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每隔大约十年就要开展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九八三年春天，很多人都还记得一个细节：夜里街上巡逻的警车一下子多了起来，广播里反复播放“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通知，许多平时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忽然就从茶馆、舞厅里消失了。那一年被后人称为“八三严打”的开端，也是在那时，普通人才第一次真切意识到，国家下决心“动真格”，要对隐藏在社会角落里的黑恶势力来一场大清理。

有意思的是，此后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全国范围内总要出现一轮力度极大的“扫黑除恶”“严打”行动：八十年代的“八三严打”，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连续严打，二〇〇九年前后的重庆“打黑”，再到二〇一八年起持续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仿佛形成了一种规律。很多人心里难免要问一句：黑社会为什么总是“野火烧不尽”？国家又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天天高压，而是隔一段时间就集中出手一次？

要弄清这个问题，得把视线拉长，把“黑”与“治”的较量放在几十年的时间线上来观察。

一、从“八三严打”到新世纪：黑恶势力是怎么被一波波“掀翻”的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黑白本是对立的两面。白，象征秩序、正道；黑，则代表地下、阴影。现实社会中，被称作“黑社会”的，就是那些依靠暴力、威胁和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团伙。他们或脸上纹龙画虎，或穿西装打领带，说话彬彬有礼，但骨子里都是把“拳头”和“钱”当成规则的人。

和一些国家不同，中国大陆不允许那种公开存在、名号响亮的大型黑帮组织。类似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俄罗斯“兄弟会”那一类，在中国是没有合法生存空间的。真正的黑恶势力，大多只是盘踞在某个区、某个县城、某个行业，靠暴力和关系网在当地“称王称霸”。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旧秩序尚未完全重建，各种犯罪也随之滋生。一九八三年开始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那几年，一些典型恶性案件震动全国，比如“东北二王”持枪抢劫、杀人、流窜多省，被称作当时最凶残的持枪歹徒。最终，他们被警方围堵击毙，成为“八三严打”中最典型的一桩案件。

那一轮严打的特点，是速度快、声势大，重在扭转社会治安局面。也正因为追求“效率第一”，当时各地办案中也不可避免留下了一些有争议的地方，这在后来的法治实践中被反复总结与反思。但有一点难以否认：对于刚从动荡年代走出来的社会，“八三严打”让很多人第一次感到，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把最猖狂的一批暴力犯罪硬生生按了下去。

进入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又一轮又一轮的严打开始展开。这一时期的黑恶势力，与早年那种单纯打打杀杀的流氓地痞已经不太一样了。贵州某地的“玉山帮”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焚烧警车，公然挑衅公权力；辽宁的刘涌，在沈阳可以说“黑白通吃”，不仅手下小弟无数，还和当地不少干部勾结，把保护伞搭出了规模。

据公开报道，当时沈阳一些高层官员，包括市长、常务副市长都卷入相关案件。黑社会伸手能伸到这个程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打击，是很难撼动的。也正是在那一波波行动中，一批地方“黑老大”连同他们背后的保护伞被连根拔起。

二〇〇九年前后，重庆掀起的“唱红打黑”声势极大，一批涉黑团伙和官员落马。随后几年，各地对黑恶势力的打击也从未放松，但更多是常规性的执法，并没有全国一盘棋式的聚焦。真正再度形成全国统一行动，是二〇一八年启动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一轮行动持续三年，范围广、时间长，强调“除恶务尽”。截至相关阶段性统计，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三千一百多个，涉恶犯罪集团、团伙近万，数十万名涉案人员受到刑事追究，隐藏在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被查处的也不在少数。很多地方曾经名声在外的“黑道大哥”，从此在新闻通稿里只剩下简短的几个字——“被依法判处”。

有人感叹，以前街头巷尾总有人故意提一句“我大哥是谁谁谁”，似乎是一种“护身符”。后来再谁敢这样说，旁人往往只会苦笑一句：“你这是骂人呢。”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环境。

不过，黑恶势力并没有因为几次严打就彻底消失。它会暂时沉下去，换个方式潜伏，再慢慢往外冒。这就牵出另一个问题：既然“黑”是顽固的，为何不常年保持高压打击，把黑恶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

