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是上将，离休待遇不如中将，战争年代甘当配角，以大局为重！

一九八三年春，北京木樨地，一场不引人注目的离休审批会悄悄结束。会上定下：王宏坤，享正兵团职离休待遇。与会者面面相觑——这是位一九五五年的上将，却只拿到比中将还低的级别，消息很快在老兵中炸开了锅。

时间往前拨七十多年。一九○九年六月，江西永新人家添丁，王宏坤啼哭出世；一九三○年，他跟随红四方面军闯入大别山，一路打到川陕。二万五千里长征，别人走雪山草地时苦不堪言，他却仍背着炸药包给兄弟们探路，他常说：“走在前头，后背就安全。”这句玩笑话让营里记了好多年。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的枪声把内战的硝烟吹散，他从四方面军主力兼师长转任副手身份，听令奔赴冀南。冀南，那时是平原纵横却敌伪猖獗的硬骨头。宋任穷、陈再道带着他，一次夜行赶到清河边，宋任穷半开玩笑：“老王，你愿当副司令吗？”王宏坤摆手：“主配不重要，打下阵地才算数。”话虽轻，却定下他以后二十年的“甘当配角”路径。

一九四二年冬，敌后斗争最艰难。冀南缺粮缺枪，也缺一位能稳住局面的将领。他拒绝了赴晋绥任军区司令的调令，执意留下。其间一次，日军“扫荡”围村，他指着地图对警卫员说：“路不熟，带兄弟们突出去，我殿后。”连夜拼杀，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自己却中了三枪，整条右臂差点报废。冀南军民后来流传一句话：“要不是王老总，我们吃糠也要笑。”

抗战胜利后，他随军北上太行，再南下豫北。一九四七年六月，刘邓大军西峡口起程，准备强渡黄河。军中组建第十纵队，其成员三分之二是地方基干，恋乡情绪严重。薄一波急得围着桌子转，“谁带？”房里沉默。他起身：“我去。”薄一波抬头：“风险大呀。”王宏坤只回一句：“兵不挑主，将也别挑兵。”十纵三夜急行二百里，从天井关翻到桐柏山，零逃兵。此后半年，他率部转战豫鄂皖边，护卫大别山根据地，使刘邓外线作战无后顾之忧。

建国后，一九五○年四月，他调入海军，任副司令。那时新中国海军不过几艘炮艇，王宏坤却说：“海防薄弱，敌机一炸就乱套，必须快建。”为了筹艇，他连夜请示中央，跑遍大连、青岛船厂，三年内接收与改造舰艇一百余艘。海军人说他“脾气不大，心却狠”，狠在对自己。他常站甲板迎风半夜不回舱，昼夜勘察港湾水深，被冻得耳朵生疮。

一九六六年，“那场运动”突至。海军成了风暴中心。李作鹏、张秀川电令上船搞“战备巡航”，王宏坤难言置身事外，新任第二政委。许多老部下不解：“王司令，咱是不是太靠前了？”他叹口气：“艰难时候得有人坐镇。”虽未走极端，但政治漩涡终究把他卷进去。九一三事件后，他写了三万字检讨，态度诚恳，却还是在一九七七年被免去职务。

拨乱反正时，组织重新核查。海军五位老司令逐一甄别，他的问题定性为“跟随错误路线，未起关键作用”。处理意见：降为正兵团职。有人替他说情：“他毕竟是上将。”批示却写得冷静：“职级有公论，功过也应有算账。”由此埋下他离休待遇尴尬的伏笔。

一九八三年，那张离休文件送到他家。他拿着纸，看了半晌，笑道：“够用了。”老伴儿心疼：“人家中将都大军区正职，你……”他摆手：“打仗时不抢功，现在也不争级。日子嘛，吃饱睡好就行。”这番对话被警卫记录在日记里，寥寥十七字，却让不少了解内情的干部动容。

纵观王宏坤的从军路，接连三次“让位”最为人称道：一九三七年主动做副手，一九四七年放下军区副司令跑去当十纵司令，一九五五年授衔后宁当安静的海军副手。有人说他不善经营自己，也有人说他没有锋芒。然而，如果没有他在冀南稳盘，华北游击区可能早被蚕食；没有他挺身掌十纵，刘邓外线作战不会那般顺利；没有他在海军苦心孤诣，沿海防线恐怕更加孱弱。历史把聚光灯照向主角，幕布后的“配角”往往沉默，却支撑了整场大戏的顺利演出。

一九九三年八月，王宏坤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治丧委员会名单已排定，中将、少将和大量海军军官自发前来。灵堂挽联写得平实：“功藏戎幕，心系大局。”坊间评论不多，但老战士们常把这句话当作酒桌上的劝告：职位高低会变，担当永不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