线进一步穿透至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处罚力度未减。例如，凉山农村商业银行因“绩效考评指标和机制不合规，导致存贷款虚增”，被处以120万元罚款；江西安福农村商业银行和湖北孝感农村商业银行分别因“贷款冲时点”和“存贷款冲时点”，分别被处以罚款180万元和120万元。

图片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分析认为，这些罚单案由的表述从具体业务操作延伸至绩效考核机制本身，标志着监管视线已穿透表层业务，直指引发数据造假的制度性根源。其认为，这与2021年《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明确禁止设定存款时点规模考核指标的精神一脉相承，但部分分支机构仍“层层加码”或“另设办法”，反映出总行管控与基层执行之间存在落差，以及“规模至上”传统思维的顽固性。

“双罚制”全面推行，个人追责力度持续升级

目前，“双罚制”（即同时处罚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员）已成为监管标配。

今年前两个月的罚单显示，几乎所有涉及虚增存贷款的案例都对责任人员进行了追责。不过，处罚形式仍多以“警告”为主，这属于个人行政处罚中力度相对较轻的类别。例如，在恒丰银行郑州分行被罚款210万元的案件中，四名相关责任人分别被处以5万元罚款及警告。

图片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每经记者注意到，2月份的处罚中已出现更具威慑力的个人追责案例。

例如，在泉州银行因“不当吸收存款”等多项违规被罚款625万元的案件中，责任人林堃铭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终身。此外，凉山农商行副行长贺大斌因对机构相关违规负领导责任，被处以警告并罚款6万元。

前述银行业研究人士表示，“警告”虽看似轻微，但作为正式的行政处罚会记入个人职业档案，将对未来的考核、晋升乃至行业声誉产生长远负面影响。随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办法》的深入实施，监管执法依据更为明确，对于情节严重，尤其是“重复违规”或主导违规行为的个人，处罚升级为“禁业限制”“取消任职资格”乃至更高额罚款的趋势正在加强。这向整个银行业传递出明确信号：合规责任已具体到人，个人职业生涯将与机构合规表现深度绑定。

“存款搬家”倒逼转型，银行需彻底告别唯规模论

严厉且持续的监管行动，映射出银行业正面临的深刻经营环境变局。今年以来，“存款搬家”趋势有增无减。市场数据显示，今年1月金融机构居民存款增速已降至7.19%的历史低位，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速则高达34.17%。

这意味着，居民储蓄正通过购买理财、基金、保险等资管产品，从“住户存款”科目向“非银存款”科目迁移。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亦阐明，即便资金转为资管产品，其最终仍有很大比例以同业存款等形式回流银行体系，这更多是存款结构的调整而非流动性系统性流失。

然而，负债结构的此消彼长也对银行经营提出了新挑战。上述研究人士分析，传统的居民定期存款稳定性高、期限可预测，而非银存款的波动性更大，对市场利率和风险情绪敏感。这迫使银行必须持有更多高流动性资产作为缓冲，从而增加了流动性管理难度，并可能影响其资产端的长久期配置能力。

该人士认为，在净息差持续收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以及存款竞争白热化的多重压力下，部分银行（尤其是部分区域性中小银行）陷入了“规模情结”的路径依赖。

“通过技术性手段虚增存贷款，短期内可以美化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维持市场份额表象，但长期看却扭曲了信贷资源配置，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积累了潜在的资产质量风险。”该人士强调，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正是要打断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银行“保规模”的内涵必须发生根本转变。上述研究人士提出，银行需从“利率竞争”转向“综合服务竞争”，从“唯存款论”转向“大财富管理”，这也是目前很多银行的转型方向。

具体而言，一是转变考核“指挥棒”，逐步淡化直至取消时点规模考核，推行日均规模考核，并增加客户满意度、资产质量、绿色信贷占比等非财务指标权重。二是主动优化负债结构，通过深耕代发薪、供应链金融、现金管理等场景，沉淀低成本的结算性活期存款。三是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将流出的存款以理财产品、代销基金、保险等形式重新“截留”在银行体系内，做大管理客户总资产（AUM），提升中间业务收入，从而在稳定负债来源的同时改善盈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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