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达姆罗什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大卫·达姆罗什（蒋立冬 绘）

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哈佛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曾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是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创立者。著有《什么是世界文学？》等九部专著，编有《朗文世界文学选集》等。2025年10月16日，达姆罗什教授在复旦大学讲学。其间，他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燕萍的联合专访，阐述了他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关键议题的最新思考。

今年，大卫·达姆罗什将受聘成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

丁雄飞：您在《心灵的聚会》（Meetings of the Mind）一书中，将自己的名字（Daivd Damrosch）的字母重组，虚构出另外三个分身，连同本尊在内，您说自己拥有四个学术人格。后来在《比较的位置》（Locations of Comparison）这篇文章，您说一切严肃的学术写作，在深层意义上都带有自传性质。能谈谈您的家庭和学术成长背景，以及它们与您的研究取向的关系吗？

大卫·达姆罗什：我是一位地道的美国学者，一生都生活在美国东海岸，但成长过程中，我始终怀有对更广阔世界的认知。我父母在二战爆发前夕以传教士身份在菲律宾相识，两位兄长也都出生在那里。尽管我生于美国，但在成长岁月里，我不断听他们讲起地球的另一端，那片土地对他们整个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再往上追溯，我的家族血脉汇聚了双重源流：一方是德国犹太裔的音乐家，另一方是英格兰-苏格兰裔的美国人。可以说，我复旦大学名誉教授的成长环境自始就浸润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之中。

我的大哥是一位英国文学教授，专攻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我在一个充满文学气息的环境中长大，也在兄长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十八世纪小说。我最钟爱的十八世纪作品，是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斯特恩笔下的主人公畅谈自己的生活与见解，其中便包括他最喜爱的作家。倘若项狄提及的是乔叟与斯宾塞，我或许会追随敬爱的兄长，成为一名英国文学教授。但他却深情地称呼“我亲爱的拉伯雷”和“我亲爱的塞万提斯”。我当时年仅十五，读到这里便想：既然这是他最爱的作家，我也该读读他们的作品。就这样，我开始涉猎欧陆文学作品。此外，我读的企鹅经典里还有杜甫诗与唐诗选。通过青少年时期所能接触到的这些书籍，我逐渐触摸到一片更开阔的天地。

大学期间，我对若干非西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从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附近长大，我一直对古埃及艺术情有独钟，进入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后，我开始学习考古学，接触了一些埃及象形文字。而在一门本科艺术史课程中，我因为研究阿兹特克（Aztec）艺术，接触到了阿兹特克诗歌，即便当时读的只是译本，我也深深迷上了这种诗歌形式。到研究生时期，我又有幸开始学习纳瓦特尔语（Nahuatl）。早在学生时代，我已然把兴趣投向了当时比较文学界通常聚焦的西欧传统之外。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耶鲁大学求学。一方面，我师从研究埃及和中美洲的考古学家，另一方面，当时的耶鲁，正是保罗·德曼（Paul de Man）执牛耳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学术重镇，我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我整个学生时代。一切讨论都围绕文本与文本性展开，甚至不再关注真实的作者，一切意义都是悬而未决的。但与此同时，我跟随考古学家们所开展的研究，却又非常强调物质文化。

机缘巧合之下，在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东方学》仅两年后，我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就这样，我几乎是猝然间从那个高度修辞化的解构主义世界，转入了后殖民主义世界。萨义德去世前，我与他共事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是我由衷敬重的同事。许多曾在他身边学习的学生，后来也与我展开合作。这样的经历使我得以近距离接触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路径。某种意义上，我一生都在尝试调和这两种不同的影响。

张燕萍：除了德曼和萨义德，您的作品似乎也体现出马修·阿诺德的气质。

大卫·达姆罗什：我非常欣赏马修·阿诺德，视他为英雄。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他自称是本阶级思想与茶会的叛徒。我想，我的“反叛”更倾向于在既有的学术与社会环境之中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我仍然属于那个世界，却在不断挑战它的局限。

丁雄飞：您再谈谈《心灵的聚会》里您的另外三个分身。

大卫·达姆罗什著《心灵的聚会》（2000）

大卫·达姆罗什：我认为，比较学者普遍会有某种人格分裂的感受：你会被不同对象、不同方法所吸引。而在我学术生涯的前十年乃至二十年里，我都在试图弄清楚，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自我整合起来，我对此颇为着迷——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三种不同类型专家的各三分之一。后来，当我在《心灵的聚会》中梳理这一困惑时，我的思考聚焦于学术文化层面：人们怎么把自己装进一个框里，而那个框到底限制了什么。

