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德1933年给共产国际写的一份军事报告说开去

从1936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后，李德就不止一次的提出过想回到苏联（备注：李德是个德国人，德国共产党员）。

李德的这一愿望，一直到1939年才得以实现。

这一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也被获准回到苏联，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1939年9月22日，李德李德回苏联后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我在华工作中的错误》的书面检讨，把自己在工作的经历做了一个细致的介绍。

李德回到苏联以后，在莫斯科的有关会议上受到了批判，主要是就他在中国，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乃至中国革命造成损失的错误问题进行批评。

因为批评的很严厉，李德一度担心组织上会把他当成“人民的敌人”来处理，根据在莫斯科参与接待及会议的师哲回忆：

“李德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又辩解说，他的错误主要在于不了解中国情况，是好心办了错事。”

李德的这套观点是他在遵义会议时提出的，后来在莫斯科他同样这样说：

“一个外国顾问既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么可能做到这些呢？”（李德《中国纪事》）

根据资料记载，共产国际虽然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但最终给李德做出的结论却是：

“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于处分。”

尽管李德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对一部分历史事实进行了歪曲，还对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一定的攻击，可中国方面对李德还是留下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革命，为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一定工作，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德并不是完全坏，开国上将陈士榘后来还评价李德，认为他虽然是“坏多过于好”，但李德在离开前线后转向军事教育，表现出色。他在红军大学授课时，条理清晰地讲解战术理论，并结合红军实战案例，帮助学员理解现代军事概念。

很多文章在谈到李德时，都认为他是不懂中国国情，才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

可我接触到的一份报告，却并不是如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收录了李德在1933年3月5日给共产国际写的一篇报告《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

从这篇报告就能发现一些端倪。

1932年，李德从莫斯科陆军大学毕业后，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派遣来到中国，协助共产国际的重要特工牛兰夫妇搜集情报。

李德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图尔·埃韦特（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取得联系。

也不难看出，李德一开始来中国，就是搜集情报的，本身并不承担军事顾问的重任。

李德抵达中国后，就和埃韦特一起与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交谈，他们每星期见一次面，期间交流一些政治、军事等问题。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当时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都有定期无线电联系，也能帮助李德快速获取中央苏区的一些实际情况。

图|中央苏区形势图

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从1932年6月开始），李德完成了《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报告。

一、对红军实力的估计；

李德认为，中共中央过去曾夸大了实力，中央苏区的土地面积与人口总计只占全国的二十四分之一与四十分之一，红军的总数有5万到8万人，还分散各地，其中中央红军只有3万至3.5万人，与敌人的兵力对比在6:1至10:1之间。

至于武器装备上，红军更是少得可怜，不仅仅是缺乏重武器，就连轻武器，也只有少量的步枪和轻机枪，在一些关键性的战役中，每支步枪分到的子弹仅有10到15发。也因为缺乏武器弹药，红军不得不凭借冷兵器与敌人作战。

二、对中央苏区经济实力的分析；

中央苏区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而通过游击战短暂的夺取敌人防御力薄弱的城市，几乎是中央苏区获取今后继续进行战争的物资的唯一出路。

三、对敌军的分析；

李德认为：“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敌人使用空军进行侦察、轰炸和给养”，“由于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变成了质量方面的因素。”

从李德的分析来看，他所掌握的基本上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情况，甚至实际是，真实情况比上述的这些还糟糕。

更重要的是，李德在这篇报告里面，还详述了国民党军在接下来可能进行的布置。

李德认为，红军基本上缺乏阵地战的实力，而与之相反的是，由于国民党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绝不会放弃阵地战。

“国民党在同苏区的斗争中利用其在数量上和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制定了系统的既定战术。去年该战术在鄂豫皖已给它带来了局部的胜利，并在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还被它运用到较大的范围。”

李德站在国民党军的角度，认为他们接下来对付红军，会采用“系统的既定战术”。

一、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

“对苏区实施经济和军事封锁，对邻近白区的所有贸易活动进行限制，加强邻近城镇和战略要地的设防。”

二、用“防御工事”逐步压缩根据地，摧毁苏区的战略纵深。

“防御工事具有很大意义，强行攻占十分困难，因为红军和游击队没有任何技术装备。可见，这种战术可以大大阻止现有苏区面积的扩大。”

三、夺取苏区外围地区、控制苏区部分交通线。

“修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道路，沿交通线逐步修筑堡垒（如在江西境内的赣江、抚河和信江沿岸）。”

四、苏区内的城乡联系，摧毁苏区的政治生态。

“占领城市，同时在城外构筑20个混凝土机枪碉堡并铺设铁丝网加以防护，还有炮兵给予支援，这种情况又会给红军造成新的困难局面。”

五、将兵力划分为守备部队和突击部队。

“将其兵力划分为守备部队和突击部队。这样，虽然一方面他们的作战兵力削减了一半多，但另一方面，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对敌军的胜利扩大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胜利，因为红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有足够数量的新敌军保卫的防御工事。”

李德这份报告所估计敌人所采取的办法，与后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基本上如出一辙。

说一句很老实的话，在最初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我甚至都怀疑这不是李德写的，或者即便是李德写的，至少也应该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

否则很难理解，李德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以后，为什么不按照他报告所总结的那样，教授红军正确的打法，特别是在他已经明明预见了一切。

周总理后来总结李德在中央苏区期间所采取的战术是：

“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迫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

