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日本“外国人犯罪论”的再校准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在日本社会的公共讨论中，“外国人增加是否导致治安恶化”，早已不只是一个治安问题，更被不断放大为一个情绪议题、政治议题乃至社会认同议题。然而，日本共同社2月28日披露的一组数据，却像一盆冷水，浇在了那些日渐高涨的“体感治安恶化论”之上。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在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间，日本被检举的外国人犯罪人数为56706人，相较2001年至2005年的93899人高峰，减少了大约四成。与此同时，日本在留外国人数量却从201万人增加到395万人，几乎翻倍。这一“人数增加、犯罪比例下降”的反向变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回应——至少从统计意义上讲，“外国人增加=治安恶化”的逻辑，并不成立。

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社会当前所面对的，并不是“治安恶化的事实”，而是“治安焦虑的扩散”。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长期以“安全社会”自居，这种认知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中逐渐固化。一旦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例如外国劳动力增加、技能实习制度扩大、留学生数量上升等，公众的安全感便会出现微妙动摇。换言之，“外国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日本社会对自身结构转型的不安。

其次，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使个别案件迅速被标签化、情绪化。一个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很容易在网络空间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演绎为“群体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个案”被误读为“趋势”，“印象”取代了“数据”，“情绪”压倒了“理性”。正如本次统计所揭示的那样，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许并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对犯罪的认知偏差。

再从结构上看，外国人犯罪的构成也值得细读。数据显示，在刑法犯罪中，大约六成为盗窃，而在特别法犯罪中，大约五成为非法滞留。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所谓“外国人犯罪”，并非暴力性或恶性犯罪，而是与生存状态、身份管理相关的“边缘性违法”。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在引进外国劳动力的同时，其相关运作系统仍存在制度性张力：一方面需要劳动力补充，另一方面却在身份管理、社会融入等方面准备不足。

日本如果不对制度本身进行反思，仅仅把问题归咎于“外国人”，不仅无助于改善治安，反而可能掩盖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当然，也不能因此简单地得出“问题不存在”的结论。数据显示，2025年被检举人数为12777人，同比上升5.0%，已连续三年增长。这一变化提醒人们，在疫情因素消退之后，社会流动恢复，相关违法行为有所反弹，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增长仍然远低于外国人口的增幅，其相对比例依然处于下降通道之中。

因此，面对这一议题，日本社会需要完成一次“认知的再校准”。

第一，要从“感受治安”回归“数据治安”。在政策制定与舆论引导中，应更多依赖统计与实证，而非个案驱动的情绪判断。

第二，要从“国籍视角”转向“行为视角”。犯罪就是犯罪，应依法处理，但不应因行为主体的国籍而泛化为群体标签。否则，既损害社会公平，也可能加剧对立情绪。

第三，要从“排斥逻辑”转向“治理逻辑”。随着少子高龄化加剧，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将持续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完善相关运作系统，提高社会融入水平，减少制度性灰色地带，才是降低违法行为的根本路径。

归根结底，这一组看似“普通”的统计数据，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一个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社会中，是让情绪主导判断，还是让理性引导选择。

数据已经给出了方向，但是否愿意承认这一方向，则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