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姐弟六人：多数客死并无奈葬于异国，唯宋庆龄如愿与父母同葬

1946年初，黄浦江雾气沉沉，刚从重庆飞抵上海的宋子文站在船栏边，久久望着对岸外白渡桥的灯火。随行秘书小声提醒：“飞纽约的船票已订好……”宋子文挥了挥手，低声答道：“总要再看一眼。”这一幕，后来被一位路透社记者写进专栏——离乡与归途，在宋家六姐弟身上不断交错，却很少有人最终落脚原乡。

故事要追溯到1918年。那一年，宋耀如病逝，倪桂珍在万国公墓一次买下22块墓地。她临终叮嘱子女，无论生前立场如何，身后务必团聚。老太太料不到，20世纪中国局势翻天覆地，政治分野将她的孩子们推向不同方向，也让这番心愿几乎成为奢望。

宋霭龄、宋美龄、宋子文和宋子良选择随国民党而行，宋庆龄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最小的宋子安则远离党争。阵营分裂表面看是政见，深层却是性格。家族研究者常用一句话概括：“同窗三年，分道三十年。”

宋霭龄1947年携孔祥熙赴美，她手腕老辣，却难敌冷嘲热讽与调查风波。联邦调查局盯上孔家存款时，她判断杜鲁门不敢碰中国银行在港资产，果断以金钱疏通，硬生生顶住压力。这位大姐从未服软，但子女接连“闹剧”让她精疲力尽。60年代，她的信件里屡提“乡愁”二字，可真正回到台湾探亲后，陌生的口音与景致反倒加重了落寞。

1967年7月22日，孔祥熙病逝。蒋介石唁电抵达纽约时，宋霭龄怒斥：“屁话！”随即昏厥。邻居回忆，当晚救护车响彻曼哈顿东河岸。六年后，她因病长眠芬克利夫公墓。陪葬的，是少女时期三姐妹在威尔斯里学院的合影。那张照片里，笑意灿烂，与晚景的孤独形成强烈反差。

宋子文在美国的境况更为复杂。1949年6月9日抵纽约后，他拒绝赴台。蒋介石屡屡拉拢不成，干脆在1953年将他逐出党籍。自此，这位曾在伦敦金融圈叱咤风云的“钞票大王”专心炒股、投资石油，经济上无忧，却对政治敏感话题避而不谈。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一场私人晚宴中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灵柩停放在芬克利夫高级室内公墓，与姐夫孔祥熙相邻，这对生前关系紧张的一对，阴差阳错成了“邻居”。

最早告别人间的是宋子安。1969年夏，他赴香港主持广银开幕，突发脑溢血。遗体运回旧金山后，葬于屋崙山景陵园。宋家内部普遍认为，若非政潮，子安极可能成为维系姐弟情感的纽带，他的骤逝让这个家再失一根支柱。

宋子良原本擅长航运，却不善投资。70年代起身体抱恙，欠下一堆医药账单。若非宋庆龄多次汇来生活费，他可能连疗养院都住不起。1983年，孤身病逝纽约，葬在芬克利夫，与大姐、大哥作伴。人们唏嘘：这位昔日“船王”竟成家族里最拮据者。

宋美龄的106年，被外界解读为“长寿传奇”，可晚景实则清寂。1975年蒋介石去世，她即离台赴美。“治病”只是托辞，更深层原因在于岛内权力博弈已无她立足之地。纽约窄长的第五大道公寓常年窗帘低垂，她每日写生、背诵《圣经》，对外界鲜有回应。连串噩耗——孔令伟1994年去世、蒋孝勇1996年病逝——让她的世界再度塌陷。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在睡梦中辞世，安葬芬克利夫。遗嘱提到“适机迁葬上海”，但至今未能实现。

六人之中，唯有宋庆龄得以叶落归根。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北京后海畔那座灰墙绿树环抱的小院，成为她的办公与起居空间。来访的外宾、儿童演员都称她“宋妈妈”，这称呼让她的晚年充满了烟火味。

1981年初，宋庆龄唯一的贴身女伴李燕娥病逝，她悲痛不已。同年5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并光荣入党。5月28日凌晨，因白血病医治无效离世，享年八十八岁。遗愿明确：骨灰送回上海，与父母、李燕娥同葬万国公墓。送灵那天，长安街上冒雨的人群排成两公里长队，仅一句“宋妈妈走好”回荡。

研究宋家史的欧美学者时常感叹：同一祖坟，仅剩二女儿长眠其侧，这在望族谢幕的剧本里并不多见。有人说，宋庆龄得到的不是荣华，而是归宿；而其余五人，或富贵长寿，或显赫一时，却始终隔着一条海峡一片洋流，无法兑现母亲当年的嘱托。命运的讽刺就隐匿在这块墓碑与那块墓碑之间——一位母亲买下的22块墓地，如今只用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