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政委林谷忆皖南事变：三次被抓三次脱险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政委林谷

怀念皖南乡亲的情谊

林 谷

1940年2月，我从皖南新四军二支队调往皖南教导总队学习，同年7月，被分配在教导总队特派员室工作，两个月后，又调三支队军法处。于1941年1月经历了皖南事变。虽然我在教导总队只有七个月，但我却始终怀念着这座“革命熔炉”，以至今天想起当年的学习生活：军号声中早起，青草坪上跑步，溪边洗漱，队前高歌，坐在背包上上课，扛着步枪演习……，这一切的一切，仍然令人神往。何况离开之后，我和教导总队的战友们一道经历了皖南事变，共同接受了这场严峻的斗争考验。我十分热爱皖南这块曾经提供条件让我们学习、工作的土地，热爱着在这块土地上哺育我们、和我们亲密相处的人民群众。当我们高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战歌整装北上时，我曾和大家一样热泪满眶，依依不舍……

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阴谋发动了皖南事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奉命北上的新四军皖南部队，除了部分同志胜利突围外，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了。幸免于死难的人们，面对豺狼当道、荆棘丛生的困境，被迫各自奔波，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去寻找部队，重新投入革命的行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重围中，我被冲散了，成了“失散”人员，流落在白色恐怖区域。为寻找自己的队伍，在群众掩护下，独自通过已被国民党军队盘踞的原新四军驻地，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先后多次被扣留、关押，最后在川军里当了半个月的伙夫，终于2月下旬在铜陵八都河找到了部队，渡过长江，到了皖中。在无为地区找到了指挥机关。4月初，经组织决定，着便衣，坐民船，由秘密交通护送去淮南，再从淮南随二师部队越过日伪封锁，绕开蒋顽占区，步行十多天，在五月初抵达苏北盐城新军部，历时四个多月，才实现了从皖南到苏北的使命。

在我走过的这条曲折迂回的路线上，单独通过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加控制的原新四军驻地，寻找自己的部队，无疑是最困难、最危险的一段历程。这是一段布满陷坑的烂泥路，尽管我跌跌撞撞，摔了好多筋斗，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闯过来了，而且是安然无恙、如愿以偿地闯过来了。所以能闯过这重重难关，首先应该感谢皖南的众乡亲，感谢那些在患难中帮我、救我的好心的人们。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里，如果不是他们默默地向我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照顾我，掩护我，像我当时那样一个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年未满二十、稚气十足的异乡人，想要摆脱困境，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始终忘不了皖南乡亲的情谊。虽然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简历，没有表现怎样惊人的英雄业绩，但他们那种在逆境中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伟大精神，使我赞叹不已。他们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他们掩护我，还冒着受株连的风险，为的什么？就因为我是新四军的一员，就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新四军真诚拥护和爱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当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乡亲们一幕幕掩护我、关照我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必须把它们记载下来，不仅为了鸣谢，也为了使乡亲们的风貌进入历史。

（一）

1941年1月中旬以后，茂林山区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但反动派的军队盘踞着皖南，他们在反复搜捕，严密盘查，向各条通衢要道派出巡逻，在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哨卡。过往行人，没有“路条”休想通过，稍有可疑就被扣押。17日我离开凤村不远，就在深潭村口被敌哨兵截住了，和十多名被抓的老百姓关在一起。原来这个部队将开差，我们是被抓去当挑夫的。第二天(1月18日)拂晓，我趁着出发前混乱的时机躲了起来，度过了难关。

虽说暂时脱了险，但面临的情况仍使我走投无路。深潭村上冷清清的。我在村上转了一会，看到村北头较偏僻处，有一所坐东朝西、三面水田的独户人家，就过去要点吃的。那乡亲是位年约40的庄稼汉，当知道我是新四军时，表示十分同情，给我盛了一大碗饭，并对我说，现在风声很紧，最好能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避开这个风头。我说人地生疏，没有办法。他也为我焦急，想了一会，说他知道附近有一家磨坊正要找个放牛的，不知道敢不敢收留，他愿意为我打听一下。吃过饭，他带我到村南一家空着的理发铺里躲避，嘱我少说话，别出来，说打听到消息就来告诉我。

在理发铺里，除我外还躲着七八个逃难的老百姓，屋里气氛紧张。向北的大门紧闭着，南面的窗户也关得紧紧的，大家坐在墙边屋角，连讲话也细声细气的。10点钟左右，村东的大路上过队伍，又使大家吃惊一阵。我贴近窗缝往外瞧，看到一批我们被俘的同志在哨兵押解下唱着抗日歌曲走过。那情景，使我心头紧缩。在这屋里我一直呆到天黑。那位好心的庄稼汉带给我几块山芋、一捆稻草，说要到明天一早才能给我消息，还说晚上村里不能逗留，叫我带稻草到村南山上找个地方躲。

