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最生猛的岛，挤满花钱“流放”的年轻人

去年，我暂居澳大利亚，4月的复活节假期，和朋友们相约了一趟塔斯马尼亚旅行。

飞机从悉尼的晨雾中起飞，绝美的海上日出近在眼前。即使已入秋，悉尼也有着长时间的光照，干爽且温暖，那是澳大利亚给人的一以贯之的明媚治愈的感觉。

但当飞机穿过以凶猛海浪著称的巴斯海峡（Bass Strait），降落到了塔斯马尼亚这个和澳洲大陆分隔的南部岛屿，画风一下子就变了。

从霍巴特机场下飞机，自带萧瑟感。（图/朴珍珠 摄）

落地首府霍巴特，扑面而来的乌云细雨和大风先让心凉了凉。我们忙乱地拿出包里的厚衣服套上，就像是澳剧《戴洛奇小镇》里Eddie探长从达尔文初到塔州时的狼狈模样。

达尔文所在的北领地属于热带，和塔斯马尼亚分属澳大利亚一北一南，展现了这个南半球国家辽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气候。

尽管霍巴特距离南极大陆还有两千多公里，许多人还是会因为塔斯马尼亚自带的萧瑟感，称这片土地为“世界尽头”。

霍巴特港口一角。（图/Xiong 摄）

接下来的行程里，从阴晴不定的天气，到动物比人多的道路，再到惠灵顿山上让人梦回科幻小说的巨大信号塔，以及两百年前英国人留下的大规模天然监狱，我每天都沉浸在这种世界尽头独有的萧瑟氛围之中。

“应该问，人类为什么
到了动物的地盘来建屋子?”

远离澳洲大陆、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塔斯马尼亚独特的生态系统，在给当地人带来丰富的农业渔业产品的同时，也让旅行者一次次被自然的魅力震撼。

来塔斯马尼亚之前，我已经在澳大利亚各地的超市里见过许多次塔州物产——平价好吃的三文鱼、小巧美味的冷水生蚝、和水果吐司葡萄酒百搭的布里奶酪……它们的包装上面都会写着大大的“Tasmanian”字样。

来塔州，不能错过生蚝。（图/朴珍珠 摄）

真正来这里旅游，则需要注意遵守规则。塔州有着世界上最严苛的入境规矩。导游提醒我们，水果、肉蛋、植物种子、土壤等东西都禁止携带。如果带了钓鱼或者露营的户外装备，还需要清理干净，避免可能带来的生物风险。

塔斯马尼亚的自然地貌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我们有一天的行程是去东南角的布鲁尼岛（Bruny Island）。岛上最出名的自然景点叫“南北一线”（The Neck），顺着台阶往上走，可以在观景台俯瞰到一条浅浅的沙质地峡。

风雨中的“南北一线”。（图/朴珍珠 摄）

它的两边分别是反差感很大的塔斯曼海和丹特卡斯托海峡。前者是连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属于南太平洋，以强风浪和很深的深度著名。后者则是柔和一些的内海水道，其名称和布鲁尼岛的名字都源于18世纪的法国探险家BruniD’Entrecasteaux。

很多人去“南北一线”，天气很好，蓝天白云下地峡极其开阔。但我们抵达那天，天上飘雨，海上一片灰色，只有零星的人在沙滩上漫步，如此反倒形成了我在澳大利亚印象最深刻的海边景观。

天气寒冷，所以看不到多少人。（图/Yan 摄）

通过观景台的指示牌，我得知此地还有另一个名字是Truganini，以纪念布鲁尼岛原住民女性Truganini。两百多年前，殖民扩张加剧，土著人失去家园乃至性命。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景观，是霍巴特附近的惠灵顿山。山不高，约1271米。但由于其紧邻海平面，这种巨大的海拔落差使得其在视觉上较为雄伟。即使在市区，也能轻而易举地看到它。

惠灵顿山远眺。（图/朴珍珠 摄）

驱车半小时，顺着盘山公路到达山顶，温度骤降、大风四起，巨大的信号发射塔矗立在眼前。荒原般的景致，让我仿佛置身于《三体》的场景里。也许故事结尾被三体人驱赶到澳大利亚的人类，就在这种严酷的山中，面对群体的瓦解和文明的终结。

惠灵顿山顶庞大的信号发射塔。（图/朴珍珠 摄）

塔州占地6.84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60万。也许塔斯马尼亚更适合动物生存与繁衍。这里诞生了各种稀有物种，比如栖息在布鲁尼岛的小蓝企鹅，它们会在夜幕降临后，游到附近的海滩巢穴睡觉，不少人还远远见到了悠闲的海豹家族。

在布鲁尼岛另一处，我们找到了罕见的白袋鼠。白袋鼠体型不大，属于沙袋鼠（wallaby），白毛色源于基因突变的白化，但白色并不有利于袋鼠在野外隐藏自己。由于塔州缺乏原始大型捕食动物，白袋鼠们才在这里活了下来。

