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江青赶出中南海，与三任妻子均“闹掰”：陈伯达不为人知的婚姻

说陈伯达是红色的，当然是说他从年轻时投奔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也忠于领袖。哪怕领袖下重手打他，他也坚定不移地相信领袖。很多事例不多说，只说他对自己的孩子。

1981年陈伯达被保外就医，在寓所和两个儿子留下合影

1965年，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高中毕业，本来凭成绩和后台都能去中国任何一所大专院校读书，可陈伯达却要他去内蒙农村锻炼，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

当时的北京各家报纸，都用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以陈晓农为首的一批学生奔赴内蒙农村插队的新闻。陈晓农1965年8月到农村以后，先后收到了父亲三封来信。其中都在讲革命大道理。

当年9月22日他写道：

你决心到乡里去做普通劳动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年轻人，如果不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的各种事项，知道他们的心，而同群众格格不入，将来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初到乡村，一切不熟悉，当然会有些困难，但持之以恒，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

过了一个月，1965年10月9日，母亲刘淑宴给陈晓农写了信，陈伯达在该信的后面附写了以下的话：

妈妈的话说得很对，你要记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静思索，要同群众商量，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众，熟悉劳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成一个有用的人。

第三封信是1966年7月写的：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作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

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有前途，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民血肉的部分。

不管怎样，我们总只是群众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你永远记着。

一年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了。因陈晓农的身份是公开的，父亲地位显赫，加上陈晓农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就不得不考虑换地方了。

于是陈晓农向内蒙知青办公室提出希望更换劳动地点，将身份保密的要求，得到了知青办的同意。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事情无法落实。无奈之下，1967年冬，陈晓农向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谈了情况。

王保春安排陈晓农先到医院检查治疗，然后和陈伯达商量让陈晓农到工厂去当工人。起初委托天津革委会的领导帮助安排，可没几天，受委托的人被江青点名打倒，陈伯达只好转而委托河北省委书记李雪峰帮助在石家庄安排。

1968年初的一天，陈伯达领着儿子去了李雪峰家，对李雪峰说：“麻烦你安排他到工厂当个工人。绝对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个学徒工，从学徒做起。”经河北省委书记李雪峰帮忙，陈晓农到了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当了学徒工，学徒期是两年半。

1970年陈伯达倒台后一个月，正是陈晓农学徒期满转为一级工的时候。从此，陈晓农与父亲陈伯达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12月第一次探监才见到其父陈伯达。

从这些书信和他对儿子的安排看，陈伯达确实很红色。但是，说到他的婚姻，就可以看到粉色了。而且，和他“老夫子”的绰号似乎相差很远。

陈伯达的第一位妻子叫诸有仁。

1927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伯达奉党组织之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3岁的陈伯达，在当时算大龄男青年了。

有一种说法，他是在去苏联的火车上碰到了邻座四川姑娘诸有仁，近十天十夜的火车，足够谈一次恋爱。何况两人目的地相同，信仰也相同，她还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妹。

当然，也许这是杜撰。还有一种说法是两个人因为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而接近的。两人明确了恋爱关系，信誓旦旦，相约毕业后一块回国。不料，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肃托运动”肃到了陈伯达头上，他背了个处分。作为女朋友的诸有仁对他不离不弃，倒也使他宽慰了许多。

陈伯达是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先诸有仁回国的，但是他点儿背，刚到天津，一天工作也未展开，就被捕入狱了。就在之后不久，诸有仁也回国到了上海，她向组织上说明她和陈伯达的恋爱关系，要求和陈伯达分到一个地区去。

当时上海中央机关，有好几个人都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知道她和陈伯达的关系，也答应她办这件事。于是，诸有仁赶去天津。但是到了天津，得到的消息是顺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她后来得知陈伯达已被捕，日前已押往北平军人反省院。诸有仁找到组织，通过联系，赴北平准备营救工作。诸有仁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着急。好在陈伯达在狱中得了病，写了悔过书就出狱治病了，这才让诸有仁心中石头落地。

