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资源委员会，看战后美国如何套路中国，帮日本赖掉对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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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最终结束，同时中国及其他盟国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的远东，对日索赔成为所有受日本侵害国家的一致呼声。

美国凭借其战后雄厚的实力掌握了对日索赔的主导权，其索赔政策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这对盟国索赔产生深刻影响。

战后初期，中美两国在对日索赔方面进行了密切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深受美国索赔政策的影响。以往的论著在论述中美之间的交往时，大多只强调美国与中国政府、外交部或驻日代表团之间的交往，对与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人员交往却极少涉及，而资委会在中国对日索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与补偿受害国家的损失，对日索赔工作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程。美国在盟国对日索赔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其本身的实力及独占日本的状况决定的。

美国在对日索赔中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远东委员会（以下简称远委会，盟国对日索赔的决策机构)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盟总，盟国对日索赔的执行机构）各级负责人员多为美方人员；远东委员会通过的决策，必须通过美国政府颁布指令转饬盟军总部方能执行；另外，盟军总部权限巨大，它“遵照远东委员会之决策，选定充赔工厂或设备，详定执行办法，一面命令日本政府办理拆卸、包装、运集出口海港等务，一面联络各受偿国家驻日机构办理参观、申请、分配、接收等务，权限异常广大。”

麦克阿瑟作为盟总最高统帅，对上述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

在中国索赔过程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地位重要。

作为主管全国重工矿事业的机关，它在索赔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赔偿物资分配比例高。

由于赔偿物资多为重工业及军工设备，所以资委会分配比例高，中国政府共申请先期拆迁赔偿物资482218吨，分配给资委会309150吨，占总额的64.1%。

（二)与各其他参与索赔的机构关系密切。

资委会的恽震、周茂柏、邵逸周等都曾是驻日代表团成员；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行赔会）的四个业务小组的组长都由资委会人员兼任；此外，资委会与外交部也保持密切的联系。

鉴于资委会的重要地位，在中美双方人员接触时，资委会人员也有较多的参与。

在索赔过程中，中美双方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但受美国索赔政策的影响，美方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资委会与美国的交往可以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点。

在美国索赔政策积极的时期，资委会与美方人员交往频繁，关系也较为融洽。

鲍莱率领调查团于1945年11月赴日本调查后，12月底，赶赴中国调查经济状况，调查团在华时间有限，因为该团必须于1946年1月7日左右返回东京与远东顾问委员会赴日调查团会晤，所以这次来华目的在交换意见，是非正式的。

会议的内容主要有四点：

第一是盟国对日索赔的总体计划。

美国不需要日本机器设备及货物或劳力的赔偿，但拟协助中国及菲律宾得到相当数量的工业设备，印度或许可以得到一部分，而澳大利亚则所需甚少。

第二是日本可供中国利用的工厂设备。

经调查后，中美双方认为日本可供中国利用的设备主要有：

第三是中国应做的准备。

盟国正式主管赔偿的机构成立在即，中国应先提出急要的赔偿品单子（临时赔偿计划）以供参考。

第四是中国的劫物归还问题。

当顾维钧提出中国要求将日本相当大一部分设备交付中国，作为日本对中国的部分赔偿，鲍莱表示完全同意，同时鲍莱还暗示让美国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操纵难度较大的日本机械，顾维钧对此表示赞同。应该讲，鲍莱调查团对日索赔的态度比较积极，对中国索赔也较为热心，中国对鲍莱本人及其调查团也很有好感，对鲍莱计划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可惜，鲍莱的意见后来却得不到美国政府及军方的认可。

战后，美国企业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密切，除了与中国订立合约，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或技术支持外，一些知名企业还试图在对日索赔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因为资委会主管全国的重工矿事业，加之这些企业与资委会有长期的业务关系，所以它们很多便参与同资委会商讨对日索赔的合作问题。

麦基公司在战时就与资委会有业务联系，战后更是积极与资委会进行合作，公司派专家来华考察中国的钢铁企业，并制定了中国钢铁事业复兴计划。

中国的对日索赔工作正在进行，这也是中国进行战后复兴工作的一部分。出于经济等方面的考虑，麦基公司计划代中国聘请选择日本钢铁工业设备的顾问。在与资委会驻美人员王守竞（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原资委会驻美技术团团长)等人会谈的基础上，1946年6月，麦基公司就此问题致函资委会主任委员钱昌照。

函件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麦基公司承诺的条件，第二部分是要求资委会承诺的条件。

在第一部分中，麦基公司向资委会承诺将在选择适合中国钢铁厂的日本设备方面全力提供帮助，认为帮助应采取代聘顾问的方式。顾问应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麦基公司至少派两位美国工程师赴日，其中一位应能特别胜任轧钢厂设计与制造和至少某种程度上胜任轧钢厂的操作，另外一位应胜任钢铁厂设备的维护。如果需要第三人，他基本上应特别胜任钢铁厂设备与构造的安装。

第二部分要求资委会承诺的条件有三项：第一是合同期问题。

麦基公司认为由于美国商业活动发达，要想与合适的人选签订短期合同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资委会应授权麦基公司聘用合同期至少为半年最好是一年的工程师，就目前来讲，如把争取参观许可的时间包括在内，至少半年的时间才算比较充裕。