这本书以一系列学术会议为背景，书中发生的一切，实际上都取材于我亲身参与过的会议。比如在东京，有一晚我们意外被锁在博物馆里，这确实发生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一次年会期间。我决定把自己的兴趣分摊到四个角色身上：“丹穆若什”（Damrosch）是一位自由人文主义者，几乎成了其他人打趣调侃的对象；“维克·亚当斯”（Vic d’Ohr Addams）是一位通晓多国语言的散文家，坚称自己写过《徒劳之功》（The Utility of Futility）；“玛莎·多德维克”（Marsha Doddvic）是一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言行高度政治化；“多夫·米德拉什”（Dov Midrash）则是一位解构主义符号学家。我期待读者能自行发现，这些名字其实都是由我姓名字母重组而成。书的封面上还有一张经过Photoshop合成的照片：我们四人——也就是我的四个不同形象——并排而坐。我原以为这已足够明显，但显然，以假乱真做得太过成功了。《纽约时报》约人写书评，评论者发现怎么也查不到另外几位人物的资料，于是编辑认定我在愚弄他们，最终取消刊登该书书评。

张燕萍：这四个角色里，您特别偏爱谁吗？

大卫·达姆罗什：我通常写学术文章，而在写这本书时，我有幸体验到一种更小说化的呈现方式——这些角色仿佛开始自行决定要谈论什么，不管我是否情愿。多夫·米德拉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书的开篇，也就是东京会议期间，我在“小吃记忆”餐馆与他相识，同桌吃早餐时，他忽然谈起建筑来。这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食物很不错，建筑却不怎么样。可他就这样开口了，你开始在他的言说之下听见不同的语言。这既像是对我犹太身份的一次探寻，也带着那个保罗·德曼的“高理论”世界的回声。他是德曼与我想象中的高祖父形象的结合体。也因此，我对他格外亲近。还有维克·亚当斯，在某些方面我跟他并不像，比如他是同性恋，我不是；但他研究纳瓦特尔语，这也是我在做的事。至于玛莎·多德维克也同样如此：我并非女性主义者，但她在缅因州教书，那正是我的家乡。实际上，我塑造这个角色时，部分参考了我的一位表亲。这一切仿佛彼此牵连，交织成网。

丁雄飞：您2020年出版的《比较诸文学》（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最近刚出中译本（即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如果说您 2003 年的《什么是世界文学？》（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曾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学科想象与版图，那十七年后的这部带有学科史性质的著作，则可视为对前作的某种反思。能谈谈两本书的关系吗？在您看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何张力？

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

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出版后的这些年里，我比以往更频繁地走向世界。自那以后，我大概已在五十多个国家做过讲座，也因此结识了许多人。刚到哈佛大学时，我创办了世界文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rld Literature），转眼间，这个机构已经走过十五年。研究所在不同城市举办过为期一个月的项目：第一届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去过香港城市大学，还先后落地伊斯坦布尔、里斯本。这样的行走与工作，让我有更多时间深入不同文化，也使我对“世界”以及文学如何在学生、教职员工与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被理解与呈现，获得了一种更具体，而非停留在抽象层面的认识。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在反思《什么是世界文学？》出版后遭遇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后殖民主义阵营的声音。吊诡而有趣的是，正如我先前所说，我的许多思想恰恰源自与萨义德长期共事的经历，然而后殖民领域此后愈发朝向强烈政治化的取径发展。有人认为，我对翻译的政治、流通的政治关注不足。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中肯的。近些年，学界对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问题的兴趣确实日益浓厚。

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中译本（2015）

《什么是世界文学？》这本书的缘起，是我早年为朗文出版社编了一套面向美国本科生的世界文学选集。顺便一提，由我和陈永国兄合作主编的该选集中文版第一卷，也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初在美国语境下做这项工作时，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去对抗许多美国人身上那种孤立主义与内视的倾向。如今，这种倾向正以一种恶劣的姿态卷土重来，但即便撇开这点不谈，许多美国人对外部世界也依然知之甚少。对我来说，编这套选集正是一个契机，引导人们，尤其是年轻学生，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正因如此，我格外看重文本的可译性与可获得性。我希望说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完全有能力阅读中国文学、越南文学、阿拉伯文学，也有能力走近那些自己从未听说过的作品，比如我深爱的古代近东文学。同时，我也必须说服他们的教授，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比说服学生更关键，因为如果教授不把这些作品列入阅读书目，学生就永远没有机会接触到它们。为此，我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心力。

