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策略 | 背叛基本盘：特朗普对伊开战是对川粉的背叛

上周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启动了一场针对伊朗的、旨在实现政权更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位和平委员会主席、国际足联和平奖得主，曾是美国在中东进行“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坚定反对者。

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他无法克制共和党内部伊朗鹰派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他无法抵御利用军事手段达成模糊目标的诱惑。

考虑到特朗普一贯缺乏冲动控制力，这一决定或许在预料之中。但决定发动另一场“自选战争”（War of Choice），不仅是对总统选民基础的背叛，也是对更广泛美国民众的背叛。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曾将其塑造成和平候选人。史蒂芬·米勒曾将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描述为“好战的新保守主义者”，指责他们热衷于将他人的孩子送上战场，去参加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参与的战争。

如今，特朗普已经变成了他曾经谴责的样子。长期支持他的塔克·卡尔森将当下的袭击描述为“绝对令人厌恶且邪恶的”。

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豪赌，试图寻求一场短暂且成功的战争。他现在必须等待结果，看自己是否已将美国拖入他曾承诺要避免的泥潭——另一个灾难性的中东困境。

目前判断伊朗局势的最终走向还为时过早。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绝非其选民基础或美国民众想要的结果。

回顾2024年总统大选，外交政策曾是特朗普表现较好的议题之一。在从乌克兰到加沙，再到对华政策的几乎所有重大外交环节上，他的民调支持率始终小幅但显著地领先于哈里斯。

尽管外交政策界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框架似乎引起了选民的共鸣。他在乌克兰问题、移民问题以及美国是否应负责解决全球所有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在共和党人中受到欢迎，也吸引了中间选民。

然而，随着“美国优先”逐渐脱离了“在全球参与中重新确立美国利益”的初衷，转而向总统的个人反复无常、霸凌倾向及军事冒险主义倾斜，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整体支持率开始下滑。在过去几个月里，该项支持率已从41%降至37%。

尽管他的外交政策在共和党内部仍较受欢迎，但在具体问题上，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表达了明显的反对。民调显示，近70%的共和党人反对占领格陵兰岛，仅有17%的人表示支持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

因此，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特朗普政府当下的外交政策，并非选民真正期待的“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这一术语本身一直存在争议。特朗普在首次竞选时使用该词曾令舆论领袖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该词与20世纪30年代关于美国干预二战辩论的关联。

但该词对选民具有吸引力，恰恰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代表了对冷战后过度简化的自由主义共识的拒绝，这种共识被认为将美国的利益和需求置于他国之后。

有关选民如何看待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长期民调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最近的一项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AP-NORC）联合民调显示，仅有1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在解决世界问题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45%的多数意见则希望美国减少参与。

此外，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50多年民调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现，支持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比例在过去五年中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平时并不太担心外交政策，它很少被列为首要任务。

特朗普并非首位面临这种动态的总统。值得注意的是，前总统乔·拜登最早的外交政策口号之一是“为中产阶级制定的外交政策”，旨在将外交与国内政治结合，使外交政策更贴近美国民众的需求。

然而，与拜登政府类似，特朗普在任期间的政策也日益偏离了那种似乎更受选民欢迎的、更克制的外交模式。

起初，事态的发展还算顺利：特朗普成功促成了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开启了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并推动拉美国家接受移民遣返航班。他甚至说服了欧洲领导人增加在北约框架下的本国国防开支。

然而，局势在2025年中期开始失控。特朗普决定加入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计划的空袭，虽然将铀库存埋入地下，却未能为实际的核扩散问题提供长期解决方案。

他在贸易和关税上的武力威胁也引发了盟友和对手的共同紧张，且成效甚微。分析指出，自特朗普就职以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关税成本中，有96%是由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的。

此外还有其西半球政策。该政策最初聚焦于边境安全、移民和毒品等广受选民关注的国内议题。

但在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和其他鹰派顾问的影响下，这一政策已转变为对委内瑞拉的干预，以及关于古巴政权更迭的轻率言论。特朗普的政策往往似乎更多是由个人怨恨驱动，而非基于政策逻辑，例如他反复对诺贝尔委员会未授予其奖项表达不满。

尽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仍保留了一些合理部分（如继续进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但其影响力正日益被其他随机政策所抵消，而这些政策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和生计几乎没有联系。

在实践中，“美国优先”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从未有过清晰的定义。什么是美国利益？由谁来决定？

特朗普扮演“传统外交政策破坏球”的能力，使他得以超越近几十年来的许多禁忌，并在某些方面造福美国民众。然而，这种不可预测性、霸凌他人的倾向，以及将个人利益和虚荣心置于国民利益之上的作法，也使他难以成为构建可持续外交政策的合格领导者。

今天对伊朗的袭击正是这一问题的缩影。在上周的民调中，仅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总统甚至没有停下来向美国人民阐述这场战争的正当性。

特朗普的行为似乎仅受其“个人道德”的约束。但如果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这场战争很可能只会加深民众对美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反感。

美国人需要的是称职的盟友、安全繁荣的生活，以及一个虽在世界上扮演更低调角色、却能作为生产性伙伴与他国接触的国家。

他们不想要中东地区无休止的自选战争，也不希望乔·W·布什政府的政策像僵尸一样死灰复燃。美国人民不需要一个四处树敌、霸凌全球的“美国”。

美国民众真正需要的是一项切实践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而目前的政府显然未能提供这一点。

作者信息：埃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专栏作家，也是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重塑美国大战略”项目的资深研究员。她同时担任乔治敦大学兼职助理教授，著有《石油、国家与战争》（Oil, the State, and War）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