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我二十二岁,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
那年春天,我被退亲了。
女方叫刘桂兰,邻村的,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相亲的时候我看上了,她也看上了我,两家吃了定亲饭,换了庚帖,就等着年底办事。
可到了三月里,她爹托人带话过来:亲事不成了。
为啥?
嫌我家穷。
我爹死得早,娘拉扯我们兄妹三个,家里就三间土坯房,一亩三分地。我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挣四十八块钱,交家里三十,剩十八块零花。这点钱,够干啥?
刘桂兰她爹在县城上班,眼高于顶,早就看不上我。这回听说县城有个工人托人提亲,人家一个月挣八十多,还有单位分房。他一合计,就把我这边退了。
刘桂兰自己啥态度,我不知道。她托人带出来一句话:对不住了。
就这仨字。
我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半天,撕了。
我娘气得直哭,说刘家不是东西,说好的亲事说退就退,往后我儿子咋办?
我说:“娘,算了。人家看不上咱,咱也不能硬贴。”
我娘抹着泪说:“你二十二了,再找不好找了。”
我没吭声。
过了几天,二姨来了。
二姨是我娘的亲妹妹,嫁在隔壁镇上,男人是杀猪的,家里日子过得殷实。她进门就说:“姐,我给建国外甥寻了个姑娘。”
我娘眼睛一亮:“哪的?”
二姨说:“我们镇上的,姓孙,叫孙小燕,十九岁。长得周正,能干活,就是……”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说:“就是腿有点毛病,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走路稍微有点跛。不厉害,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我娘脸上的光暗了暗。
二姨赶紧说:“人家姑娘可好了,在家做饭洗衣裳,下地干活,啥都能干。就是腿那点事,要不也轮不到咱……”
我娘看看我,没说话。
我说:“二姨,我见见吧。”
二姨笑了:“这就对了,见见又不吃亏。”
第二天,二姨带我去相亲。
她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我骑着我那辆破车,一前一后往她们镇上去。
走到半路,二姨回过头跟我说:“建国,待会儿见了人家姑娘,嘴甜一点,别跟个闷葫芦似的。”
我说知道了。
到了镇上,二姨把车停在一户人家门口。
那院子不大,三间瓦房,墙刷得白白的,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红花开得正艳。
二姨喊了一声:“小燕她妈,来客了。”
一个胖胖的婶子从屋里出来,满脸堆笑:“哎呀,来了来了,快进屋坐。”
我跟二姨进了屋。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方桌上摆着瓜子花生糖块,还有一壶茶。
我们坐下说了几句话,胖婶子冲里屋喊:“小燕,出来见见客人。”
里屋的门帘一挑,出来一个姑娘。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姑娘长得好看。
是真的好看。
鹅蛋脸,大眼睛,皮肤白净,两条辫子垂在胸前。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褂子,干干净净的。
她走路的时候,确实有点跛,左脚落地的时候稍微顿一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脸红了。
那一眼,我心里头动了一下。
不是因为她好看,是那眼神。
干净,亮,像山里的泉水。
胖婶子说:“这是小燕,我闺女。这是建国,你二姨的外甥。”
小燕点点头,小声说:“你好。”
我说:“你好。”
然后就没话了。
二姨在旁边急得直拿眼睛剜我。
胖婶子笑着打圆场:“年轻人面皮薄,慢慢就好了。”
坐了一会儿,二姨说:“让小燕带建国出去走走,认识认识我们镇。”
胖婶子说好,小燕点点头,站起来。
我跟她出了门。
两个人沿着镇上的土路慢慢走,谁也不说话。
走了一会儿,我憋出一句:“你们镇挺大的。”
她说:“嗯。”
又走了一会儿,她说:“供销社忙不忙?”
我说:“还行,就是卖卖东西,不算累。”
她说:“那挺好。”
然后又不说话了。
走着走着,走到一座桥跟前。桥下是一条小河,水清清的,有小孩在河里摸鱼。
她站在桥上,看着那些孩子,忽然笑了。
“我小时候也爱摸鱼,”她说,“腿没坏的时候,比他们还野。”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你嫌不嫌我?”
我愣了一下。
她说:“我腿这样,你要是嫌,就直说,别不好意思。”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还是亮亮的,可里头有点东西,像是怕,又像是在等。
我说:“不嫌。”
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笑了。
那笑跟刚才不一样,是真的笑,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你还相不?”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等着我,眼里的光亮得晃眼。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想起刘桂兰,想起我娘,想起二姨说的话,想起自己那三间土坯房,想起一个月挣的四十八块钱。
我低下头,说:“我再想想。”
她没说话。
我又说:“我得回去跟我娘商量商量。”
她还是没说话。
我抬起头,看见她脸上的笑没了。
她点点头,说:“行,你回去商量吧。”
然后她转身往回走。
我跟在后头,看着她走路的背影,左脚落地的时候顿一下,左脚落地的时候顿一下。
我心里头,忽然有点疼。
回到她家门口,二姨和胖婶子正坐着说话,看见我们回来,都站起来。
二姨问:“咋样?”