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编《驼峰间：旅行、探险与征服》（2025）

动笔写《什么是世界文学？》，其实是在与朗文出版社签约、着手编这套大型世界文学选本之后。当时我答应承担这项工作，心里就忍不住嘀咕：“世界文学到底是什么鬼？”（What the hell is world literature?）我甚至觉得，这句话或许就可以直接当作书名。后来书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把标题做了精简，让它更贴合他们一贯的高雅气质——但写作的起点，确实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自这本书出版以来，不断有人强调：并非所有作品都能进入流通。那些没有走向更广阔世界的作品又该被如何对待？这也促使我愈发关注流通与非流通的问题。我越来越觉得，世界文学不仅关乎世界如何进入文本，也同样关乎文本如何走向世界。此外，我现在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打破后殖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之间人为划定的学科壁垒。诚然，这三者作为不同的分支领域，各有其侧重与文献谱系：后殖民研究擅长揭示帝国结构与不平等关系，但后殖民主义者往往局限于单语或少数几种殖民语言（多为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甚至较少触及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或亚洲语言）；比较文学更强调多语研究，却长期受限于西欧视野；世界文学研究虽更具全球眼光，但在处理与政治及语言的关联时较为薄弱。因此，我2020年出版的这本新书，正是试图将这三股学术脉络并置、对话并加以整合，以呈现它们之间动态的交汇与相互渗透。

张燕萍：《比较诸文学》将个人史与学科史交织在了一起。我很好奇，您在动笔之初对全书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预设框架，还是随着写作推进，您有意在做某种书写实验？

大卫·达姆罗什著《比较诸文学》中译本：《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2025）

大卫·达姆罗什：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把写作当作一种与人交流的方式。我对那种高度理论化的文风、繁复晦涩的小圈子同人写作始终感到不适，也向来排斥这类表达。我一直努力探索一种既保持学术谨严，又兼具可读性的写作方式，部分原因正是我热爱语言，享受把玩文字的乐趣。这些年，我逐渐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更个人化一些。《比较诸文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方向：我用相当大的篇幅，借助人物传记的方式，梳理了这门学科的历史。书中谈到胡适、林语堂，也写到了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利奥·施皮策（Leo Spitzer），还包括我自己的几位老师。我探讨了这些美国本土学者与移民学者，何以在某个时刻突然开始思考比较文学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确实带有一点个人色彩。

在后来出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80 Books）中，这种个人色彩就更加明显了。这本书的单篇最初曾在《上海书评》连载，现在全书也有了中文版。它把两个层面交织在一起：文学如何与世界相遇，以及一个读者如何与文学相遇。因此，我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谈论那些对我有意义的书，谈论我认识的作者。文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大卫·达姆罗什著《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译本（2024）

张燕萍：套用一个如今被广泛使用的表达，或许可以说您《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的“环游”大部分发生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这个术语？

大卫·达姆罗什：我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不错的术语。任何概念都只是一种近似的表达，并带有一定的隐喻性，毕竟这里的“南方”与实际的地理纬度没有必然联系。与“第三世界”等带有帝国殖民印记的旧词汇相比，它确实更具优势。“全球南方”基本上可以指西欧、北美以及东亚发达地区之外的任何地方。许多从未被殖民过的国家，也能以各自的方式落入这一概念的射程之内，比如泰国、土耳其。不过，这一概念仍多少受制于地理想象。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把那些在比较研究与主流文学关注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东欧国家纳入视野。因此，看到一位伟大的匈牙利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所在的地区大体可以被称为全球的“非西欧或北美地带”——尽管这个表述听起来有些拗口，但或许是一个更为贴切的说法。

丁雄飞：为什么您认为，包括您本人在内，以及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世界文学经典理论”，带有某种“理论一元论”的倾向？

