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翼人文坊·文本细勘」杨辉专栏丨诗与史、天与人的辩证交响——张者《天边》读札

杨辉，文学博士，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基地）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为茅盾文学奖、中国小说排行榜等多种奖项和排行榜评委。入选“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第一、二批），陕西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六个一批”人才。

一、“天边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不妨开宗明义,直切主题。何谓“天边”?全书开篇有解释如是:“天边在哪里?天边在天山的边上。”时在1970年代初,身处中原的一个小小村落,年少的八分——也就是后来得享大名,在“一碗泉”建功立业的姚远——因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生出逃离之心,他能想象的可以容纳个人梦想之地,便是父母所在的“天边”。当是时也,伫立于中原大地上自家的一块红薯地中,年少的八分“抬头望天,天高云白,不见飞鸟。极目远眺,大平原一望无际,远方哪里有山?”八分心中迷茫,也深感困惑,于是再问:“天山在哪里?”姥爷赵秉承答:“天山远在天边。”关于“天边”寓意的类似追问,几乎贯穿全书,成为理解书中人物的生活梦想及其现实创造的重要切入点。

多年以后,书中三位主要人物——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相聚于名为“天边”的客栈,此客栈斯时已是闻名遐迩的诗与远方的象征,那些来自中原、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游客纷至沓来,生出了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此为题外话,姑且按下不表。姚远、黄建疆、李军垦均已老矣,已到退休的年纪。此次聚会,约略有些阶段性总结的意味,参与者皆是至亲好友。黄建疆的女儿黄花献唱一首王菲的《传奇》,惹得黄建疆泪眼婆娑。姚远的妻子曲音献唱一首自家新创的《我们的天边》,其词曰:“天边无法追赶/与流沙同行御风而行/有时候会藏进深山/有时候会躲在旷野/有时候会匍匐在草原/当兵团人在棉花地里发现它时/天边就像倒置的地球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众人听闻此曲,无不为之心动。黄花遂问姚远道:“姚叔叔,天边到底在哪里?”姚远答:“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如此,曲终奏雅,前后照应,既是总括之句,亦为点题之笔,可谓余韵悠长。

“天边”为何“无法追赶”?这或是在说李军垦等人思慕胡一桂寄身的极富理想意义的达里雅布依,却始终难以企及的复杂心态,亦表明理想与现实的复杂辩证和难以弥合的状态。而“与流沙同行御风而行/有时候会藏进深山/有时候会躲在旷野/有时候会匍匐在草原”,则是在说具有乐园意义的“天边”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迁移。身在中原的八分想象中的乐园在“天山边上”;天山边上人心中的乐园则是上海;前来支边的上海青年如杨沪生心中的乐园亦在“天边”。如乐园变动不居,“天边”的所指亦迁转无定。其意如川合康三论中国古典乐园思想时所言:“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对乐园满怀憧憬。但谁都清楚,这终究不过是梦,无法成真。于是,在乐园之梦里,隐约透出悲凉,伴随着些许甜美,一缕缕绝望在四处游走。”若深论之,则乐园梦想生发的原因,“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想追寻另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是人的基本欲求”。“现实的各种思虑和脱离现实的梦想,二者交织,组成人的一生。”从古典文本乐园观念看,川合康三此论颇为恰切,然思绪如稍稍放开,可知此说局限所在。即以其书中反复论及的陶渊明的乐园观念论,《桃花源记》是一种;《归园田居》亦是一种。

《桃花源记》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发掘身心可以寄托之处;《归园田居》则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创造生命的理想状态。曲音歌中逻辑近于《归园田居》而非《桃花源记》,重点在现实生活创造而非理想之境的虚拟造设,故而有言:“当兵团人在棉花地里发现它时/天边就像倒置的地球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棉花地”,表征着兵团人的生活创造,说明一旦将目光投向日常现实的自我创造,则转瞬之间,现实即具理想义,诗不必在远方,而是在眼前,在徐徐展开的生活创造之中。