这完全是正中敌人下怀，周恩来后来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中央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

以至于孙果达教授在《李德是“堡垒战术”的始作俑者？》一文中认为李德是“里应外合”：

“李德正是因为对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了解，才能在其所谓的“指挥”中把战略战术的误导发挥得淋漓尽致面面俱到。”

图|蒋介石

有意思的是，李德是1933年3月5日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他的这份报告，而蒋介石在1933年5月在南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6月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紧急训练中下级军官，同年秋开始针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进行培训：

“在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对其新占领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制订了‘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

那么，李德是不是“里应外合”呢？至少现在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事实上，单扣帽子给李德，似有推诿责任之嫌。

李德给中国革命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李德毕业于军事名校，但他的军事经验并不足以支撑他指挥数万大军作战，而且他性格上有很大缺点，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

后来李德之所以成为“红都得太上皇”，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正如伍修权后来表示的那样：

“李德的权力，不是他争来的，是我们给他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已经受“左”倾错误影响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特别是部分领导人，诸如王明、博古等，都十分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们的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李德是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不假，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也是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指示的。

3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还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肯定了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诱敌深入的必要性：

“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

毫无疑问，尽管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实际施行中，其实还是肯定这种战略的。

不过问题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诱敌深入越来越难以奏效，因为敌人在吃了亏以后，也有了进一步的成长。

中央红军虽然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仅是取得局部战役胜利，敌人并没有伤筋动骨。

就连李德当时也看出来，中央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

“每一种战术方针肯定都有自己优势的一面，但各种不同战术方针的冲突实际上会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即使红军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迄今为止它们很少能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军一次性作战很难对其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这实际上反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中央苏区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地形多山，资源分布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红军的长期驻扎和作战需求。加之被多个军阀势力包围，且处于蒋介石的核心统治区域。

这种地理位置使其长期处于敌对势力的紧密围困中，即使暂时取胜，敌军后续的“围剿”规模可能进一步升级，红军难以获得稳固的发展空间。

当然，中央红军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期间，毛主席就提出来要与十九路军合作，赢得了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赞同，而且当时中共已经派人与福建取得联系。

可惜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博古等领导人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的行动。造成了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

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埃韦特领导的远东局反对继续采用诱敌深入战术，他认为诱敌深入的战术已经失去了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效力：

“诱敌深入需要红军暂时放弃部分领土，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再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优势兵力驻守，即使被击退，当地也会被“洗劫一空”，造成苏区更大的困难，其后果“在物质方面，这会削弱我们作战的能力，而在道义方面，我们离开团结一致的苏区，使之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会损害农民对我们的信任。”

埃韦特的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片面，可他对于这一战术实施已经变得困难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

事实上，中央苏区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而且当时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对此都形成了共识。

当时，远东局负责军事工作的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即后来西班牙内战中著名的第11国际旅旅长克勒贝尔将军。

施特恩制定了一个分离作战的计划，要求红一方面军从防御转向进攻，以运动战的方式冲到苏区外围主动进攻国民党军，加强对敌人有生力量的打击。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施特恩制定的计划是在红军诱敌深入难以有效打破国民党军堡垒封锁情形下一种比较好的尝试。

当然，客观的看，共产国际远东局缺乏对国情的了解，所制定的计划也是一厢情愿。

不过，当时中共中央对分离作战也有较大的分歧，特别是朱德、周恩来，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红一方面军不应该分离作战，或者说即便是分离作战，也不应该过分削弱主力，分散和各个击破敌人可取，但关键是要利用好敌人的弱点和矛盾。

按照共产国际远东局制定的计划，分离作战计划的主要方向是向东进入福建。

从实际来看，红军分兵进入福建是可取的，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而且构筑的堡垒和工事也比较少，对红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突破的方向。

图|分离作战

可问题是，谁都能看得出来，当时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主要是自北向南，对红一方面军最大的军事压力也来自于北边，即便是红军入闽能对国民党军造成打击，但却无法影响国民党军整体的战略布局。

更重要的是，当时驻福建的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矛盾重重，当时已经有了意向要与红军谈判。

对于红一方面军来说，更佳的选择应该是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拉拢十九路军，将其作为革命的联合对象。

如果采用军事手段打击之，不仅混淆了革命对象和动力，对红军力量本身也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和损失。（摘自党史网《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不难看出，朱老总、周恩来所提出的建议，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可最终这一建议却被否定。

事实也确实如分析的那样。

1933年7月2日，以红三军团为主成立东方军入闽作战，并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形势上看似一片大好，实际上对蒋介石来说，却无关痛痒。

两个月后，蒋介石趁中央红军分兵作战之际，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黎川。

远东局此时才承认，自己制定的战略计划，根本就不能够对蒋介石军事行动造成影响，匆匆忙忙调东方军回援，企图收复黎川。

1933年10月，东方军与国民党军在黎川激战数日不克，伤亡惨重，红军主力也未能实现阻击南城援军。

黎川丢失后，中央苏区门户洞开，已经注定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局面。

后来，中共临时中央因急于收复黎川而要求红军主力深入国民党军队堡垒地区，并强攻重兵把守的据点，造成自身惨重的伤亡，

当时远东局明确反对军主力深入国民党军队堡垒地区作战，认为这是冒险的行动。

那时临时中央因为重镇黎川的丢失，已经是惊慌失措，举措失宜，对很多正确的意见都听不进去，结果造成全线陷于被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