大卫·达姆罗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世界各地旅行，因此愈发不相信“世界文学”是某种单一的存在。从抽象层面说——我的意思是，把“文学”理解为一个集合概念——当然可以谈“世界文学”。但在现实中，真正存在的却是各种不同的文学：有英国文学，也有中东文学。换言之，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世界文学”。这也正呼应了我在《比较诸文学》中的写法：书中每一章的标题都使用复数形式。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早已习惯从多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弗朗哥·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中探讨现代世界体系时，强调它是单一且不平等的。在这一体系下催生的世界文学，固然容纳一定的多样性，但仍是高度一元化的。我认为，这个构想更多是基于对经济理论的直接套用，而这种类比仅在部分层面成立。我十分钦佩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她原计划在世界文学研究所为我们授课，后来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她在《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中提出，一部作品唯有在世界中心——对她而言是十九世纪的巴黎——获得声名，才能跻身世界文学的殿堂。她似乎略带感伤地认为，二战后，这个中心或许已经转移到了纽约。然而在我看来，世界文学的生产历来是多中心的。正如她在书中所说，我们无需把文学想象成只有一条格林威治子午线。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著《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译本（2015）

丁雄飞：您在《学术世界共和国中的〈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in the World Republic of Scholarship）一文里提到，非欧美地区的人们会把《文学世界共和国》首先当作文学策略手册来读，试图借用卡萨诺瓦的理论来为边缘写作寻找突围之路。这种现象难道不正从侧面印证了卡萨诺瓦的论断：每个时代都存在唯一的主导语言？中文读者目前只读到了《文学世界共和国》的中译本，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她的其他著作？

大卫·达姆罗什：卡萨诺瓦曾师从皮埃尔·布迪厄学习社会学，布迪厄本人的研究就高度聚焦于法国及其文化生态。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卡萨诺瓦主要从事电台访谈工作。她精通西班牙语，在此期间采访了大量来自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回到了我的观点：任何评论家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自传色彩，根植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卡萨诺瓦本人就是从法国南部来到巴黎闯荡的，她总在抨击那些无视边缘群体的中心权威，而她自己也确实从未获得一个正式的学术教职。因此，对于中心与边缘的博弈，她有着切肤的体会。在我看来，她的观点深受其采访对象的影响，也就是那些为求声名而不得不奔赴巴黎的作家。她通过大量深度访谈，生动地刻画了这群人的面貌。而那些压根不在乎巴黎的作家，自然也进入不了她的采访名单。文化传播始终存在着多重路径，远不止她深挖的这一条路。

在她的最后一部著作《世界语言》（La langue mondiale）中，她进一步拓展了对翻译与支配的研究。这一次，她不再探讨个体作家如何在文化中心取得成功，而是审视语言如何在世界版图上争夺主导地位。可以说，她依然保持着那种极具对抗性的论述姿态，我想这正是她鲜明个人特质的流露。另外，她还有一部研究卡夫卡的专著《愤怒的卡夫卡》（Kafka en colère），写得很精彩。我个人希望这两部作品都能被引介到中文世界：无论是对卡夫卡这一经典个案所作的深刻延展，还是以宏阔的视野来审视不同语言之间如何既竞争又协作，它们都堪称佳作。

丁雄飞：为什么在“世界文学”这一标签流行多年后，您要重提“比较”？您所谓的“视角错位”（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怎么理解？“比较诸文学”这一标题里，“比较”是动词，“文学”是复数名词。也有人担心，过度强调比较/对照这一动作，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预设西方经验的普遍性，让西方成为默认参照。您会怎么回应？

大卫·达姆罗什著《比较诸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020）

大卫·达姆罗什：我对“比较”如何运作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记得二十五年前，我在东京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时受到很大触动：当时不少日本的比较学者所作的比较，往往是为了彰显日本文化的伟大。由此可见，无论身处何地，只要预设“我的文学”——或我所偏爱的文学——是最优秀的，就极易滑向一种霸权式的比较。我始终在努力超越这种视角。我一直视自己为一名比较学者。对我而言，世界文学是一个广阔的材料领域，而比较仍然是我们用来同时理解两件事物的基本方法。因此，我这次在复旦的演讲题目定为“无霸权的比较”（Comparison Without Hegemony），这个标题借用了我的朋友、梵语学家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一篇文章名。这不仅是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当你遭遇新事物时，你不可避免会从已知经验出发——你会下意识地比较，借由熟悉的视角去打量它，然后才有可能超越这些既有认知。因此，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一种在方法论与伦理层面都具有自知之明的比较方式，这种比较，绝不会简单粗暴地将新事物同化为我们早已熟知的东西。

