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伊朗政治的真正钥匙不在1979年革命，而在一百年前

对于现在的伊朗政治体系，一般人都理解为它是由1979年伊斯兰革命所塑造的。也正是在那次革命中，霍梅尼政权取代了巴列维王朝，成为我们所看到的这近半个世纪伊朗的模样。

但真实的政治逻辑，没有这么简单。

想要看清楚历史背后的真相，也没有那么容易。

伊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它为什么在中东显得格格不入，在全世界也总看起来有点孤立？以及，为什么它总是在神权和世俗权力之间摇摆？

想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再往前追溯。其实现代伊朗真正的起点，并不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而是在1905年到199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

最近的热门书《伊朗五百年》，对那段惊心动魄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有着详细的描绘。就让我们穿越回一百多年前，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又会给所有政治上的后发年轻国家以什么样的启示。

一、今天伊朗的“神权——世俗”二元权力结构，是由1905—1911伊朗立宪革命塑造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哈梅内伊政权体系，是宗教权威统领之下的民选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既能看到穿西装的内贾德、佩泽希齐扬这种民选总统，同时也能看到戴头巾、穿长袍的哈梅内伊这样的宗教领袖。

这种结构，从一百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当年立宪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卡扎尔王朝的财政崩溃和债务缠身，以及对俄国与英国授予了太多的经济特权，对经济也干预太多，导致民间不满。

那一次，无论是商人阶层，还是宗教教士，或者城市新兴中产，都对卡扎尔王朝的执政很不满，因此走上街头。

这一幕像极了前段时间伊朗的抗议。是的，伊朗这一百年来，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权力中枢摇摆的状态下处于迷茫之中。

书中写道：

作为西方现代性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先驱人物，马尔科姆和阿富汗尼古怪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预示着意识形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后来使立宪革命变得千疮百孔。

马尔科尼和阿富汗尼，是两个意识形态非常不同的革命思想领导者。

马尔科姆是世俗现代性的先驱，而阿富汗尼则是伊斯兰政治的先驱人物。前者主张的是科学进步、人权、宽容、平等这些理念，当时他甚至推动政府立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这对于伊朗来说是个极大的现代文明进步。

阿富汗尼却截然不同。他喜欢对伊斯兰历史的陈旧解读，主张宗教复兴，更是主张反西方、反帝国主义。

之后，一个叫克尔曼尼的革命者又把两位的观念一起继承了下来，形成了后来伊朗人当中最流行的政治观念。很显然这两种观念在很多方面是自相矛盾的。

也正是这种思想基础，导致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神权——世俗”二元权力结构。

伊朗的宪政革命，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宪政，而是带有强烈的宗教监督色彩。比如，1907年的宪法补充条款就明确规定，五名什叶派法学家将组成一个宗教委员会，他们有权审查议会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

这一点，将世俗法律框在了宗教法律之下。

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已经惊呼：这不就是哈梅内伊政治体系的翻版吗？

真相确实是这样：霍梅尼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所建立的政治体系，正是完整继承了1907年伊斯兰这个宪法。

伊朗女性今与昔：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对比

一百多年了，其实什么都没变。

“宗教合法性+民意合法性”，这种双轨并行的政治传统，成为伊朗政治的百年底色，也是后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很多人都觉得，伊朗的政治体系由神权作为核心主导，民选世俗权力作为执行机构，这样的模式是把中世纪式的宗教统治硬安到了现代政体上。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真相是：这种宗教治国的传统，恰恰是伊朗在现代政治的博弈中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古代政治的今日延续。

二、革命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起点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伊朗每一次的政权更迭，都是来自于革命。

最近的一次就是霍梅尼政权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当中的确立。伊朗人总是习惯于在对当局不满的时候兴起又一场革命，换一条路线走，等到走不下去了，再革命一次，再换路线。

这种模式，代价非常大，而且很容易造成国家路线的大摇大摆。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追根溯源，其实也是1905年后的宪政革命开了个头，后人就只会效仿，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1905年的伊朗立宪革命，是一次折中的、妥协后的结果，其实没能让伊朗政治走上稳定的现代政治道路。

所以它的结果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1911年，不愿意看到伊朗走上现代道路的俄国，选择用军事手段干预伊朗宪政革命，再加上一些内部权力斗争，解散了议会，镇压了立宪派。

革命，事实上失败了。

接着，伊朗进入了巴列维王朝的模式：强人统治下的现代化，议会虽然存在，但中央王权事实上成为权力核心。

直到1979年巴列维王朝因为各种弊病，又被霍梅尼的教士阶层伊斯兰革命推翻，延续到现在。

1979年革命之前的伊朗女性

从那以后，伊朗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专制之下的统治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然后不满的群众发动革命；接着再搞宪政，又积攒新的社会问题；然后再革命导致权力再集中，接着又是新一轮革命……

伊朗形成了一种被不断强化的逻辑，就是权力合法性只能来源于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是致力于革除上一个政权的弊端，但又会产生新的弊端。

就像霍梅尼到哈梅内伊的这一轮政权执掌，是为了反对之前的巴列维王朝腐败、亲西方、过度自由化，但这一轮执政又造成了新的问题：社会日趋保守化、过度极端的民族主义导致得罪了中东到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革命卫队染指巨大商业利益导致的腐败……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概括伊朗为什么始终走不出这样的循环：

只有少数精英明白宪法的概念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价值观。然而，伊朗公众很快就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贫困、物质衰落以及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安全感的不满。对于这些弊病，人民认为统治当局应当负起责任。

大部分民众其实始终未能理解现代政治，他们只是将经济上遇到的问题简单嫁接在宪政革命的期待中，却不知道为了维持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意识作为载体。

这也是伊朗的革命者、宪法制定者一直面临的最深困境：如何调和作为宪法合法性来源的“伊朗人民”的意愿与古老的权威支柱——伊斯兰教什叶派和伊朗王权——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基础文明无法脱离古代宗教权威的前提下，“伊朗人民”的概念和现代宪法，始终没有办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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