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欧美的环保全是生意？

谁敢支持全球航运净零排放框架，就等着挨美国收拾。2025年伦敦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会议期间，上演了一出国际外交场上极为罕见的流氓戏码。美国代表竟以卡签证、加关税等流氓手段威胁他国谈判代表，要求他们向国内汇报，改变本国对全球航运净零排放的支持态度。

如此赤裸裸的霸凌行径，让身为国际舞台知名“搅屎棍”的英国都大为震惊。《金融时报》在报道此事时，也忍不住批评美国的流氓手段。据该报披露，美方的恐吓手段不仅包括卡签证、加关税，还在茶歇期间接近各国官员，警告他们若支持该框架，未来可能无法过境美国，其家人也可能面临入境限制。甚至，美方还向多个国家发出外交照会，威胁采取报复措施。

尤为讽刺的是，如今美国耍流氓也要破坏的全球航运净零排放框架，原本还是在欧美的倡导下提出的。如果说美国的这场“环保回旋镖”，还可以解释为政府换届后新上台的特朗普一直不买民主党环保政策的账，那么至今仍在国际舞台上高举环保大旗的欧洲，其环保成绩同样拿不出手——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被切断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供应，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欧洲各国又是重启煤电，又是豁免碳关税，用实际行动不断打自己的脸。

作为环保理念的首倡者，欧美的环保实践最终为何都成了大型回旋镖现场？欧美在环保问题上的表现，实在令人玩味。

首先必须承认，在环保概念的提出上，欧美确实是国际先驱。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著作《寂静的春天》，其中详细描述了DDT的大规模使用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促使美国各州陆续立法禁用DDT。该书也因此被公认为环保启蒙的标志。

也就在同一时期，欧洲社会的一群年轻人开始公开表达对气候变化、工业污染的担忧，并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毕竟，工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普通生活污染和传统农业污染望尘莫及的。而欧美作为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也走在世界前列。

早在19世纪，伦敦就因工厂燃煤产生的烟雾污染，获得了“雾都”称号。到了20世纪，随着化工、冶炼、汽车等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工业污染的危害愈发严重，对民众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在20世纪30至60年代，仅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由工业污染导致的公共健康危机，在欧美和日本就发生了8起，被称为“八大环境公害事件”。

这八大公害事件每一桩都造成严重伤亡与健康损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致上千人患病、63人死亡；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大量居民出现眼部和呼吸道症状，65岁以上老人死亡400余人；伦敦烟雾事件短短5天致4000多人死亡，后续两个月又有8000人陆续丧生；日本水俣病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等更是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致残。而那些未被广泛报道、波及范围有限、对健康影响相对较轻的污染问题，数量更是难以统计。

欧美民众深受环境污染之苦，自然希望改善状况。因此，环保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在欧美民间大受欢迎，形成巨大社会声量。在此背景下，1968年，瑞典率先向联合国建议，由联合国出面召集各国共同讨论环境问题。经过几年协调筹备，1972年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而努力。

为履行国际承诺，也为了应对同期爆发的石油危机，欧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率先提出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同时，为安抚国内民众对环境污染日益强烈的怨气，这一时期，欧美开始将高污染、低技术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并顺带将部分垃圾输出到国外。

经过这一番污染转移操作，欧美的环境质量自然大幅提升，而那些曾环境优美的发展中国家，却因开启工业化进程，不得不面对污染难题。欧美敏锐地意识到，环保问题可以成为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绝佳议题，于是一改过去对国内环保运动的压制态度，转而主动助推其发展。他们利用青少年的天真与热忱，推出一代代“环保少年”“环保少女”，站在“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未来”的道德高地上，对为求发展而不得不适度利用环境的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

欧美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环保态度也骤然积极。在强力推动下，1997年《京都议定书》正式出台，要求各国以1990年碳排放量为基准制定减排目标。这种目标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极不公平，因此遭到集体抵制。最终，欧美不得不让步，同意由发达国家先履行减排承诺。

对此，欧美显然不满，于是在2009年推出《哥本哈根协议》，规定未来全球合法碳排放总量，并出现“15%的人口占据44%的碳排放配额”的不合理条款，实际上占全球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抢先占据全球40%以上的碳排放额度，只给占全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留下50%多的配额，分配严重不公。该协议自然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通过，欧美也因此获得一个指责发展中国家“不重视环保”的借口。

此后，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指责不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也让欧美倍感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别看欧美从民间到政府都将环保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极其重视环境，但真到行动层面，情况就复杂得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受污染之苦的民众迫切希望改善环境，欧美政府为争取选票，对环保议题多少有所表态，但实际上并不上心。毕竟，搞环保要么削减工业规模，要么加强废弃物处理，前者关乎国家竞争力与就业，后者意味着提高生产成本，两者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忌。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在环保问题上只空喊口号、鲜有实质作为，也就不足为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的环境改善，并非因为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付出多少努力，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家发现去第三世界建厂成本更低、利润更高，于是主动将高污染产业移出国内。在真正能根本解决问题的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指望政府不如指望企业，毕竟企业为了节省能源成本，确实可能投入研发。

但在欧美的票选政治环境下，政府不愿为环境治理这种长期投入、短期难见效、甚至可能影响下届政绩的项目拨款。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美政府对环保态度转变，除了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意图外，还因为随着金融化加深，环保开始变得有利可图。

一旦碳排放变成有限制的稀缺品，它就成了绝佳的金融产品，对这些金融主导型国家而言，多一件优质金融产品无疑是重大利好。正因如此，他们才愿意“吃亏”，比发展中国家先执行减排承诺。毕竟，碳交易市场早一天建立，投资公司与交易所就能多赚一天钱，收益远高于环保投入。

不仅如此，只要思路放开，连环保项目本身都能成为敛财工具。例如瑞典，通过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帮其他国家处理垃圾，每年收取超1亿美元处理费，对北欧小国来说是一笔可观收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本国的垃圾处理方式并不单一依赖焚烧，也有继续填埋的情况，毕竟垃圾焚烧厂的废气处理系统虽能将有毒物质控制在极低水平，但建设和运营成本确实高昂。

事实上，瑞典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9%，其中49%通过焚烧转化为能源，仅1%填埋。其垃圾焚烧技术成熟，二噁英排放接近零，还能为城市提供供暖和电力。但这并不妨碍其通过进口垃圾、收取处理费获利。原文中“瑞典自己垃圾多填埋”的表述需客观修正，以免误导。纵观欧美，所谓“成功环保项目”，大多要么像瑞典这样有利可图，要么是小规模试点面子工程。至于那些真正改善环境却无利可图的大项目，看看巴黎奥运会上依旧水质不达标的塞纳河便知，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因塞纳河水质不达标，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被推迟，游泳训练取消。即使官方称是降雨导致的临时问题，也难以掩盖其长期环境治理不力的现实。

欧美政府搞环保全是为了生意，民间情况也不遑多让。起初，欧美民间环保运动多少出于真心，但随着本地环境改善与政府资金介入，情况开始变化。真正做事的环保组织与人士在达成初步目标后功成身退，留下的多是打着环保旗号谋利的投机者。

这些投机者中，一部分受美国支持，借环保之名在欧洲制造破坏，目的是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彻底失去与美国抗衡的能力；另一部分则以环保为名向企业收取“保护费”，只要钱到位，哪怕废水直排，他们也闭口不言；反之，若企业不给钱，再环保的项目也能被挑出毛病。

就欧美这种搞法，其环保事业注定难有真正进展。如今，当初吹下的环保大话已接近验收时刻，欧美自然要开始收获大批“回旋镖”，为自己的虚伪与功利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