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被杀的瓦岗英雄，几人比秦琼武功高？秦琼程咬金会为谁痛哭？

公元619年冬天，长安城的北风格外硬。宫城深处，李渊下旨削减几位旧将的食邑，朝中不少人都明白，这既是财赋上的权衡，也是一次隐秘的“排队分级”。在被改封的名单里，有两个很扎眼的名字——胡国公秦琼、卢国公程咬金。

有人私下嘀咕：“这两位，可是从乱军里杀出来的。”也有人不以为然：“玄武门那天，他们没怎么出力，这就够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道诏令颁下的前后，那些曾与他们并肩拼杀于瓦岗、洛口、荥阳的旧人，正在一处处战场、刑场、边地，相继倒下。等到武德年间风声稍定，算一算，能被勉强归为“瓦岗战友”的，竟有九人死于非命。相比之下，能在凌烟阁留名、还能安然而终的秦、程二人，真算得上“福大命大”。

问题也就来了：这九人之中，谁的武艺真正在秦琼、程咬金之上？又有谁的死，能让这两位出身乱世的猛将，心里真正泛起酸楚？

一、从瓦岗寨到长安城：九人各走各路

要看这九人的生死，绕不开一个名字——李密。

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大乱。瓦岗寨在翟让手里崛起，却在李密接盘之后走向分裂。李密本人出场并不寒酸：早年受隋文帝宠信，又得杨玄感推荐，既有文名，也有些胆识。可到大业十三年前后，他在河洛之间搅动风云时，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后来名声不小的人物：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罗士信，以及后来被归入“瓦岗旧人”之列的张亮等。

秦琼与程咬金真正与瓦岗结缘，是从张须陀战败那一刻算起。张须陀在荥阳被李密击破，战死阵前，秦琼带着残部投奔裴仁基，再随裴仁基降李密，这才成了瓦岗军中的内马军骠骑。程咬金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通过裴仁基进入李密阵营。

他们二人进入瓦岗时，瓦岗内部的权力重心已经从翟让转移到李密身上。恰在这条线的另一端，翟让的心腹单雄信、徐世勣，正面临命运的转折。

翟让让位于李密，按理说是好话好商量的局面。《旧唐书·李密传》记载得很清楚：翟让尊李密为魏公，自称臣下，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头衔不算低，姿态也放得足够低。然而，李密还是在宴席上动了杀机。

鸿门宴那一夜，翟让被谋杀。徐世勣出营时，被门者砍伤颈项，若非王伯当高声喝止，很可能当场丧命。单雄信则是叩头求情，才勉强保住一条命。

从这一步开始，瓦岗内部的人情、旧义，就已经裂开了一条口子。

二、忘恩负义与“讲义气”：李密、王伯当、单雄信

李密的评价，在正史里相当不客气。《旧唐书》那句“乌阳既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乱终逆”，几乎把他的一生给概括死了。才气有限，野心不小，恩情不记，人望渐失。对翟让如此，对翟让旧部也毫不留情。

从秦琼、程咬金的角度看，李密与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坏。秦琼降瓦岗后，被视为帐内骠骑，备受优待；程咬金也能在内马军中与罗士信并列，得到足够重视。可以说，李密对这两人有知遇之恩。但他对翟让系旧将的狠辣，又很难让人心服。

武德元年腊月三十，公元619年1月20日，李密做出一个让旁观者都摇头的决定——杀妻叛唐。他不愿在李渊旗下做臣子，夜里悄悄出逃。徐世勣已看出这是条死路，王伯当却执意追随。

“义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史书中的这句记载，很扎眼。王伯当明知道命悬一线，还是一句“与公同死耳”。若只看这一幕，王伯当讲义气的程度，远在李密之上。

结果也证明了徐世勣的判断。陆浑县南邢公岘，盛彦师截住李密，一阵乱军之中，这位自称魏公的旧日枭雄倒毙山前，时年三十七岁。头颅被送往长安，悬挂示众。王伯当同样战死，尸首也被传首。