二、“扫”而不“常压”：为何要等黑恶势力“长肥了再杀”？

理解“扫黑除恶”的逻辑，可以从“扫”这个字说起。古书《周礼》里有一句话：“掌五寝之埽，扫除粪洒之事。”说的就是把庭院打扫干净的职责。黑恶势力，在国家治理的视角中，就是社会这个大院子里最难看的那堆污物。院子必须打扫，但没人会每天拿着扫帚满院子乱扑腾，而是要选时间、看重点，有计划地清理。

扫黑除恶之所以以“专项斗争”的形式不时集中展开，而不是永远维持在最高压状态，有几层现实原因。

一方面，黑社会本身是违法组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平时，它们往往伪装成公司、商会、投资公司，账目、人员都做得十分“体面”。如果执法机关每天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苦苦寻找这些隐蔽的黑恶团伙上，那其他大量刑事、治安、经济案件怎么处理？国家治理的资源毕竟有限，不可能年年、月月都以同样强度发动全国性“会战”。

另一方面，从刑法和办案实践来看，轻微违法行为很难一下子给出足够重的处置。黑恶势力早期的表现，常常是打架斗殴、非法讨债、强买强卖、软暴力威胁等等，如果一开始就只抓住其中一两次小案子，给个轻刑或者行政处罚，看似“及时出手”，但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打草惊蛇。

一名基层办案人员曾打过比方：“你要抓的是‘狼群’，不是一两只刚从山里探头的幼狼。”黑社会的核心人物，会利用一次次轻微案件试探警方的反应。如果只是零敲碎打地处理几名小弟，很难掌握整个组织的结构、财脉和“保护伞”链条。反过来，一旦刑满出狱，那些人很可能报复证人、串联同伙，变得更加隐蔽，后续打击难度更大。

于是，在实际操作中，就形成了一种颇为现实的策略：让违法线索持续积累、证据逐渐完备，等到一个组织形成一定规模、主要成员多次参与严重违法犯罪且证据链条较为清晰时，再集中收网。一位老刑警曾半开玩笑地说：“猪总得养到八九成肥，杀起来才值当。”

这句略带玩笑的话，背后其实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现实考量：黑恶势力如果只涉及几起轻微案件，很难依法顶格量刑；而当它们在几年间不断犯案，从暴力讨债、非法拘禁、开设赌场、操控工程项目，到干扰基层选举、操纵市场，只要证据形成完整的链条，就能按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重罪来追责。

这时再发动一场集中式“扫黑除恶”，既能把犯罪团伙的骨干一网打尽，也能把其非法财产、大量涉案资产依法追缴，用于补偿被害人以及司法支出，从成本和效果上看，才是“合算”的。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往往要顺藤摸瓜，查处大量“保护伞”。这些人不少身在重要岗位，隐蔽性极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转移资产、毁灭证据。如果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秘密侦查、审计核查、内控调查，很难在法定程序内拿到足以在法庭上站得住的铁证。

于是，“循迹调查—秘密取证—统一收网—集中审判”这一整套流程，客观上需要一个不短的周期。反过来看，一旦把这个周期平均摊在每一年，要求长期高压不放松，司法资源势必紧绷到近乎极限，其他领域的犯罪打击和预防就会出现明显短板。

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黑恶势力在短时间内，往往积累不起多少资产。早期涉案金额不大，非法所得有限。如果在其刚刚起家时就全面清剿，看似“防微杜渐”，实则侦办成本很可能高于追缴数额，对地方财政和执法投入不见得划算。这一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体现得尤其明显。

从这些因素综合来看，国家在黑恶势力治理上形成了一种“平时常态打击为主，遇到节点发动专项斗争”的工作节奏：平时不放松、不断线，关键时期集中力量，来一场“地毯式”的大扫除。

三、十年一“账”：黑社会的成长周期与国家治理的节奏

有人曾打趣说，黑社会也有自己的“生长周期”。这话不是夸张，而是有现实基础的。

一个地方的黑恶势力，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需要时间。人手要从社会上招，地盘要通过暴力或利益争夺，关系网要慢慢搭，甚至还要“养熟”相关的公职人员，拉拢、腐蚀部分基层干部，才能织出一张既能赚钱又能自保的网。这一切，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