“天边”因此一名而涵三义:一是“遥远的地方”(诗与远方);一是“天山边上”;一是可以寄托青春与梦想之所。“遥远的地方”为虚,“天山边上”为实,“青春与梦想”可以寄托之所则是虚实相生。这一部《天边》笔墨的重心,正在一代又一代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血与火的斗争,让“天山边上”成为“诗与远方”,成为梦想成就之所的惊心动魄的“创业史”。

二、“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

这是姚远(八分)的父辈们的口号,也是他们为建设新疆牺牲和奉献精神的高度凝聚。作为“疆二代”的姚远等人要明白其中深意,还得经过多年的生活和精神的磨炼。1970年代初中期,尚还年幼的八分,也就是后来作为“疆二代”的代表,为“一碗泉”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姚远,因对故乡生活的不满而萌发去往“天边”的念头。其时,他对“天边”所知甚少,“天边”在“天山边上”,是他父母和弟妹的居所,是可以承载少年人梦想的远方。从他登上西去的列车开始,生活渐渐翻开全新的一页。姑且不论见到父母之前路途的艰难,正式进入“一碗泉”后,现实与梦想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温饱问题虽然解决,生活的艰难并未稍歇。

“八分后来知道了这个地方叫一碗泉。回首能望见天山的雪峰,抬头能看见巍峨的昆仑山,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就是八分的天边。”“天边”已至,生活却并非全如想象。八分需要面对父亲的冷漠,面对生疏环境带来的短暂的不适,他应该很快就知道,自己身处的“天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塔里木河为世界第五大内陆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中国第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它们在塔里木盆地碰面了。沙漠遇到河流,沙和水融合成土,这就形成了旷野和荒原。在无际的旷野生长着胡杨、红柳、芦苇,它们成为“大漠三友”。当然,还有碱草和芨芨草等各种野生植物。这时,兵团人来了,开垦土地,引塔里木河水灌溉,荒原变成良田。

“一碗泉”只是兵团人开垦土地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却是书中可以表征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典范。八分来到时,“一碗泉”已在父辈们的努力下初步完成了基础建设。劳作虽仍辛苦,比如六月里为稻田拔稻草,便是极为枯燥,也十分艰辛的工作。但在年少的八分等人看来,沉重的劳动中仍有趣味。如他们照《冰山上的来客》中虚拟的艺术人物为吴珍和阿娜尔汗起绰号,这种貌似谐谑的手法引发的情感效应甚至影响到此后多年姚远的情感选择——在曲音出现之前,姚远对吴珍的情感始终未变。姚远、彭新军们让艰苦的劳动充满了谐趣。“欢笑声这时候往往会在稻田里响起。这时,无论是吴珍还是阿娜尔罕都笑得十分灿烂。笑声就像一对百灵鸟对唱。”这样的劳作与欢乐同在的场景,几乎贯穿全书始终。如果说在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人少年和青年时期,因思想和情感尚未成熟,易对现实生活做理想化的理解,以至于书中充满着谐谑之趣,轻逸之笔,在他们成年之后,这种谐趣和轻逸无疑是作者有意为之。

如他花费大量笔墨叙述没有正形的黄建疆的种种作为。少年时期的“邪性”之举尚可解作未成年人的不成熟,成年之后的种种作为则充分说明此人本性即“邪”。他的任性造作虽无伤大雅,却也如平静大漠中偶起的狂风,既能扰乱生活秩序,亦具推进生活创造的“反向”功能。他能以其个人的感召力让斜眼班奋力劳作,亦能以其过人的智慧解决车道远越狱问题。当然,在后来对兵团意义重大的拾棉花季,反恐工作中,黄建疆的个人才能皆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发挥。可谓似邪实正。黄建疆这个人物,在《老风口》已有表现,其邪性及作为建设者的代表所具有的看似荒诞,实为乐观的谐谑精神亦一以贯之。“正是通过黄建疆这个人物,通过有点变形、夸张的一连串故事,张者却推导出一个重大主题:兵团人从一开始就是奋斗者、奉献者,可以说是献出青春献子孙。他们无怨无悔,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物身上的喜感,也是这种乐观精神在人物故事里的体现。二者可谓说做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