当时已经归唐的秦琼、程咬金，并没有留下任何为李密请命的记录。这倒不难理解：翟让之死，他们心里清楚；张须陀之死，也不能完全撇开李密。当初投瓦岗，是形势所迫，如今投唐，则是新局已成。李密这种“杀妻叛主”的做法，在军中名声极差。要说谁死得不值得惋惜，李密肯定要排前面。

但王伯当就不一样了。这个在人生最后一刻还要追随旧主的将领，若能活到贞观年间，以他的名望和军功，很可能不在程咬金之下。他的死，对秦琼程咬金而言，更多是一声惋惜，而不是悲痛入骨。

讲义气也好，固执也罢，王伯当死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这一点，他自己并非不明白，只是没打算回头而已。

同一时期的单雄信，命运则更曲折一些。

三、单雄信、徐世勣与罗士信：谁才是“真兄弟”？

谈起瓦岗旧将，民间故事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多半是“单雄信截秦王”的情节。史书记载要简略得多，但关键点还是有的。

武德四年，李世民围攻东都洛阳，王世充危在旦夕。单雄信在洛阳城下与秦王军交战，一度长枪几乎刺中李世民。《资治通鉴》中清楚记着：徐世勣大喊一声：“秦王也！”单雄信这才收枪退后。

这一枪收得很干脆，换个更狠的人，哪管你是不是秦王。单雄信愿意退，这一方面是顾及徐世勣旧日情分，另一方面，也未必真看好王世充的未来。他心里很清楚，这一枪要是扎实了，天下局势就得重写。

有趣的是，等到洛阳城破，单雄信被擒之后，徐世勣却没有把这份情义圆回来。那时的徐世勣已经改名李世勣，站在李唐阵营里，出面求情的底气远不如秦琼程咬金。更重要的是，徐世勣的性格比较圆滑，擅长“顺势而为”，在这种生死关头，他选择了沉默。

单雄信最终在洛水之渚被斩。关于临刑前“再看长安一眼”“陈家洛阳城”的各种传说，多是后人附会，正史只记下他被处斩的冷冰冰事实。

若只看这一段，有些人会觉得：单雄信比徐世勣更讲义气。而从更长的时间线看，徐世勣的“忠诚对象”一直在变：先是翟让，再是李密，后来又是李世民、李治。每一次，他都能在关键节点站到最终赢家一边，却很难说他对任何一位前主真正掏心掏肺。

这种风格，在武则天册立皇后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李治违背礼制，执意立武氏为后，朝中多有非议。已经赐姓为李勣的徐世勣，选择顺水推舟，站在新皇后的那一边。就当时来说，这是聪明之举；可从后果看，他死后不但被剥夺赐姓，还被掘墓剖棺，子孙也几乎被诛绝。要说天道好还，这一笔算得不算轻。

相比之下，单雄信虽然死得早，却保住了一个“直人”的名声。在讲义气这一项上，他确实要比徐世勣更让人心服。

然而，如果问一句：秦琼、程咬金会为单雄信痛哭吗？恐怕很难。

原因在于另一位——罗士信。

罗士信最初在张须陀军中，与秦琼就是并肩作战的最佳搭档。两人一个善于冲阵，一个以勇悍著称，在山东、河南一带平乱时，多次配合立功。后来进入瓦岗军，又与程咬金一起被列为内马军四骠骑，关系更近了一层。

罗士信与刘黑闼相遇，则是在李唐与窦建德势力交锋之后。窦建德被擒斩于长安，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名义上是为旧主复仇。罗士信奉命与之对峙，结果在洺水城陷入孤城困局。

史书记载，当时守军本来可以集体撤离。李世民决定让王君廓率大军突围，罗士信只带二百人冲进洺水城据守，等外援。刘黑闼见状，冒雪围攻八日，城内粮尽援绝。李世民则以“天大雪，不可用兵”为由，按兵不动。

