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依协专访：我的物理训练不是很扎实，但李政道先生鼓励我一定坚持

1979-1989年间，李政道、吴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过物理、化学、生化、数学四个中美博士生考试与申请项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选派1700余人赴美攻读博士，培养了大批顶尖人才。该系列访谈旨在通过展示这些校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所做出的集体贡献，彰显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也对全球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徐依协出生于1951年，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外孙女。1979年，徐依协参加了PRE-CUSPEA，随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2000年代后期，她回国加入中国半导体制造龙头企业中芯国际(SMIC)担任资深专利总监，为国内芯片产业的技术自主与安全保驾护航。

我的中文名字叫徐依协，常用名是Emily Xu，这几十年来在美国工作。我参加了1979年PRE-CUSBEA的考试，1980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件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跳跃。我小的时候是很喜欢科学的，但是在初二的时候，我在陕西省延安市的一个生产队，盘龙公社的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做了知识青年，在那里插队了5年，学校停办。我自己觉得这样下去是不对的，然后就开始一个计划，从数学开始，然后读物理和化学，同时读古文学英文，然后就这样渡过了五年时间。

1973年可以考工农兵学员，1976年毕业分配的时候，把我分回到延安去教小孩，我就回到了延安市，等待分配的时候，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做助教，当时都是工农兵学员，根本就没有学过量子力学。1977年的时候，在高考的同时有一个考研究生的项目，考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的研究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导师叫张宗烨，她是学核理论物理，她们一家兄弟姐妹，都在中国历史上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然后我就选了她作为我的导师，就这样进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生活也很困难，但大家非常的努力，我的同学从41岁到19岁，整个跨度非常大，但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这个时候，李先生就到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大会堂讲场论和统计物理。这个事对研究生参加李先生这个讲课是非常激动的，一共讲一个月，大概一个礼拜讲两堂，基本上是上午讲，1000多人在会场上听，所以会场水泄不通。然后他要求学物理的学生，轮流每天跟他一起吃中饭，是12个人坐着一个大桌子。有一次机会我是跟李先生，也问过李先生还有多少女物理学家。李先生讲了居里夫人的故事，还有梅尔夫人的故事，她们俩都是得诺贝尔奖金的，当时全世界的历史上，只有两位女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奖，其实到今天可能也就只有5位，实际上还是凤毛麟角，所以对我来说鼓励很大。

当时我们这届考CUSBEA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开的考试，考了三天，基本上是经典力学，电磁学和量子力学三门考试，还加上英语考试，、。考完了以后，1978年的秋天，到10月份考了一个复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能居然考中，自己都不太相信。考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面试，面试是跟李先生和李先生的夫人秦慧䇹一起，他们问了我好多问题。通过那次面试，我的印象是，他们觉得我的物理基础，显然是不如其他几位考中的人，因为别人大概是正规的物理训练，我的物理训练不是很扎实，但是，李先生鼓励还是让我决心去坚持到哥大去学习。

墨子沙龙：您在报告里提到李先生和夫人会在圣诞节招待哥伦比亚的CUSPRA学生，有没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徐：我们到纽约的时候对美国社会完全不懂，就好像你们今天到美国去，你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惊喜。我住那里以后，就找到了一个公寓租了一间房，当时我没有钱付这一间房，李先生知道这一点，李先生就安排我们8月份开始在哥大的高能实验室，在室外收集数据，每个月给我们四百块钱，我们就可以付100块钱交房租，吃饭问题也解决了。李先生会注意这样的细节，他会让阿瑞照顾我们很多小的事情，所以就拿了一点钱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当时我和任海昌都想全神贯注地准备我们马上要迎接的资格考试，所以注册了一个附近巴纳德女子学校的自助餐厅专攻学习。

墨子沙龙：作为一位首先攻读原子物理的博士，您后来又转行半导体进入工业界，又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自学美国专利法，您的经历非常丰富，是什么动力驱使您不畏惧困难与挑战呢？是否有受到李政道先生的观念/习惯的影响？

