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师政委在会上仗义执言，反对张国焘唯成分论审查，受迫害牺牲

1987年深秋，宣汉双河场修缮烈士墓的瓦匠抬头问守墓老人：“这位叫什么？”老人捻着灰白胡须，只说了四个字：“黎昌圣，29。”风吹起山岗的荒草，一段几乎被尘封的往事由此重新被翻开。

倒回到1904年，四川达县张家乡，一个读书人家庭里传出婴儿啼哭。黎昌圣自幼受父亲黎蕴生影响，耳濡墨香，也听惯了“同盟会”“革命”这些大词，少年心里种下火种。1928年，他来到江苏南通学院农科读书，操办刊物，批时政，剑气逼人。有人提醒他“锋芒收一点”，他笑笑，摇头。

1929年冬夜，湖南人何昆奉命潜入苏北，筹建红十四军。武器短缺，气势不能短。1930年2月，如皋江堤边的破庙里，一支仅两千人的队伍宣告成立，军长何昆、第一师政委黎昌圣站在雨里握手。两人年纪都不大，却说得出“苏中要响”的豪言。

枪少，刀多，大伙用洋油桶、木炮围攻据点。老户庄战斗成了成名仗。那天清晨雾重，何昆喊“先夺晒谷场”。黎昌圣拄着步枪，脚下刚缠好的白布带被泥巴打湿。敌碉堡的重机枪像断线鞭子抽过来，前排倒下一片。何昆端着轻机枪压火力，边冲边叫：“跟上！”晒谷场拿下，增援敌兵却从背面扑来。撤退途中，何昆胸口中弹，血浸灰布军衣，32岁定格在横埭渡口。黎昌圣的右腿也被弹片划开，他强撑着给军长收殓，木匣里只有一支破钢笔、一封未写完的家书。

上海租界的霓虹灯与江北的泥水形成强烈对比。1931年初，黎昌圣带着绷带，负责“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买枪、送伤员、接情报，处处是警探眼线。他常说一句口头禅：“上海的墙也是耳朵。”同年秋，部队主力挫败，他身份暴露，被调回四川。课堂成了掩护，他在达县中学讲授《农业概论》，课后拉学生办夜校，联络城郊农民，反日浪潮一波接一波。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逼近达县。城墙上的旧旗一夜换红旗，黎昌圣配合游击队“里应外合”，县苏维埃随即诞生，他兼组织部长。局面刚稳，11月召开的宣汉双河场会议却让人心生凉意。张国焘宣布整肃方案：“白军出身要审，地主富农子弟要审，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三条一出口，许多老同志面色惨白。

轮到黎昌圣发言，他摁着伤腿站起：“铁的证据才叫审查，把成分当罪名，只会耗光自己。”会议室里一时鸦雀无声，有人轻轻敲桌提醒他慎言，他摆手：“革命靠大伙拼命，不靠翻老黄历。”短短几十字，却像石子砸进深水。张国焘脸色阴沉，一语不发。会后两天夜色正浓，黎昌圣被密令逮捕，罪名写着“投机分子”。寒风中枪声低哑，他倒在赣江支流旁的石滩上，29岁。

他的行李只剩一本《西洋农业概论》和一张泛黄稿纸，上面写着《自由鸟》未署名的诗句：“打得我好苦……任我飞得海尽山穷。”纸面被血水晕开，字迹仍锋利。守尸的青年红军偷偷撕下半页，塞进军装内袋，一晃半生。

1951年，当地政府在双河场发现遗骨，通过残存证件确认身份。立碑时没人敢多写，只刻“黎昌圣烈士”。直到1987年整修，那位老人反复向施工队交代：“字要深，漆要厚，他不怕流血，就怕名字被抹。”

有意思的是，纵览黎昌圣一生，时间短得惊人：26岁当师政委，29岁牺牲。他既是书生，也是悍将；既能在苏州监狱里与审讯官周旋，也能在残垣断壁间指挥冲锋。假如没有那场审查，他或许会随红军长征，甚至走到延安。但历史没有假设，唯有事实。张国焘的“唯成分论”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掀起阵痛，许多人因此折戟，而黎昌圣则选择站出来说“不”。

试想一下，一个负伤未愈的青年，在枪林弹雨里活下来，却在同袍的“问号”下走向刑场，这种悖论令人唏嘘。遗憾的是，关于他的资料如今仅存几页档案和零散回忆，更多细节随当事人一道散入风里。好在，那四个字刻在石碑之上：黎昌圣。无论岁月怎样冲刷，这个名字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