1931年冬天陈伯达出狱后，去北京西山疗养治病，诸有仁前往北京准备照料伺候。见分别近一年的陈伯达，此时十分憔悴，人瘦得难看，脸上的淋巴结核还未好，仍流着脓血。

诸有仁一下子哭了，擦干眼泪后，仔细地端详着陈伯达一年来的变化，两人心情都十分难过。自此，诸有仁每来此处，都给陈伯达带些好吃的，帮助陈伯达换药和换洗衣服。在医生的精心医治和诸有仁的细致入微的照顾下，陈伯达的精神逐渐好转。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起事时，急需要大批的干部前往工作，陈伯达与诸有仁一同奉调，前往张家口同盟军司令部工作。陈伯达在此负责编辑刊物，撰写文章，两人的生活稳定了些，生活也有所好转。在张家口，经吉鸿昌主持，两人结了婚。

两口变成了三口，多了儿子陈晓达，几经辗转，一家3口到了延安。在延安，陈伯达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中宣部工作，后来，他被伟大领袖看中，飞黄腾达起来。

诸有仁被安排在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任校长。诸有仁在学校工作很忙累，回到家中，仍要照料孩子，帮助陈伯达整理一些文稿。1938年，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亦被接到延安，诸有仁是他的姨，他就生活在陈伯达家中。

1940年底，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决定把一批烈士遗孤和一些干部子弟送到苏联去学习，时罗西北生母——诸有仁之姐正在苏联学习。一来两个孩子在苏联有亲人照顾，二来莫斯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远比延安好，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

诸有仁考虑有自己姐姐在苏联，也就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送孩子去苏联。这样，六岁的陈晓达，离开了父母，从小就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活。孩子们走了，家里清净起来。一清净，是非就多。

年过30岁的诸有仁结婚后多年操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而陈伯达此时正青云直上。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而对外陈伯达解释为夫妻性情不和。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调停，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样，两人相互之间爱恋了六年，婚后生活了9年，随着陈伯达地位的变迁，就这样结束了。与陈伯达离异之后，诸有仁一直独身。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诸有仁被打成“苏修潜伏特务”受尽了折磨。1985年2月23日，她离开了人世。

陈伯达的第二任妻子余文菲

陈伯达办理离婚前后，开始与延安中央党校另一位姑娘相识，叫余文菲，湖北省红安县人，1918年出生。1938年秋天，余文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她的老乡董必武。

经董老指点，余文菲离开武汉，奔赴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又被送到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中共党校工作。

1940年春，余文菲结识了陈伯达、艾思奇等在延安的名人。陈伯达慢慢地与余文菲接近，始则相互交换学习心得，继之深谈古今中外的名人与学问。陈伯达这么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很容易俘获小姑娘的心。

1942年陈伯达离婚后，他和余文菲两人的关系逐渐公开。1943年，由董必武做月老，两人结婚。时年，陈伯达40岁，余文菲25岁。

婚后，余文菲倾其全部身心打理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著书立说。余文菲不辞辛苦的打理，也促使陈伯达在延安时期进步很快。1945年，余文菲生下个男孩，取名陈小龙。

陈伯达第二次婚姻，开始时很幸福，余文菲显得十分富有青春活力和贤淑勤快，陈伯达对这位年轻的妻子亦十分满意。但是，好景不长。在延安整风后期，又搞起了“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1943年底，“特嫌”问题搞到了刚刚结婚的余文菲头上。

在陈伯达看来，身为毛泽东的秘书，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家庭有“特嫌”存在的。在余文菲看来，她亦深知此点。但她更为看重的是她有可能要与陈伯达离异。为此，余文菲十分痛苦，几乎发展到“神经质”的程度。

为此事，两个人在家中经常拌嘴。后余文菲问题弄清了，是个好同志，不是“特务”，但家庭裂痕的出现，随着两个人性情太强与三天两头吵架而再也无法愈合了。

尽管余文菲带着孩子到东北参加土改，以为和陈伯达分开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感情，没想到1948年夏，余文菲带着孩子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陈伯达再度生活在一起时，生活如旧，再也没有感情了。