徐：我觉得李先生，给我们的那种精神是你要想做一个事情，你必须投入到100%甚至百分之更多，之后你要带着你的热情去做，否则就不要去做。其实，李先生是希望我们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在博士后又做了原子分子激光的相互作用，做了三年以后，我自己感觉在这个领域已经做的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太多特别新鲜的，而且没有让我能够有特别大激情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在斯坦福大学固体实验室，做半导体和激光的相互作用，关于紫外光和做晶圆的表面的一些物理现象，做到一年半的时候，我的教授没有经费了，所以他就必须离开。恰好这个时候，通用电气公司每年都到大学里面去招人，这时候来的科学家跟我聊，他听我做的工作就说你一定要到GE来，所以我又去了GE。在GE，我接触了许多应用的研究，其实我觉得应用研究很有意思的，我因为光学的基础做了GE航空发动机的叫做“用光来飞”的一个实验。在GE做了6年以后，我又发现GE当时改变方向，不太愿意再支持这个没有直接效果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再换个工作，干脆还回到硅谷，所以我又在硅谷找工作，进入了英特尔公司。我是在1997年进入的英特尔公司，在芯片的研发单位做了11年，正好是我说的是二零零几年，这个时候，我看到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快，所以好多人到中国去办公司，把他们制造的理念到中国去做，我就很天真地说，我想去学专利，但是后来发现这事不那么容易。有一些中国律师告诉我，他们都是在美国法学院毕业的特别好的律师，他说你没学过法律，只懂技术，恐怕分析法学的能力还是有差别，所以我想想这是不是可以学。但是当时我的确是有困难，我是单亲妈妈，我根本不可能有经济能力去支持，后来我想我不去念法学院，我转去考专利，就找了《专利法》那本书，读法律真的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考了两次都失败，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一次考试成功了。考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那时候我还在英特尔工作，我就找到了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个小的做专利的公司，所以我学了三年，这三年对我的帮助很大。其中有一天，有一个从中芯国际来的人，他说我们现在缺一个做专利的负责人，你愿不愿意到上海来，所以我就到上海来面试。当时面试我的上级，在今天都是中国芯片业非常重要的人物，最大的公司里面的CEO，他们跟我谈了以后，就说你来吧，我是中芯国际知道最多专利的人，可是那三年，我连管理经验也没有，从来没有知道什么叫专利官司，所以我逢人就问，什么事情不知道就去问美国的律师和我的朋友。几年之后，我觉得我们做了特别多的成绩，中芯国际的专利每一年都达到2000件的申请，美国专利也达到了500件的申请，所以我这个转折一定程度来讲是时代造成的，我的感悟是需要经常让你的眼睛保持睁开。

墨子沙龙：我们是一个全女性的科学传播团队，我们今天了解到您的人生经历以后，非常受到您的鼓舞。您可以为年轻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学习理工科的女孩子们一些人生建议吗？

徐：你绝对不要害怕，因为女生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害羞，会不太好意思，老是躲在后面，或者知道结果也不敢举手发言，因为男生总有一些嘣一下就举手，不知道他也会说一大堆话，所以女生常常被吓得不敢说话。自己答案如果不是完美的就不敢举手说，这一点我觉得在女校里被克服的比较好。在我之后的生涯里面，当然考CUSPEA女生和男生都一样考，我自己并没有觉得非常被歧视。我的导师是女性，然后我有许多师姐，我们那个宿舍里学不同科学专业的女生，也都是很强的人。我到了哥伦比亚以后，李先生对我们从来没有男女的偏见，他总是对我特别照顾。吴健雄教授的确也给了我，给了女生非常大的支持，她每到一个地方去都会去看她们，都对她们特别照顾，如果她们生小孩，她（吴健雄教授）就会给她们小礼物，所以我觉得是你在人生中会遇到一些女性领路人，你应该抓住她们，让她们来帮助你。我觉得今天的社会，跟几十年以前相比，不管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来讲，都是对女生好得多的环境，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文字整理：卷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