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任命为少将司令，只给了三个兵就让他深入敌后，后来呢？

1949年12月24日的贵州独山，东方微亮。第110军官兵把步枪小心放在草地上，向敏思静静看着。手里的起义通电还带着墨香，他心里却闪回到1939年那个春日——当时不但没有一整军，连一个排都捞不到。

十年前，湘潭郊外搭了片瓦房，算作第九战区游击纵队待命营地。薛岳递来任命电文：“少将司令，梅岭敌后活动。”官阶够响，编制够大，待遇却只有“三加一”——三名随行军官外加一部手摇电台。向敏思看了看人，又看了看袖章，笑得有点无奈。

“司令长官，只有这点人？”参谋长赵家骧小声嘀咕。向敏思摆手：“兵不在多，山里有的是散兵游勇。到了梅岭，自会长大。”话音不高，底气却十足。谁都清楚，这位黄埔四期不是嘴上逞能。当年北伐他在，淞沪他在，南岳游击训练班也混了个优等。

从湘潭动身到奉新只走了五天，全靠夜路。日军在赣湘之间布了三道封锁线，岗哨紧得像筛子。四个人各背一支冲锋枪，一袋干粮，一只电瓶。为节省体力，他们白天隐蔽，深夜摸黑赶路。萍乡山口的篝火昏黄，照见巡逻队的刺刀，几人伏在乱石后屏息；雨水顺着钢盔滴到脖子里，没人出声。

梅岭并不宽阔，却高低起伏、树密草深。消息灵通的乡绅悄悄送来第一批线索：北面茶亭岭还有失散的九十八师士兵，西侧巡防线则被日军炮楼卡住。向敏思把地图铺在松枝上，折断一根枯枝当指挥棒，五分钟就定下先北后西的收拢路线。

七天后，梅岭深处的空场上聚起了一百六十多名灰头土脸的国军老兵。有人缺枪，有人只剩子弹，也有人拖着腿伤站不稳。向敏思没有训话，只一个动作——把原先的“三加一”电台搬上木桌，拍了拍：“这是纵队司令部，谁愿意跟就排队登记，不愿意跟就放行。”兵们面面相觑，队伍却在沉默中排成了两行。

值得一提的是，装备也跟着涨了。日军大仓库仓促撤点，留下一座半毁碉楼。向敏思带两队人摸进去，抬出六门山炮和五十多匹骡马，还捡了十几挺歪把子。地方保安队见状，索性把几门锈炮也推了来。短短一个月，原本四人的“光杆纵队”被拆分成五个行动大队，真有了点雏形。

然而，山里待久了问题就显形。地盘太窄，粮草随时告急，梅岭又处几条交通要道交叉处，日军第34师团新调的步兵正赶来清剿，硬扛下去注定吃亏。向敏思向长官部发电：已完成收编，拟将官兵归回各军原建制，请示后续。回电很干脆：同意。

1940年初，小纵队解散，人员分流回98师、25集团军等部。向敏思随即被调往潭株警备司令部。那年长沙三次会战，日军尝到“焦土防御”苦头，他坐镇参谋处，协助薛岳布防。常德会战又是一场恶战，向敏思升任98师副师长，带队奔袭石门至津市公路，将日军辎重截成数段。据战后统计，仅此一次伏击就缴获皮卡九十余辆、粮弹若干，给前线增添了半个月口粮。

抗战结束时，他四十五岁，肩章上已是中将两星。可内战再起，熟悉的困惑又来了。从川东到滇西，一路打一路撤。1949年冬天，第110军收缩到贵州山区，只剩两个师，还缺编三千人。此时的向敏思再也不想重复旧路，思考几夜后决定率部起义。一纸电报飞往西南军区，几经往返，总算敲定细节。

24日拂晓，士兵们按指令分批下山。枪上空仓，子弹封包。黔南寒风凛冽，人心却出奇平静。走到半山腰，老兵孙效民悄声问他：“司令，我们不会又只剩三个人吧？”向敏思摇头，说了句看似玩笑的话：“这回人不少，就是级别要低点。”说完，他把臂章撕下塞进怀里，快步迎向对面联络官。

1950年初，他随军北上，被安排在山东。从济南省府到青岛胶州湾，公务千头万绪，远不如在战场上痛快。但他守着规矩，也守着那台旧电台——报废了，却一直留在办公桌角落。偶有人问，他只是笑笑：“那玩意儿不灵了，可是见证过一支部队从无到有。”

1974年9月26日，向敏思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七岁。资料显示，他在抗日八年间参与的大小战斗超过三百次，梅岭任务只是其中最奇特的一段。三个人，一部电台，却硬生生撑出五个大队。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而言，资源匮乏不算事，真正棘手的是选择。有人选了继续内战，他选了熄火转向。路径不同，结局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