出现在民居外面的白袋鼠。（图/朴珍珠 摄）

另一种塔州特色动物是袋獾，即出名的“塔斯马尼亚恶魔”。相传是第一批来这里的欧洲探险者，在森林里听到了它“邪恶”的叫声，以为遭遇恶魔，它也由此得名。袋獾是有袋食肉动物，有强大的咬合力。当然，我后来在“驯化感”十足的动物园见到它，看不出什么邪恶感。

塔斯马尼亚恶魔本魔。（图/视觉中国）

塔州还有网红动物“方形粑粑兽”袋熊，以及被称为“活化石”的鸭嘴兽。在更凉爽、人类干扰更少的岛屿生态中，它们的体型、活动时段与行为呈现出比澳洲大陆更显著、也更容易被观察到的特征。

除此之外，在塔州的旅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山路车道两旁看到被撞的小动物尸体。导游说，这些多是矮袋鼠和负鼠一类的有袋动物。由于它们习惯在清晨和黄昏活动，当地人开车时都会格外小心——在塔斯马尼亚，避让动物几乎是一种日常驾驶礼仪。

塔州自驾，动物比车多。（图/朴珍珠 摄）

我想起那处人类居住的房屋边上，白袋鼠三五成群地跳过的样子。远远看过去，我疑惑地问导游：“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人类的院子里？”导游反问：“应该问，人类为什么到了动物的地盘来建屋子？”

一片由流犯建立起来的土地

关于澳大利亚的起源，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这曾是英国人流放罪犯的地方。我一直好奇，澳大利亚人自己如何面对这段过去。

这次在塔州，我去到了亚瑟港（Port Arthur），它和诺福克岛都是19世纪澳大利亚罪犯流放地的重要遗址。2010年，亚瑟港历史遗址还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亚瑟港遗址主监狱。（图/朴珍珠 摄）

这次游历，让我产生了与来此之前截然不同的认知：与其把它简单理解为“一个监狱”，不如说它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制度架构，有惩罚、有劳动、有管理，也因此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博物展厅，工作人员会给每个游客发放一张扑克牌，大家会一起参与这个名为“生命的彩票”（thelottery oflife）的游戏。

中文导览手册和我抽中的卡牌。（图/朴珍珠 摄）

我抽到一个名叫William Saxton的35岁英国男性，他是一个家具装潢工，因入室盗窃被定罪流放到此地，但他后来成了劳动队很优秀的监工。卡牌上还讲述他被犯人用斧头击中头部，导致重伤，但最后活下来的故事。

顺着故事，我们看着博物馆展出的旧物件，还沉浸式地感受了一下囚犯“脚链”。

囚犯同款脚链。（图/Daisy 摄）

走到室外，整个遗址建筑群非常庞大，监狱、隔离监狱之外，更多的是教堂、军官住处、小花园、手工作坊等。你不仅可以在里面步行逛上三四个小时，还可以乘坐游船，参与囚犯历史徒步、死亡之岛之旅、夜间幽灵之旅等主题游览。

整个遗址更像一个公园，有大片草地，有教堂，教堂里还有可以随手弹奏的钢琴。（图/朴珍珠 摄）

风景背后，是沉重的历史，比如死亡之岛。当初，流犯被关到这里，很难逃脱。亚瑟港坐落于半岛，三面环水，水里据说有凶恶的鲨鱼，唯一的陆地关卡则有重兵和恶狗守着。群体内部由于过于压抑，还会互相残杀，所有的尸体都会送到死亡之岛。岛上有1600多个坟墓，但真正被命名的只有180个军官和看守者。

从门口的卡牌游戏，到庞大生动的建筑群和多样的参观线路、故事讲述，都给我一种澳大利亚人直面黑暗的感觉。

监狱内部只剩一些墙面。（图/朴珍珠 摄）

我在翻阅了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斯撰写的《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后发现，其实澳大利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避这段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大家会因发达的淘金、羊毛和中产阶级的兴起而自豪。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一批批研究的细化，流犯历史才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许多到达澳大利亚土地上的白人流犯，在名为囚犯配给制的施行中，像我抽到的Saxton一样，成为管理者或拓居者的一分子，而后成为自由公民，被吸收进入殖民社会。

如罗伯特·休斯所写，很多人都想留在澳大利亚，而非重返英格兰。流犯制度是残酷的，但它也是“高明”的，以更灵活的手段促成了整个澳大利亚殖民社会的建立。

结束亚瑟港的行程，我们还在回程的路上参观了附近壮阔的自然景观，如由海水雕刻而成的棋盘道、壮观的喷水洞、巨大的塔斯曼拱门……它们在成百上千年的沉淀里，形成了鬼斧神工的地貌特征。

巨型拱门。（图/朴珍珠摄）

这些景致在如今的人看来，是世界尽头的限定景色，是封闭的、野蛮生长的代表。当然，它们也会很容易被浪漫化，赋予某种重生的意味。

我和导游分享了我对塔州这种萧瑟感的喜爱，导游答：“哈哈，那你是待得太短了。”

他接着讲道，塔斯马尼亚属于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和悉尼、墨尔本这样的发达地区相比，更需要年轻人才。很多外国人为了拿到澳大利亚身份，不得不在此地过几年“无聊的放逐生活”。但未来，他们还是会回到发达的东海岸，过阳光灿烂的日子。

题图 | 视觉中国

运营 | 沈筱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