相较于黄建疆的“邪性”,姚远心智与情感的成长,是书中详细叙述的重点所在。他从王文民收藏的书籍中开阔了眼界,而偶然来到大漠,天地之大美又为他打开另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那是他们在可以望见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丘之上所见:“站在沙丘上远望,大漠广阔无边,沙丘连绵不绝,就像前赴后继的海浪。只是,那海浪却没有涛声,也没有海鸟劈波展翅的飞翔。天地沉默不语,万物寂寥无声。那种广阔的‘无’,却比‘有’更能震撼人心,摄人魂魄。”这种独属于沙漠瀚海的“有”“无”之境,在来自上海的杨沪生眼中,还能显发另一种境界。杨沪生从大漠中看到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由古典诗文所营构的宏阔意象,而是从中看到了“海市蜃楼”,其景其境亦非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而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上海。这当然是虚笔,是杨沪生心中所现而非目之所见的意象。

此属虚象,却具实义。它为姚远等人打开了另一种想象世界的方法。他们皆未去过上海,“海市蜃楼就是同学们对上海的第一印象。这印象太深刻了,它象征着现代、美好、高级……那是同学们努力的方向,那是大家向往的天堂。”虽说直至全书结尾,姚远、黄建疆这一代人中唯有李晴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实现他们少年时期的上海梦。但由杨沪生及其他来自上海的建设者为姚远这一代人打开的世界想象,却成为此后“疆二代”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创造中的重要参照。如前所述,在年少的姚远心目中,以“一碗泉”为代表的“天边”是生活梦想的显现之所,当他读完大学重返新疆,在新的现实语境下创造新疆的美好生活便成为他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马富贵、姚桂喜、胡一桂这一代人既发现又开创了“一碗泉”最初的状态,他们创造过程中的艰难书中并未详述。然而即便姚远等人的青少年时期的欢乐终究无法遮蔽父辈生活创造的艰辛。如作品开篇未几补叙“一碗泉”的发现过程;吴之淼因为海外关系导致命运的数起数落;地窝子如何使得全连很多孩子斜眼;四十四人因为“甜水”(淡水)的有无引发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琐屑矛盾;四十四时常发生的矿难;极具象征意味的五十五连隐藏着的现实之痛等等,皆说明全书谐趣之后的庄严肃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虽被转化为轻逸之笔,内中隐含的现实生活的艰辛却不难察知。从1950年代国家号召兵团吸纳“自流求食”人员,黄世云、李幺妹等人遂有机会成为兵团人,到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初,姚远、黄建疆等人充分参与新疆建设的具体过程,七十余年间事关新疆建设的重大事件在《天边》中几乎皆有记述。即便一笔带过,甚或语焉不详,但从若干人物具体的生活状态中仍不难察知不同时期阶段性主题的变化所引发的普通人命运的转换。此属全书最动人心魄之处。书中反复出现的胡杨,既是实写,亦包含颇为复杂的寓意,乃是兵团人生活和精神的真实写照。“胡杨树可以断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杨籽就像风车一样,随风而去,见水而停,春暖发芽,随季而长。胡杨寓意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屯垦边疆、守护边疆的精神。”

全书故事起笔于1970年代,阶段性结束于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初,其间半个多世纪生活变化以及其间人物命运的起落成败,皆有颇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围绕“一碗泉”的生活创造在半个世纪间的观念转换亦颇具寓意。这也是贯穿全书的“天边”二字意义最终的落脚处。如前所述,从“天边”“远在天边”,到“天边”“近在眼前”,作品悄然完成了“天边”与当下现实的内在关系的转换。“一碗泉”的现实的生活创造原本就足以容括作为诗与远方的理想之境。其意义还如川合康三所言:“个人的安乐,集团的和谐,两者都得以实现,方可谓桃花源。桃花源是将实现了个人幸福的乐园和实现了团体幸福的乌托邦合二为一的世界。”当下,此刻,抑或此在的经验如何成为诗,如何成为与此时此刻不同的“别处”,奠基于日常的生活创造极为紧要。与《老风口》略有不同,《天边》并未详述现实生活的悲壮,笔墨也尽量集中于姚远、黄建疆等“疆二代”的视野中。“疆二代”几乎自然生成的理想性格直接影响到全书的整体风格。

