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没有国都？西府东府算什么！杭州越州两府分治，相互制衡

唐末五代，中原大地战火纷飞，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百姓流离失所，而东南两浙之地却独得安宁，历三世五王，72年间无大规模兵革之扰，直至主动纳土归宋，这片土地始终富庶安定。

造就这一乱世奇观的，并非天命，而是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定下的东府西府分治之制。

这个从未设立正式都城的割据政权，以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凭两府相制的格局稳坐江南，成为五代十国中存续最久、民生最安的政权之一。

唐僖宗中和二年，钱镠受杭州刺史董昌指派，率军讨伐占据越州反叛的刘汉宏，数年间征战浙东浙西，于光启二年攻克越州。

乾宁二年，董昌在越州称帝，公然反唐，钱镠奉唐昭宗之命与其决裂，率军讨伐。

乾宁四年，钱镠至越州接受朝廷任命，随后定下规制，以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吴越国两府分治的格局自此形成。

此时的钱镠，获唐廷赐誓书铁券，拥一军十一州之地，镇海军领杭、苏、湖、睦四州，镇东军领越、明、台、温、处、婺、衢七州，加上升格的衣锦军，成为两浙实际的统治者，而东府西府的设置，也成为其治理这片土地的核心框架。

西府杭州是钱镠的驻跸之地，也是吴越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核心。

景福二年，因浙西战事不休，唐廷将镇海军节度移驻钱镠实际控制的杭州，此后杭州便成为吴越国的中枢所在。

钱镠在杭州大举营建，修筑罗城周七十里，又造牙城作为王府及军政中枢，他曾望着亲手打造的杭州城直言：“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

后梁开平四年，钱镠又命人以巨石盛竹笼、植巨材修筑捍海石塘，抵御海潮侵袭，为杭州的发展奠定根基。

西府杭州领杭、苏、湖、睦四州，设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判官等职，任职者皆为钱镠的亲信或宗室重臣，掌吴越国的精锐主力，戍守杭州及浙西要道。

杭州的钱塘港通江达海，成为吴越国的水运中心，漕运、盐铁之利皆聚于此，为吴越国积累了丰厚的财赋。

钱镠七子钱元瓘早年便任镇海军节度副使，镇守西府，参与军政要务，在杭州积累了充足的治政经验，为日后承袭吴越王之位打下基础。

东府越州为浙东军政中心，钱镠在此设立大都督府，使其成为吴越国的东南屏障，领越、明、台、温、处、婺、衢七州之地。

与西府不同，东府镇东军节度使一职，自设立之初便有定规，仅由钱氏宗室担任，尤以吴越王的子嗣或储君出任为惯例，成为钱氏子弟历练治政能力的专属之地。

钱镠初定东府，便以其子钱元瑛为镇东军节度使，镇守越州，钱元瑛在任期间整饬军务、安抚百姓，让历经战乱的浙东迅速恢复安定。

此后，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等吴越国嗣君，皆曾先后领镇东军节度使衔居守东府。

越州之地蚕桑、茶盐产业兴盛，成为吴越国财赋的重要补充，镇东军则戍守浙东沿海，抵御海上寇盗及邻藩侵扰，与西府镇海军形成犄角之势，守护两浙边境。

钱镠一生曾三次以节度使身份驻跸越州，讨伐刘汉宏、董昌，以及受封镇东军节度使接受任命，其平董昌之乱时在越州北城门生擒董昌，后人遂将此门改名为昌安门，越人感念其平叛之功，还将迎谒钱镠的桥梁改名为拜王桥。

吴越国的东府西府，皆设节度使之职，品阶相当，互不统属，但其所有军政要务，最终皆由驻跸西府的吴越王裁决，形成了“西府握枢，东府固藩”的格局。

钱镠曾对两府的镇守者颁下严令：“杭越二府，乃国之柱石，汝等各守其境，各掌其职，凡调兵、征赋，非吾令，不得擅为。”

他又专门告诫子孙：“守两府者，必用宗亲，外臣不得领节度，防擅权也。”

这一规制被吴越国三世五王严格遵循，终其国祚，东府西府的镇守者皆为钱氏宗亲，无外臣执掌节度之事。

两府之间设驿站传递消息，西府的军政决策一日之内便可传至东府，东府的地方事务则按月禀奏西府。

遇有战事，两府兵力由吴越王统一调度，镇海军出浙西、镇东军出浙东，相互配合屡退来犯之敌。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之下，府将拥兵自立之事屡见不鲜，而吴越国因两府相制、宗亲镇守的规制，72年间始终无内部割据之变，境内安定，钱镠定下的“保境安民”方略，也因两府的稳定运行得以彻底贯彻。

宋太祖建隆元年，宋代周而立，钱弘俶承袭吴越王之位，依旧奉行东府西府分治之制，以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同时恪守钱镠“善事中国”的立国方略，向宋廷称臣，恪守事大之礼，岁岁朝贡。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为避免江南再起战火，钱弘俶以吴越国十三州一军之地主动纳土归宋，吴越国历三世五王，72年国祚至此终结，两浙之地平稳归入北宋版图。

宋廷接纳吴越之地后，并未更改其两府格局，而是沿用了钱镠定下的地域建制，改镇海军为宁海军，治所仍在杭州，镇东军的治所依旧在越州。

此后的南宋时期，杭州成为浙西路治所，越州成为浙东路治所，二者并为宋代江南地区的两大军政、经济中心，吴越国的东府西府之制，就此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体系，为后世浙地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

从唐末乾宁四年定两府之制，到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吴越国的东府西府制度，伴随这个江南政权走过了几十年岁月。

它无都城之名，却有都城之实，以两府相制、分掌浙东西的格局，让吴越国在乱世中独得安宁，也让两浙之地成为五代十国中少有的富庶之区，其建制更影响了后世浙地千余年的行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