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最后一任张天师“仙逝”，道教内部因继承人吵成一团

1949年十二月的基隆港，海风呼啦啦卷着盐沫。蒋介石回身摆手：“天师先请。”灰袍加身的张恩溥抱着一个半开的藤箱，犹豫几秒，终于登船。甲板汽笛长鸣，这一声也像替道教正统的命运敲下变调。

张恩溥是第六十三代张天师，正一道掌门。“张天师”的名头，自东汉张道陵算起，传了一千八百多年，历代靠嫡长子世袭和三件重器——阳平治都功印、传箓宝剑、天师符箓——维系正统。蒋介石把他带去台湾，谁也没料到这趟仓促之行，会让这条血脉从此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

退回十年前。抗战刚结束，上海乍见繁华。张恩溥带着弟子进城，想借国际大都市的人气重振道教，他在民政局支持下成立上海道教协会，风头不小。可1949年局势逆转，国民党节节败退，张恩溥被请进了“护教名单”。飞机未等他收拾完毕便拉上跑道，几方祖传信物在混乱中失散。

到了台北，待遇不差，总统府拨了公馆、批了专款，让这位天师坐镇“台湾省道教会”。香客如潮，六十年代初岛内信徒号称百万，庙宇香火一时无两。对张恩溥而言，这大概是“寄人篱下”中的最大安慰。

天有不测。1966年春，他寄望甚殷的长子张允贤心脏病猝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打击巨大。那年张恩溥已七十出头，本就旧疾缠身，整日闷坐廊下，叹口气连连说：“道脉难续，奈何？”

1969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张恩溥突然昏厥，再没醒来。台湾《中央日报》用了极庄重的词——“仙逝”。办丧事的当晚，道教会理事们便关起门来商议继承。老规矩写得死：天师须由嫡长子承，且受印、剑、符三宝。可是长子已亡，三宝散失。

众人先去找二儿子张允中。小伙子戴着眼镜，正在实验室鼓捣无线电。他摆手：“我信科学，真不懂符箓。”三次登门，答案始终一样，道长们只好退而求其次。

有人想起张恩溥教养多年的堂侄张源先。此人自幼习科仪，摁手即能画符，且熟悉教务。支持者说“眼下非常时期，先稳住大局要紧”；反对者斥责“旁支袭位，何来威信？”会场里木鱼声与口水声此起彼伏。

最终折中方案出炉：张源先“暂摄天师印务”，身份叫“代理天师”。1971年，他在台北行宫举行了简单就职仪式，没有三宝，也没有正统称号，但从此掌管岛内道教三十余年。

台湾的香火依旧热闹，却再也难见当年龙虎山天师府的威仪。一些掌教人暗暗盘算：等机会成熟，再扶个“亲孙”。然而机会二十多年都没来，直到二〇〇八年。

那年夏天，一位自称“张美良”的中年人携一方“阳平治都功印”现身。他拍着胸口说：“我是天师遗孤，当年随母隐居，如今回来继任神职。”印章墨迹清晰，道教会为之一震。

支持者欢呼“真龙归位”，反对派质疑其身世。两边吵得面红耳赤，一位老道士撂下一句话：“拿户口本来！”最终，张家高龄族伯张道祯出面揭底：张美良原名胡美良，是张恩溥继子，无血缘。调查组跑遍台中、台北，一摞户籍证明摆上桌，一切明了。

张美良不服，独自举办“继位大典”。场面热闹，却像草台戏。几个月后，代理天师张源先病故，正统更显真空。道观内外，“某某真天师”“某某掌门”招牌雨后春笋，道教威信被稀释得七零八落。

与岛内硝烟四起形成对比的，是大陆悄然回暖的道门。还得把钟拨回到1938年。那年六月，新四军主力翻过丹徒山口，驻扎茅山。道士们递水、送米、指路。“陈司令，贫道熟悉地形，可做向导。”弱冠之年的黎遇航掸掸灰衣，自告奋勇。

烽火挨着青灯，茅山道观被日寇烧毁一角，几十名道士牺牲。劫后余生的黎遇航随军转战苏南，供给、情报、装运，样样在行。新中国成立后，他脱下灰袍穿上中山装，进入中国道教协会，主抓整理经典、普及养生。1990年主持创办中国道教学院，一生忙碌，二〇〇二年病逝北京。

同一时期，江西龙虎山的张金涛悄悄崭露头角。论辈分，他是张恩溥外孙。年轻时，他在道经里找到了旋律，用唢呐、笙笛试着复原失传多年的“道腔”。有人笑他不务正业，他甩句“经声即心声”，然后拉着几位师兄弟组成道乐团，跑遍东南亚。

为了重修天师府，他四处化缘，甚至把自己的稿费压上。十年间，瓦砾场变回青瓦白墙，大殿里的钟鼓又响起来。游客在丹霞地貌间听到道经清音，往往会停下脚步，合十躬身，不是信徒，也会肃然。

道门自有兴衰。易有六十四卦，张天师却停在六十三代，像故意留下一个未完待续的空位。张家鞭声渐稀，可山风仍在，木鱼声仍在，香火一明一灭，在海峡这头那头漂荡。

有时候，人们只想求个心安；有时候，争吵比法事还响。可只要傍晚钟声能在山谷里回荡，古老的道脉就不会轻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