丁雄飞：您在《世界文学期刊》（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的发刊词《刊中世界》（The World in a Journal）中，将世界文学与后殖民研究之间的张力，列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的五组基本对立（antinomies）之一。后来，该刊也推出过一期“世界文学与后殖民研究“专号。您在专号导语里提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曾有过不少相互批评与交锋。时至今日，二者的关系怎样？

大卫·达姆罗什主编的《世界文学期刊》

大卫·达姆罗什：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各种方法已经趋于融合。不过，仍有一些学者会相互攻讦，或对彼此视而不见。对此，我的策略是经常邀请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到世界文学研究所来授课，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交流和对话中来。我已经这样做过多次。比如在我们的首届活动中，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就在北京为我们做了一场备受欢迎的主旨演讲。几十年来，我和她始终保持着对话，有一段时间还做过同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强调不同方法之间的共通之处。正因如此，我现在非常关注那些致力于跨领域整合的批评家。以我主持了十五年的世界文学研究所为例，我们即将迎来的新任所长德巴贾尼·甘古利（Debjani Ganguly）正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她的研究重心是后殖民时期的世界文学，从而将这两大领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上一代学者中，这两个方向往往由不同的人分别专攻，如今，它们已经能够在同一位学者身上实现交融。

大卫·达姆罗什主编的《世界文学与后殖民研究》（2023）

丁雄飞：您还讨论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的另一组基本对立：阅读原文（不可译性） 与阅读译本（可译性）。一方面，在《我们的市场，我们的自我》（Our Markets, Our Selves）这篇文章，您回应了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提出的“不可译性的权利”，指出学者们实际上无法摆脱对文本流通机制的依赖。另一方面，在《比较诸文学》中，您又批评了华威研究集体（Warwick Research Collective），坚持强调掌握多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吗？

大卫·达姆罗什：华威研究集体从后殖民视角出发，提出我们需要拓展视野，这无疑是对的。他们的研究确实涵盖了用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的作品。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从不引用原文，也完全不参考非英语世界的评论家对这些作家的研究。为什么要如此自我设限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我在美国刚步入比较文学领域时，成为一名比较文学学者意味着能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和德语。这就是当时全部的要求了，在此基础上或许还能再拓展些其他领域。虽然能精通几门外语是件好事，但那个小圈子能接受的语言实在太少了。我对此产生了一种抵触心理，部分原因也是我天性不安分，我学过十几种语言，虽然都只是略懂皮毛，因此也格外依赖翻译。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掌握一门语言的基础知识是一次“质”的飞跃，此后任何程度的精进都只是“量”的积累。只要你对这门语言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完全受制于译本，你随时可以回过头去对照原文段落。在我看来，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能力。不过，对于我们院系的学生，我们现在的期望是，除了英语之外他们至少还能流利掌握两门语言——这甚至超出了我本人的能力。我希望为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做得更出色。

丁雄飞：在收录于《今日正典之争》（The Canonical Debate Today）的《比较世界文学》（Comparative World Literature）一文中，您探讨了世界文学体制如何在不同国家与文化语境中衍生出自身的版本。您观察到，中国和印度的世界文学期刊具有高度的“民族导向”，而美国的这类期刊却罕见对本国作家的讨论。美国的“去民族化”与亚洲的“本土共生”，恰好构成了光谱的两端。您觉得这个情况今天有所改变吗？您理想的世界文学体制是什么样的？

大卫·达姆罗什：我认为情况正在慢慢转变。二战后，大量从欧洲流亡至美国的移民学者推动了比较文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但他们对美国文化并不感兴趣。比如二十世纪中叶非常重要的比较文学学者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他创办了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也就是我后来求学的地方——他曾说，在美国做一名比较文学学者的一大好处是，美国的文学作品数量极少，不至于让人应接不暇。这真是惊人之语。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比较文学是隶属于中文系的。而在美国，大学里没有专门的“美国文学系”，这堪称是英国殖民主义遗留的最后堡垒：美国文学主要在英语系里研究，后者仍由英国文学主导。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研究莎士比亚的教师人数，与研究整个美国文学的教师人数一样多。可以说，美国文学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追赶的状态。虽然美国也有“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专业，但那并不是以文学研究为主的。所以过去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缺陷，就是与社会脱节。如今这种状况已大有改观，学科与社会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互动也更具活力。