罗士信最终被擒斩于城下，首级示众。若从军事判断看，李世民此举难辞其咎。原本完全有机会换个决定——让王君廓入城坚守，罗士信外破重围，以其勇武开路从军；或者决心大一点，顶着风雪强行进军，至少给洺水城一个希望。

事实是，王君廓安全撤出，后来还在朝中作乱，坑杀庐江王李瑗，最后准备叛逃突厥，被边境百姓当场斩杀。罗士信则死在刘黑闼刀下。某种意义上说，罗士信以命换出的王君廓，非但不值，还让这笔生命账更显得划不来。

对秦琼、程咬金而言，这才是真正扎心的一笔。张须陀战死在前，罗士信绝城牺牲在后，两位在乱世中最可靠的同袍，一个接一个倒下，而且都带着冤屈的意味。若要说为谁“痛哭”，罗士信当得起这两个字。

至于武艺层面，罗士信在正史里的描写同样以勇悍著称，冲锋陷阵的实绩不少。要说个人单打独斗，未必一定在秦琼之上，但在敢战、能战这一点上，绝对不弱。若活到贞观年间，以他的资历和战功，封王并非没有可能。

四、刘黑闼、裴仁基父子与张亮：各走极端的结局

算到这里，已经有：李密、王伯当、单雄信、罗士信、王君廓、刘黑闼六人。剩下三人，分别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忠于旧主、守隋不降、诡诈自保。

刘黑闼的出场，本是窦建德体系里的猛将。窦建德被擒后，他举兵河北，自称是为故主复仇。这一点，不少史书都提到：刘黑闼起兵，并非单纯为自己谋取天下，而是打着“义旗”。

站在唐廷角度看，他当然是反贼；可在当时河北民众眼里，他更像一位不肯认输的旧臣。对秦琼、程咬金来说，与刘黑闼没有深厚的私交，更多是战场上的敌我对立。谈不上痛恨，也谈不上感念。刘黑闼最终兵败被擒，押解至李建成军中处决，这一刀算是替罗士信报了仇，也算为窦建德那条线画上一个句号。

裴仁基、裴行俨父子，则代表了另一种选择。张须陀战死后，秦琼率残部投靠裴仁基，再由裴仁基降李密，这才入了瓦岗门。严格说来，秦琼加入瓦岗，是“跟裴仁基走”的结果。

武德二年，秦琼、程咬金在故州九曲之战阵前投唐，成了李唐阵营中的新贵。裴仁基父子却留在王世充军中，想扶持越王杨侗重掌皇权。那时王世充尚未称帝，他们在名义上仍是“隋军”，自认为守的是旧朝正统。

这一选择的代价非常清楚。武德二年五月，王世充架空杨侗，旋即弑杀越王自立。裴仁基父子卷入宫廷斗争，事败被杀。《隋书》中为他们立传，也算是给这个“守旧”的家族留下一点颜面。

从秦琼、程咬金的立场看，这对父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早先有投李密的合作，后来路径已经完全分开。对他们的死，更多是“可惜”，却很难说到“悲痛”。若当初裴仁基选择与秦琼程咬金一道投唐，以其资历，未必不能赐姓封王。事到如今，只能说是各人所选，各自承担。

最后一位，是张亮。

张亮出身寒微，以农为业，性格“外敦厚而内怀诡诈”。大业末年，他靠着一次告密，被李密重用，署为骠骑将军，隶属徐世勣部下。也就是说，他算“瓦岗人”，却是通过揭发同袍起家的。

入唐之后，张亮本性不改。侯君集“谋反”一案，就是他上报。侯君集因此被处死，张亮则因“立功”被封为刑部尚书。若故事到此为止，他也不过是一个懂得见风使舵的权臣。

结果迟早要来。没过几年，他自己也因被举报谋反而获罪，李世民按照此前处理侯君集的那一套，干脆利落地将其处死。自此，曾在凌烟阁留名的张亮，成了“以诡诈得势、以诡诈送命”的典型。