第二是顾问人员的住行问题。麦基公司要求资委会在中国与日本给这些符合顾问身份的人提供最好的住所，另外，资委会应保证给他们来回美国的自由权，就像在中日之间来往一样。

第三是顾问的薪水问题。麦基公司认为综合各方面的条件，资委会应每月付给这些顾问1000美元。

由于资料的欠缺，尚不清楚钱昌照是如何答复麦基公司的，但从种种情况来分析，双方的合作似乎并没有实现，赴日参观、调查、拆迁设备的专家中没发现有麦基公司的人员。

从1947年初开始，美国索赔政策就转为消极，资委会在与美方人员交往时，双方的分歧便逐渐显露出来。

1947年4月，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就日本赔偿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美方代表有马丁等人，中方代表有王守竞等人。

纵观整个会谈过程，双方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其次是日本某些工业种类的产量减少和拆迁问题。

马丁认为根据他的观点，水泥与某些轻金属制造厂像其他一些种类的工厂一样，从安全角度来讲并非重要。马丁还估计，想从日本拆迁全部赔偿物资的20%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那些对工厂设备真正感兴趣的国家才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王守竞提出了中国的两个要求。

他首先指出，中国有权要求拆迁制盐工业设备。

原因是中国原盐储量丰富，并且掌握制盐技术。王守竞接着指出，从日本过去几十年工业的扩展来看，钢铁消费的平时需求也比较高，他认为美国的新建议中对日本出口此类产品的限制过少。

因此，他要求美国考虑中国的权益保障问题。马丁对此显然不便于正面回答，只是一味强调日本的经济困难，认为允许日本出口有限的轻金属产品很重要。但他向王守竞保证，“减少战争潜力”的精神将会与远委会总的决策精神一致，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到实施。

最后是远东委员会最终方案中日本赔偿拆迁的工业产量问题。

王守竞询问了在最终方案下日本能够作为赔偿拆迁的工业产量问题，马丁指出由于各工厂衡量标准不一，所以很难作一简单说明。马丁还指出，有消息证明日本人试图抬高产量数据，以便蒙蔽盟国。因此他承认，即使国务院对产量数据也知之甚少。

王守竞在与美国政府人员的磋商中，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中国方面的意见，意在有助于中国的对日索赔。但此时美国扶植日本的倾向已比较明显，双方的磋商已不能扭转这一局面。

随着美国先期拆迁计划的出台，中国开始为对日索赔的具体实施进行准备，资委会也开始制订有关索赔计划。资委会申请赔偿物资数量时，根据各业务小组的意见，决定申请309150吨，后经行赔业务小组审核同意。

从1947年底开始，日本赔偿物资运华工作开始正式启动，从中国的海康轮于是年12月6日离沪赴日载运赔偿物资（这也是盟国赴日载运赔偿物资的第一船)，到1949年9月止，中国前后派船并租船共22次，运回赔偿设备12524箱，计重35912.73吨，其中资委会分得1559箱。中国分得赔偿物资价值仅约美金22501664元，自剔去吴港电厂及起重机等（盟总禁止中国拆迁)后，又减为22070282元，与巨大的战争损失相比，中国所得赔偿简直是九牛一毛。

由于资料欠缺的原因，资委会在整个索赔过程中得到的赔偿物资确切数量以及第二、三批物资的分配情形，目前尚不知晓，但资委会第一批各类机床的分配情形大致还是清楚的。

先期拆迁物资第一批为各类机床，中国分得9447部，资委会分得1392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物资的数量在不断发生变化。资委会原来分配的1392部机床，到1948年1月30日（此时海康轮已将第一批赔偿物资运回中国)止，暂时只同意接受1001部，拒绝接受其中的391部。

同年9月底，中国首批日本赔偿物资运完。在这些物资中，资委会共得1160部，其中车床351部，铣床228部，磨床117部，钴床134部，刨床34部，模型机88部，压机98部，齿轮机14部，其他杂项机器95部。

此外，还分得一套625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及其他物资正当赔偿拆迁工作艰难推进之时，1949年5月13日，美国政府向盟总颁发第104号临时指令（美国有关声明已发表于5月12日），指示其取消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

美国对此行动所持的理由是有关日本赔偿决策有效执行的两个前提已不存在，这两个前提是：

美国认为日本战后经济极其艰难，已不能维持一合理的生活水准，而各盟国间对于赔偿问题，尤其是对于分配率问题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其实这只是托词，美国此举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日政策，变压制日本为扶植日本，以达到其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的目的。

美国停止先期拆迁声明发表后，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但中国与菲律宾等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国家则纷纷表达强烈的不满，但美国对一切抗议与不满皆充耳不闻，甚至还发表声明，强词辩解。

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对日政策早已决定，宣布停止拆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停拆指令颁布后，中国分得的第一、二批赔偿物资绝大部分已运回国内，第三批物资业已分配完毕，正在拆卸、包装、待运当中，但盟总于指令颁发当日宣布停止拆迁，致使我国拆迁工作暂时搁浅。中国驻日代表团人员向盟总提出抗议，要求迅速恢复拆迁工作，但遭到盟总拒绝。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的过程，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对日索赔，通过资委会与美国的交往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中美双方考虑到各自的利益，进行了协调与沟通，双方初期合作较好，但由于美国索赔政策的改变，双方出现了分歧，并最终导致资委会对日索赔的无果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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