我不知道该说啥。
小燕没说话,径直进了屋。
胖婶子看看她闺女,又看看我,脸上有点挂不住。
二姨打圆场:“没事没事,年轻人慢慢处,一回生两回熟……”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帘一挑,小燕又出来了。
她走到我跟前,看着我。
“陈建国,”她说,“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看着她。
她说:“你愿不愿意娶我?”
我愣住了。
二姨愣住了。
胖婶子也愣住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能听见风吹石榴树叶子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她又说:“你要是愿意,咱俩就定下来。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就走,我不拦你。”
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亮得烫人。
我说:“我……”
她等在那儿。
我脑子跟浆糊一样,什么都想不明白,就想起来她站在桥上说的那句话:“我腿没坏的时候,比他们还野。”
我想起来她笑起来的样子,眼睛弯弯的。
我想起来她走路的时候,左脚落地顿一下。
我张了张嘴,刚要说话——
她忽然笑了。
那笑容跟刚才不一样,有点苦,有点酸。
“算了,”她说,“不为难你了。你走吧。”
她转身进了屋。
门帘落下来,晃晃悠悠的。
二姨叹了口气,拉了拉我的袖子:“走吧。”
我跟着二姨往外走。
走到门口,刚要跨出门槛,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陈建国!”
我回过头。
小燕站在屋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我。
“你不娶我,”她说,“你会后悔。”
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钉子钉在那儿。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
风吹过来,石榴树的叶子沙沙响。
二姨在旁边拉我,我没动。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
那眼睛亮亮的,里头有火。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的话:“你二十二了,再找不好找了。”
我忽然想起刘桂兰托人带的那句话:“对不住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一个人骑着车,在那条土路上来回走,从供销社到家,从家到供销社,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我忽然想起这个姑娘,她站在桥上,问我嫌不嫌她。
我说不嫌。
她笑了。
那个笑,我想留着。
我转过身,走回去。
走到她跟前。
“孙小燕,”我说,“我娶。”
她看着我,眼泪刷地下来了。
后来呢?
后来我们成了家。
一九八九年年底结的婚,没有彩礼,没有嫁妆,就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我娘把攒了好几年的布票拿出来,给她做了一身红衣裳。她穿着那身红衣裳,笑得眼睛弯弯的。
婚后我们住在供销社分的那间小房子里,十来平米,放一张床,一个柜子,就转不开身了。可她不嫌,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还养了一盆花。
她在镇上找了份活,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腿不好,坐着干活正合适。一个月挣五十多,比我还多几块。
我们攒了三年钱,盖了自己的房子。
又过了两年,生了儿子。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平平淡淡的,可踏实。
刘桂兰后来嫁了那个工人,过了几年,听说那工人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后来她男人喝酒喝坏了身子,瘫在床上,她伺候了好几年,人瘦得脱了形。
有一回我在镇上碰见她,差点没认出来。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低下头,匆匆走了。
我没跟她说话。
回去跟小燕说起这事,小燕说:“你心疼了?”
我说:“心疼啥?我跟她早没关系了。”
小燕撇撇嘴:“谁信。”
我看着她,说:“孙小燕,你当年那句话,说得对。”
她问:“哪句?”
我说:“不娶你,我会后悔。”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得眼睛弯弯的,跟那年站在桥上一样。
她伸出手,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
“知道就好。”
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七年。
儿子在省城安了家,接我们去住过几回,住不惯,又回来了。
小燕的腿这些年更跛了,走路得拄着拐杖。可她还是闲不住,种花,做饭,收拾屋子,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
我退休了,没啥事,就陪着她。她去菜园,我给她拎篮子。她做饭,我给她打下手。她看电视,我给她削苹果。
有时候儿子打电话回来,问她身体咋样,她说好着呢,能吃能睡。挂了电话,她跟我说:“咱俩得好好活着,多活几年,看看孙子娶媳妇。”
我说好。
她就笑。
那笑容,跟三十六年前一样。
眼睛弯弯的,亮亮的。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那年站在她家门口,她追出来说的那句话。
“你不娶我,你会后悔。”
我当时不知道,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才知道,那句话,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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