算上张亮，九位瓦岗出身或瓦岗系旧人，全部死于非命：有人战死沙场，有人葬身刑场，有人被旧部出卖，有人为旧主殉身，有人为权势设局，也有人因守着已经不可能回头的旧朝走向终局。

把这几条生命线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真正与秦琼、程咬金情感联系最深的，只罗士信、王伯当、裴仁基父子几人；而在“讲义气”这一项上，单雄信、王伯当、刘黑闼各有各的坚持；至于李密、王君廓、张亮，则更像是乱世之中典型的“负心人”和“势利眼”。

再回头看那道削食邑的诏书，就不难理解秦琼、程咬金沉默背后的心思了。

五、谁配做朋友？谁算死有余辜？

九位旧人里，有几人比秦琼武功更强，这个问题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

罗士信在战场上的表现，一点不输秦琼；单雄信在洛阳城下能将长枪递到秦王面门，至少说明临阵身手不凡；刘黑闼敢在河北与唐军反复周旋，也是悍将。要真把这些人拉到校场上比武，输赢未必分得那么清楚。秦琼之所以名声更大，很大一部分在于他“善始善终”，又在凌烟阁留名，加上后世评书小说的渲染，自然高人一头。

可若换一个问法：这九人中，有几人能算秦琼的朋友？答案就要收紧了。

罗士信，当得起“兄弟”二字。张须陀旧部的情谊，瓦岗四骠骑的并肩，再加上那场洺水城的绝境，被弃之后的牺牲，都注定他会是秦琼心里最难忘的那个人。若说为谁痛哭，罗士信毫无疑问排在第一。

王伯当，算得上“惺惺相惜”的同道。虽然两人不在同一条指挥线下打过仗，但王伯当以命相随李密的那份执拗，落在同为乱世武夫的眼里，是值得敬的。不必痛哭，却一定会惋惜。

裴仁基与裴行俨，则像人生路上短暂的引路人。若没有张须陀战败后的收容，秦琼未必能顺利转入瓦岗体系；若裴仁基选择投唐，他与秦程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可他们最终留在王世充军中，走到对立面，这段旧缘也就只能停在“早年投奔”的记忆里。

单雄信、刘黑闼，更像是“各为其主”的对手。单雄信有恩有怨，既是翟让旧部，又曾在洛阳城下差点斩秦王；刘黑闼之再起，则是替窦建德叛唐仗义。站在李唐阵营看，他们都是敌人。站在江湖义气角度看，他们又各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对这种人，多半是佩服，却很难有真正的亲近。

至于李密、王君廓、张亮，死有余辜四个字，落在他们身上并不夸张。李密杀恩人、弃妻子；王君廓忘义理、害同僚；张亮靠告密起家，又被告密送走。乱世之中，谋算过头的，往往撑不到最后。

回到一开始那道削减食邑的诏书。秦琼、程咬金从上柱国翼国公、宿国公降为胡国公、卢国公，食邑从三千户变为实封七百户。名号听着像一对“葫芦”，风光逊色不少，却好歹保住了性命与体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像某些昔日战友那样，死在同袍刀下，或是倒在权力的漩涡中。

九位瓦岗旧将，最后都没能在长安安享晚年。有人早早死在武德初年，有人拖到贞观末年才被清算。时间线拉开一看，能善终的，反倒是那些懂得知止、肯收手、不再卷入新一轮争斗的人。

若把这些故事摊开，让人逐个评判谁讲义气、谁不讲义气，答案未必相同。但有一点，大概会有不少人认同：在那样的乱世里，能把兄弟情分记在心里，又不被恩恩怨怨拖进无底洞，既不莽撞送命，也不为权势所惑，这种“活到最后”的本事，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