有研究者根据大量案件梳理，总结出一个大致规律：从小团伙到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需要五到七年左右。再加上三年左右的扩张期，差不多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成熟期”。这个时间，并不是说国家要“等它长大才打”，而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十年左右的跨度，足以让其犯罪事实堆积到可以依法重判、彻底摧毁的程度。

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某个县城里，一伙人开始从事高利贷、暴力讨债，水平有限，只敢敲诈附近几条街。开始时，警方只是零星接到几起报警，证人也不敢多说。到了第三年，他们染指工程项目，逼退竞争对手，开始和一些小官员勾肩搭背。七八年后，这伙人已经变成当地人见人怕的“黑老大”，连村干部选举都被他们干预。到了这时，公安、纪检、检察机关手里的线索、证据已经足够厚实，一旦启动专项斗争，便能从组织者、骨干，到外围参与者，从“保护伞”到财务链条，统统纳入打击范围。

这就是“十年一账”的现实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治理的重点也不可能永远只盯着黑恶势力。还有经济犯罪、金融诈骗、网络违法犯罪、环境类犯罪等等，部门有限、精力有限，不得不有侧重、有节奏。每隔一段时间，集中打一批“黑伞”“黑老大”，既能震慑那一类顽固犯罪，也能给基层社会一个明显的信号：这条路走下去，迟早要“算总账”。

《无间道》里那句台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后来连官方媒体都引用过。背后道理其实很朴素：在法治社会，再隐蔽的违法行为，只要形成一定规模、造成一定危害，最终总要被翻出来，摆在法庭上。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黑恶势力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绝大多数“黑老大”之所以能长期“平安无事”，靠的不是几把刀、几条汉子，而是把手伸向“白道”。他们会结交官员、警员、企业家、甚至某些社会名人，通过利益输送、吃吃喝喝、帮忙摆平事端，慢慢搭建起一张关系网。

当扫黑除恶行动展开时，真正难啃的往往不是小弟，而是隐藏在体制内的“保护伞”。这些人很多受过完整的法律训练，对程序、证据非常敏感。要查清他们收了多少钱、帮谁打过招呼、压下过哪些案子，需要大量的财务审计、电话记录梳理、证人证言互相印证。办案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说过一句话：“查‘伞’，有时候比查黑社会本身还要熬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十年左右的周期，既给黑恶势力暴露行为的时间，也给执法机关积累证据、布局调查的空间。待到节点一到，一起立案、一并侦查、一体审判，不仅效率高，而且震撼力大。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黑恶势力也在“与时俱进”。八十年代常见的是持枪持刀、公然械斗，到了九十年代，有了开赌场、包工地、强揽工程。再往后，越来越多的黑恶组织开始“洗白”，注册公司、打着投资旗号，用“软暴力”取代明火执仗。比如，组织“职业讨债队”，专门在企业门口拉横幅、堵大门，或是通过网络散布谣言，逼迫对方就范。

这种“软暴力”和经济手段交织的犯罪形态，让取证难度陡然增加。很多行为在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经济纠纷”“民事纠纷”，要证明背后有人在有组织、有预谋地长期控制、操纵，就必须持续跟踪、反复取证。一两年的时间很难把链条完全拉直，往往需要数年。

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十年周期”接近尾声时，黑恶势力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往往已经充分暴露，各种证据基本齐备。此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扫黑除恶行动，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位基层干部说过一句话颇为形象：“老百姓关心的是，晚上能不能安心睡觉，孩子能不能放心上学，做点生意要不要被人找上门来‘交保护费’。至于国家是平时打还是十年一打，对他们来说，关键只在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年一大扫”并不是对平时工作的取代，而是一种必要的强化和补充。

黑白相隔，终究势同水火。黑恶势力依靠的是恐惧、贪婪和人性的阴暗，而国家治理依托的是法律、制度和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每隔一段时间，把潜伏在角落里的“黑”翻出来晒晒太阳，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清算，也是对下一段时间的告诫。对那些心存侥幸的人来说，账本虽然一时没翻，但这一页总在那儿，迟早要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