但通观全书,实写与虚写,正写与侧写的参差对照中,仍不难体味其间蕴含的复杂的现实之困。“在大自然面前,人太渺小了,一阵尘埃,一阵风就能把你卷走,不是我故意写得很神秘、很悲壮。我的同学就是在大漠上突然失踪的,不知跌入哪个坑里,立马被流沙掩埋了。作为人来说,开荒种地几十年,庄稼每年都收,好像有收获,一阵风来了,你最重要的果实——儿子都被刮走了。人不可能控制自然。”这正是地处大漠边缘的兵团建设需要面对的最为艰难的境况。《天边》虽未详述,但字里行间,仍不难体味个中普通人难以想象生之艰难。也正因此,数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屯垦边疆的精神让人心生敬意,感佩不已。

虽说青春期颇为叛逆的黄建疆并不认可父辈“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说法,他希望到四川读书,但远行读书的目的并非离开新疆,而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更好地献身家乡建设。但阴差阳错,黄建疆读书的理想未能实现,但留在“一碗泉”后,虽“邪性”未改,他仍然以其过人智慧,为现实生活创造贡献力量。如果说马富贵、姚桂喜等老一辈的创造主要依赖崇高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姚远等“疆二代”已经充分意识到现实生活的改善的重要意义:“前辈们虽然献了青春献子孙,但重要的目的是屯垦戍边。兵团要想留住人,只有奉献精神还不够,要极大地改善兵团人的生活水平,这才能留住人。”因此,在姚远、李军垦、黄建疆等人的努力下,当然也是因应总体性的发展观念之变,“一碗泉”呈现出了与此前不同的全新面貌。本乎此,作品结尾处,面对黄花“天边到底在哪里”的追问,姚远才能给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样的答案。这不是答案,而是两代人艰苦创业的具体的现实成果。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三、“这是古代的沙尘暴,它有历史的传承,

亘古不变,野蛮、粗鄙……”

《天边》不仅是两代兵团人的创业史,还是他们融通悠远的历史和地域文化传统,创造新的观念的精神史和心灵成长史。在“一碗泉”,向北极目远眺,可见“天山的冰大阪”,以及“天山的最高峰托木尔峰”,向南,则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向南,在蓝天白云下能看到雪山,那是昆仑山”。在姚远、李军垦、黄建疆等人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沙漠瀚海是既近又远的存在,它就在绿洲近旁,却浩瀚如海,危机四伏,是完全陌生而异己的所在。胡一桂和阿依古丽遁入沙漠之后,便成为“一碗泉”人心目中的传奇。某一日吴之淼与李军垦面朝大漠,思绪翻飞。“胡连长和阿依古丽逃进大漠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到现在一直都不出来。难道胡一桂连长和阿依古丽一直在海市蜃楼中生活?”当胡一桂、阿依古丽与两个女儿突然归来,在“一碗泉”同样引发了诸多猜想,被指派给胡一桂写说明材料的李军垦更是对胡一桂一度居身的村庄兴趣浓厚:那里应该与世隔绝吧?这成了李军垦想找到的所谓“世外桃源”。李军垦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在后来的日子里,“特别是在读中专期间,在图书馆疯狂地查阅资料,他希望有朝一日到这个村庄隐居”。如果说少年时期的李军垦时常萌发的隐居之念是其特定出身使然,成年后他对达里雅布依依然未减的浓厚兴趣则表明其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直至结尾,李军垦此举并未实现,这既是达里雅布依遥不可及,亦是其与吴珍结合之后,于沙漠之中创办“天边”客栈,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实践,完成了类乎达里雅布依的生活创造。对李军垦而言,“天边”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是否再寻找真正的达里雅布依的所在,已无关紧要。