19日清晨，我下了山。那乡亲告诉我，磨坊主人胆小，不敢收留我。既然不能在当地暂时躲避．我也就没有理由再在深潭呆下去了。那位乡亲很为我的处境焦虑，临别时告诉我说，焦石埠有家中药店，老板是个好人，如找到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帮助。于是我向北往焦石埠走去。

深潭到焦石埠约有七八十里，虽地势不甚平坦，但并无大山相隔。我边走边问，尽量绕开大道走小路，饿了就沿途要些吃的。只要说一声是新四军，乡亲们都会给点吃的，只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们不问也不催我。下午四五点钟，到了焦石埠附近，听说街上没有军从，黄昏前，我进了焦石埠。

焦石埠是东西街，我从南边进去，就到了街心。街上果然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虽有几个散兵来往，也不象是巡逻哨兵。我找到那家中药店，伙计说你来的不巧，老板不在家，又说这里不是呆的地方，催我快走。我失望地出了药店，向西走了几个门面，看到街西头靠近青弋江渡口有一家理发店。我灵机一动，闪过一个念头：去找理发工人，或许可以得到帮助。

到了理发店跟前，看看没有异常情况，就进去往理发椅上一坐。那工人前来招呼，以为是来理发的。当他靠近时，我告诉他我是新四军，请他想想办法……，那工人怪我莽撞，他说：“你好大胆，这里川军常来往，怎能这样瞎闯？”他让我跟他到屋后去。出了后门，他带我向北绕过好几家房舍，在一家平房里，找到一位高个、圆脸、着黑棉袍、戴绒猴帽像是做生意的中年人。当时，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想找自己部队。他说“部队从这里过江已好几天了，现在不知道到了哪里，要过江，那边再去打听”，又说“现在渡口封锁得很严，不容易过去，今天要过江也不行了。明天一早，可以护送你过江”，又告诉我，今晚千万不要在街上停留，还是先到乡下躲一躲，明早天亮前再来。我在他那里吃了一些东西，天未断黑，就离开焦石埠，在街南二三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锯木厂堆放木材的地方，躲过了一夜。

20日拂晓，我回到焦石埠。那位乡亲检查了我的衣着，发现我外边虽穿一身十分破旧的棉袄，而衬衫却是较新的军用品。他说，这不行，拿了件旧内褂让我换上，又给我一只旧竹篮，里面摆有一些米花团，说“带上它，如有人问，就说拿回家送灶敬菩萨用的(那天正是阴历12月23，南方送灶的节日)。路上饿了，还可以当点心”。他还一再叮嘱，“到了码头，我送你上渡船，你别吭声，什么都不要讲，一切由我亲应付。如有盘问，就说是江那边山里人。”天亮后，他带我去码头边，等到渡船快坐满人，将要开航时，才叫我上船。他在我后面对渡船上的哨兵打招呼说“这是个苦孩子，是江那边山里的，班长做做好事，照顾照顾”。那哨兵点点头，果然没有盘问，让我上船了。这样，我顺秘地渡过了青弋江。

（二）

渡过青弋江之后，我在梅冲又被川军144师的一个分队扣留了。他们要留我当兵，替我制了光头。三天后，我在章家渡脱险。我到达中村时，街上虽没有国民党部从，但一派冷清，店铺关着门，几乎没有来往行人。我悄悄地进了原教导总队特派员室的住所，找到了老房东。房东姓谢，四五十岁，是一位中学教员，而且是一个脱离了组织关系的老国民党员。他见到我，忙问我的种种遭遇，打听他所认识的那些人的下落。他的关注，使我感到温暖。他知道我要找部队，又苦于打听不到消息，很为我焦急，但也无能为力。我知道中村这个地方目标大，不宜久留，就匆匆告别。他送我出门，见我光着头，就拿了顶旧礼帽给我，还送我两块钱……，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真是雪里送炭呀!