相比之下，在德国、中国或印度，学术期刊的内容格局往往仍受限于“本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二元框架。如果这种状况能进一步被打破，无疑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就中国而言，让我略感遗憾的是，目前从事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研究的学者还不够多。那片世界如此广阔，有些地区甚至就在中国周边。像东南亚文学研究领域，我认为那里正孕育着令人振奋的学术机遇。

张燕萍：韦勒克的惊人之语是否有助于理解世界文学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大卫·达姆罗什：对美国文学兴趣的缺失，或者更准确地说，制度性支持的缺位，确实为比较文学项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大多数相关科系、项目依然被被冠以“比较文学“之名，它就是一门学科。至于世界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在美国形成气候，我认为靠的是越战之后的移民潮。随着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尤其是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家庭大量涌入，他们的子女开始陆续进入从小学到大学的美国教育体系。

传统的比较文学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由精英大学的研究生院率先引入法国和德国的理论，再逐渐向下渗透到普通研究生项目甚至本科院校。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兴起的这股世界文学热潮，却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它实际上发端于K-12（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基础教育系统，尤其是高中阶段——那里的老师们发现，课堂上多了一大批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学生。随后，美国的公立大学、州立大学以及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里，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移民子弟。面对这样的生源结构，教师们希望能教授超越传统法德文学的、更多元的内容。后来的各种世界文学选集，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工薪家庭孩子和公立大学的需求。在我看来，正是这股移民潮从根本上奠定了美国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基础。

丁雄飞：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中曾批评美国的出版巨头通过编纂世界文学选集，掌控了文学的全球解释权。能谈谈您和她的分歧吗？

大卫·达姆罗什：我曾向佳亚特里指出过一个她未曾察觉的讽刺之处。由于她本人没有亲自参与过这类选集的编纂，不了解其中的内情。这背后的核心壁垒在于版权机制：在北美编纂文选，获取文本授权通常分为北美地区版权和全球版权，后者的费用往往要高出一倍。像诺顿出版的英国文学选集，确实能轻松拿到全球版权，因为其中的大部分经典文本已进入公共领域，版权成本极低。但世界文学选集的情况截然不同，几乎每一篇文本都需要单独购买授权。面对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全球翻译版权费，加上有限的海外预期销量，出版商通常只会购买北美版权。因此，这根本不是因为美国出版商不想把文选卖到全世界，而是高昂的成本让他们无能为力。可以说，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商业计算无形中阻断了美国文选向全球的扩张，而这正是佳亚特里所忽略的盲点。

大卫·达姆罗什编《朗文世界文学选集》（2004，2008）

丁雄飞：您曾经提到过一个遗憾，那就是在您先前的世界文学研究中，未能将电影纳入视野。不过，在近期发表的《书页、舞台、外景：世界中的作品》（Page, Stage, Location: The Work in the World）一文中，您已经开始探讨文学、戏剧、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互文与跨媒介流转。通过若干案例分析，您让我们意识到，一部作品“在世界中”，已远不止于题材上带有一种异域风情，它更体现为作品在生产、流通、解读层面所展现出的多重共时性。您认为电影可以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什么？

大卫·达姆罗什：这确实是一个方兴未艾、还在不断拓展的领域。在这方面，我多少受到了我们世界文学研究所执行主任迪莉娅·温古雷亚努（Delia Ungureanu）的影响。这位罗马尼亚学者出过一本讨论世界文学与世界电影的力作。她曾批评文学研究与电影研究割裂的现状，而我也觉得，电影研究同样未充分汲取文学研究的成果。这种相互无视的现象确实存在。影评人虽然会讨论文学改编，但往往带着一种防御心理，潜台词仿佛是：桥归桥，路归路，我们各有各的地盘。再一次，我试图弥合学科间的鸿沟，同时也希望在舞台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

迪莉娅·温古雷亚努著《重拾时光：世界文学与电影》（2022）

在你提到的那篇文章里，我讨论了李安导演的《色，戒》。这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之所以如此耐人寻味，是因为作为一部国际联合制作影片，它的创作者在一开始就意识到，它在不同地区会遭遇截然不同的解读。基于此，李安有意构建了一个多维的影像文本——某些线索在太平洋此岸会被略过，另一些细节在大洋彼岸会被遗漏。他实际上是在为完全不同的观众群拍摄一部电影，允许它以不同的方式被解码。这种创作策略真是太迷人了。

张燕萍：我知道您长期以来对书写系统抱有浓厚的兴趣，目前正在筹备一本关于“文字世界”（scriptworlds）的专著。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下这本新书的构想？今天，重新审视文字本身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为何如此重要？