全国解放后，余文菲随陈伯达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两人因经常吵架，日子已经无法再过下去了。1949年，经中组部同意，部长安子文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两人离婚后，孩子陈小龙留在陈伯达身边。

这样，从1940年到1949年，两人从相识到结婚，9年，最终以离婚收场。1950年，组织上分配余文菲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意离开故乡前往它地，乃留在武汉医学院工作，待遇仅为副科级，具体工作是管理图书。

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组建家庭。时年，他46岁，妻子刘淑宴28岁。

刘淑宴是四川灌县人。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做党的工作。1942年，21岁的刘淑宴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结婚。1943年夏，刘光在重庆病故。这时，刘淑宴正怀孕。

后刘淑宴带着孩子在重庆生活了两年。1946年春，刘淑宴带着未满3岁的女儿来到延安。1947年春中央转战陕北时，她随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先行到河北省平山县。在这里，刘淑宴进入马列学院跟班学习。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的，是陈伯达。

因刘光和胡乔木是老同事，而且是好友，而胡乔木又和陈伯达是同事，同为毛泽东的秘书。所以刘淑宴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就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刘淑宴母女因生活上的诸问题，必须找组织上帮助解决，于是一来二去，也就和陈伯达熟识了。三年的接触，两人走上了相爱的道路，并于1950年结婚。

现在看，陈伯达的后两次婚姻解体，都有外力的影响。粉色这个词，似乎算不上冤枉。和刘淑宴结婚之后，陈伯达组建了一个五口之家。和诸有仁生的长子陈晓达，仍在苏联学习，次子陈晓农，刚读小学一年级。刘淑宴和刘光的女儿刘海梅改姓陈，读小学二年级。

刘淑宴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任副场长。每周回家一次。那时陈伯达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内，每周六下午，陈伯达嘱其秘书派车接刘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无事。

陈伯达与刘淑宴结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女儿取名陈岭梅，儿子取名陈晓云。有了孩子之后，再去双桥那边工作，十分不方便。于是，1956年，陈伯达把刘淑宴调进中南海，担任自己的秘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的家庭，又一次发生裂变。

因为陈伯达红极一时，刘淑宴也有点忘乎所以，她负责范若愚专案组，还受到江青表扬。但是，1967年，刘淑宴却闹起了陈家院外后墙可疑脚印之事件，惹怒了江青，江青把陈伯达一家赶出了中南海。

被赶出中南海，对于陈伯达是大事，他离领袖远了，上升空间就受到了限制。为此，陈伯达和刘淑宴吵了架。打这以后，陈伯达夫妻之间经常出现小的矛盾冲突。

后来，陈伯达逐渐被领袖疏远，常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还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张春桥、姚文元的猛烈攻击，一度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这期间两人经常发生口角。刘淑宴直言不讳：“我看啊，文革第六个回合，该打倒你陈伯达了，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风。”

一说到这个话题，就揭到了陈伯达的伤口，于是，两人越吵越凶，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后来，陈伯达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刘淑宴发配到山东济南部队某部疗养所软禁。

刘淑宴在疗养所，心中十分苦楚，更恨陈伯达不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家庭问题。她几次三番要求回北京，但没有陈伯达发话，谁也不敢放她回北京。北京家中两女一儿，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亦对其父陈伯达产生憎恨之情。

1970年秋，陈伯达倒台后，刘淑宴在山东疗养所被隔离审查。1982年回到北京。她—气之下，把其长女又改回姓刘，把其子陈晓云，改姓刘，叫刘晓云，并教育其子女与陈伯达断绝关系。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通知刘淑宴后，她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但也送了花圈，表示了夫妻之间的哀悼。

陈伯达的婚姻家庭其实挺不幸。三任妻子都成为路人，他病重时也没有人愿意来照顾他，几个孩子也形同路人，长子陈晓达因为得知陈伯达和生母诸有仁的关系而对他很不满，加上他反对了自己和毛泽东女儿李敏的恋爱，一气之下卧轨自杀，对陈伯达的打击也非常之大。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在家中去世。之后，他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

因老山骨灰堂有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放在老家的空水缸中，没有入土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