在25日傍晚，我到了南陵张家山一带，这已是原三支从的活动地区了。天黑时，在一个小山村里借宿。老乡给我一条棉絮，让我在屋后草堆里躲避一夜。第二天清晨，我送还棉絮时，想不到他对我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国民党不见得会来，昨晚亏待了你，今天你就不要走了。”他还说，单独一个人找部队确实不容易，他知道附近有位原来三支队军医处的文化教员，也是最近从南边回来的，家里呆不住。今晚他要把这位文化教员找来和我见见面，如能一道走，路上有个商量，总比一个人强。就这样，我被留下来了。这家人姓赵，四十左右的庄稼人，住的是五间瓦房，当天正在忙着蒸年糕准备过年。他把我当作亲人，要我好好歇着，不让我插手劳动，不好再三推托，最后才由我帮他家写了几副春联。那天晚上，在他家吃了年夜饭，他们还为我搭铺，让我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那位文化教员也果然来了，他已找到小学教员的职务，不打算走了。主人的盛情款待，使我更不好意思再在赵家继续呆下去。第二天，我向主人告别，准备到原三支队机关驻地三条冲一带去看看情况。临上路时，赵家给我个破篮子，让我装成要饭的。我就怀着感谢的心情离开了赵家。

（三）

就在1月27日，旧历大年初一，我过落牛岭时，竟和川军145师的一支巡逻分队狭路相逢，躲闪不及，又一次被扣。我被关押一周，当伙夫半月，于2月20日前后逃出，在八都河找到了部队。

我被扣留后，押送到团部，先关在南陵南门外的一个大庙里，一周后，在刚刚换班来团部担任警卫的分队里当伙夫。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被迫在这个分队里当兵的原新四军五团的管理排长。他是铜陵一带长江岸边人，共产党员、裁缝出身，因常帮人缝缝补补，大家都叫他“裁缝”。我们曾多次交谈过寻找部队的事，并相约一道逃跑，只因为住南陵，一时有所不便。半个月后，这个分队又换防离开团部，去麻桥担任警戒，这就有工机会了。“裁缝”熟悉当地的情况，商量好让我先走，到八都河等他。他告诉我：“八都河村南有两个大水塘，面对东边水塘，坐北朝南有一排房子，找到从东数去第二家，说是‘裁缝’叫我来的，那家老乡就会把你留下。”第二天下午，我利用送饭给前面班哨的机会，就逃到了八都河。

到八都河，已快黄昏，很快就找到了“裁缝”所讲的那一家，可是那老乡说根本不认识“裁缝”，把我推出门外，一时使我十分为难。正在发愣，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把门关严，好像还有人从门缝里对我张望，我索性在门外自言自语起来。先责怪“裁缝”不该这样马虎，把我搞得走投无路，又诉说了自己如何被川军抓去当了伙夫，如何和“裁缝”相约逃出，说好让我先来这里等他，然后一道去他家乡找地下党，找新四军……这场自述果然起了作用，不等我再去叫门，那老乡就开门把我拉了进去，态度也完全变了。他们马上烧水让我洗脚，立即动手为我准备饭菜，待我十分热情。那老乡向我解释说：“刚才听你口音，有点像四川的，怕是川军冒充。”他说川军很坏，常假装开小差的，有意让老百姓收留，然后再来搜查，进行敲诈勒索。他就担心“裁缝”出了事，被川军利用了口供，设置了圈套。吃饭时，他们端出一大盘卤肉来招待，在兵荒马乱中，一块卤肉是多么珍贵啊！老乡说：“这肉是过年时留下敬菩萨的，今天就拿来请‘活菩萨(指新四军)’了。”当晚，我在这乡亲家垫一床、盖两床，睡得十分暖和、香甜。

想不到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来了更大的喜讯。同村的妇救会主任何老奶奶派人来传话，说后山到了部队，昨晚到的这位新四军如果要回部队，请马上到何家去。真是喜出望外！我赶紧起来，主人已为我准备了早饭。我拜托他，请转告“裁缝”，我先走了，希他来后就去江北找部队……急忙忙吃了饭，就随来人去何老奶奶家。

在何老奶奶家，我遇到了左平斋同志，他也是被迫在川军里当兵，不久前逃跑来八都河的。何老奶奶告诉我们，昨晚到后山的队伍，派了采购人员来搞给养，他们马上就回去。要回部队，这是个好机会。何老奶奶还送我一双棉鞋，试穿了一下，有些挤脚，她仍要我收下，说：“路过这里的同志很多，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送的了，这双鞋虽小了点，但带上还可以踏踏脚。”拂晓时，等后山部队所需的粮食、蔬菜集中够了，由一位二十来岁的妇女(据以后了解，她就是何老奶奶的女儿何明秀)带路，我和左平斋走在采购人员的后面，沿小道向西走二三里路。天亮时，我终于在后山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这是一支突围中临时组织起来的小队伍，一团、三团、五团……各单位的人员都有，其中就有我所认识的五团特派员邱子华等同志。我随这支队伍在2月25日前后过长江，抵皖中，在无为地区与指挥机关会合。这支队伍的成员，也就各自归还原建制。我编进了原三支队人员组成的战斗分队。（选自薛暮桥主编《奔向苏北敌后 新四军教导总队撤离皖南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