大卫·达姆罗什：大约在十五年前，我就萌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直到现在才终于正式动笔。回过头看，幸好我等了这么久，因为就在最近几年，许多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如今，学界对书写的物质历史、书籍史，以及书写本身的物质性普遍产生了浓厚兴趣。当你学习一种书写系统，尤其是学习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字时，你不仅是在学习符号，更是在深入了解这种文字背后的文化及其历史。久而久之，那种文化的记忆也会内化为你自身的一部分。比如，如果你身处前现代的日本、韩国或越南，你不可避免要学习大量中国诗歌。在我看来，这正是探究书写的物质性与文化如何交汇互动的绝佳案例。

与此同时，我一直非常关注“文学回馈”（literary payoff），即作家们是如何去思考、回应他们在用什么方式写作的。我在书中特别探讨的一个议题是民族语革命（vernacular revolution），也就是一种古典语言及其书写系统，逐渐被本民族的文字所取代或补充的历史进程。比如，我非常关注土耳其从阿拉伯字母向罗马字母转换时所引发的巨变，这代表着整个国家文化导向的转变。再比如，当韩国创制出谚文来逐渐取代汉字时，底层的文化逻辑发生了什么？越南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在这些民族语革命中，书写系统的改变是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

张燕萍：您一直非常关注“记忆”这一主题。能谈谈“记忆”在您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您的新书中扮演的角色吗？

大卫·达姆罗什：我在许多著作中都反复重申过一个观点：当前的文学研究过于重今轻古（presentist），大家的目光大多局限在过去五十年、最多一百年的作品上。但这在人类长达五千年的书写历史中，仅仅占了百分之二。因为我对古代作品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特别关注记忆的延续性、记忆的嬗变，以及记忆被滥用的情况——比如新政权是如何竭力篡改历史的。文化记忆到底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它的编码机制是什么，这太重要了。

在这本新书里，我特别探讨了教育体系是如何为学生建构记忆的。书中有一章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中美洲、殖民时期的新西班牙，以及阿兹特克与玛雅文明。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仅仅几年后的1536年，首都附近的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就建立了一所学校，而它的教学语言竟然是拉丁语。那些阿兹特克贵族的后裔在精通拉丁语后，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化为己用。他们不仅借此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罗马化，同时也对这种外来文化作了非凡的本土改造。我想，对待文化记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人为地把历史看短了，丢掉长时段的历史感知。

丁雄飞：当下全球的人文学科正普遍面临着经费削减、生源萎缩、媒体生态剧变的危机。在这种环境下，您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教育实践，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倡导回归文本阅读，以此作为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速度的一种反拨，同时在阅读视野上，吸纳后殖民语境下的多元主义——这些足以构成对这场危机的有效回应吗？

大卫·达姆罗什：拿我所在的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来说，其实选择我们专业的本科生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攻读比较文学与其他专业的联合学位。因此，这些学生总是在尝试将一些跨度极大的领域结合起来，比如将文学与统计学、生物化学、数学，或者历史学、社会学相融合。得益于美国相对灵活的本科培养体系，他们不仅会在两个领域同时修读课程，最终还会撰写一篇将两者融会的毕业论文。这也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们正在打破传统的学科边界，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那种就文本论文本的研究了。在我看来，我们这门学科能提供的核心价值（virtue），就是慢读与深读。那些被我们吸引来的学生心里很清楚：面对当下充斥着肤浅快读的环境，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更需要深度阅读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就像是一场对抗快餐文化的慢食运动。

大卫·达姆罗什著《如何阅读世界文学》中译本（2022）

张燕萍：对于年轻人培养深度阅读的习惯，您有什么建议？

大卫·达姆罗什：我个人非常推崇小组阅读，我想与他人一起阅读是大有裨益的。你在美国经常能看到，读书会其实是人们亲近文学最好的一种途径。我们在学校里也常常发现，本科生总喜欢凑在一起学习。我觉得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过度强调单打独斗，总是在暗示学生：现在你必须关起门来独自钻研，只能靠你自己了。这种陈旧的学术孤立文化正在消散，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我认为，鼓励学生相互协作、在群体中共同点燃对书籍的热情，是推动阅读的极佳策略。毕竟，去发现一本好书最美妙的方式，往往就是看到你的朋友正为它心驰神往，然后你也自然而然地翻开了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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