早在少年时期,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便在沙漠中得以与天地之大美相遇,也曾因缘际会获得来自历史和自然的礼物——姚远得到的是一只陶罐,黄建疆得到的是红柳棍,李军垦得到的则是一块石头——三者皆是来自沙漠,抑或大自然的馈赠,也都在三人未来的生活中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李军垦的石头后来被改行做玉石生意的马支前看中,为他换来一辆二手吉普车,也间接启发了李军垦将自家居住地建设成为天边客栈的动念;自小便颇为邪性的黄建疆则用红柳棍做了数件叫人侧目之事,其命运走向也因之改易;姚远的陶罐隐含的秘密多年以后才被揭开,那原是古人储存食物之用,千余年前的莲子在研究者的努力之下重获生命,姚远特意为此写了一篇名为《西域花开》的文章,详细叙述莲花在中国流播的历史,以及其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重要意义:“莲花在西域的传播不仅是一种植物的自然扩散,更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西域的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之一,被广泛种植在佛教寺院中。”莲花不仅具有形而上的文化寓意,还具有具体的现实用途。“蓬勃的莲花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美的花朵,还会生出莲蓬,产莲子,根部生莲藕。

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充饥,也是美味。这对于农耕文明的大中华来说,那才是顶顶重要的。那时候西域水网密集,无论在楼兰还是在龟兹,都是真正的鱼米之乡。莲花盛开的塔里木河畔,是真正的塞外江南。”从马富贵、姚桂喜、胡一桂等“疆一代”到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疆二代”,他们因应具体的生活环境之变而不断创造“一碗泉”新生活的希望愿景,虽不能说与莲花盛开时的塔里木河畔风景相关,却也在多重意义上表征着“一碗泉”之“新”,在千余年的荒凉之中,重现古代美好状态的重要意义。也因此,姚远文章结尾有如下感慨:“古莲花开,带着古代的情调和想象力,开成了一个千年的故事。这穿越时代的绽放,再一次迎来了一个盛世中国。”

姚远的陶罐和其中珍藏的千余年前的莲花籽的重现生机,因此成为“疆二代”的现实创造接通古典传统的重要象征。如前所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虽在“一碗泉”边,年少的姚远、黄建疆、李军垦即便对大漠满怀向往,却也极少进入。沙漠瀚海蕴含并显发的天地之大美因此多在他人的叙述所形塑的个人想象之中。此后经年,随着“一碗泉”现实创造的发展,尤其是广泛种植棉花之后新生活的蓬勃展开,沙漠瀚海背后所表征的古典传统的丰富面向渐次显现,且逐步融入“一碗泉”的现实创造之中。不仅如此,黄建疆、姚远等人的努力亦与“一碗泉”地域风土关联甚深。那是在采摘棉花休息的空闲时间中,黄建疆在巴扎上偶然结识的民族老乡阿迪力和他的羊缸子(妻子)吾拉姆铺开了地毯,并非为了休息,而是拿起手鼓敲了起来。随着手鼓、都塔尔、热瓦普等乐器声音响起,大家开始跳舞。“阿布拉的巴郎子也上场了,跳得神采飞扬。阿迪力的羊缸子吾拉姆也起来了,她一会儿和女儿对跳,一会儿和迪亚尔对跳。一大一小,诙谐优美。吾拉姆的衣衫虽然破旧,却因为舞蹈有了神韵。

”也因为劳动,因为劳动所创造的“合作”关系,黄建疆等人和民族老乡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共同营构了教人神往的境界。此境如《礼记·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的魅力还不仅止于此,托喀依乡的年轻人阿扎提“居然吹了一种没有喇叭口的唢呐”,其音“如泣如诉”,叫人心动。对音乐所知甚少的姚远从曲音信中得知,这种被阿迪力称为“巴拉曼皮皮”的乐器便是龟兹筚篥。其来有自,可谓源远流长。“龟兹乐直接影响了从大汉到大唐的宫廷乐。李隆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大量地糅进了龟兹乐的成分。”其时对地域文化所知甚少的姚远由此理解,缘何“这些老乡在田间地头随时都带上乐器,休息时随时跳麦西来甫。原来自己的所在地正是大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的龟兹国。”此后,姚远开始真正关心脚下的土地和它源远流长的历史,也由此显发“天边”的另一层意义。如姚远面对黄建疆的疑惑时所言,“我就是对脚下的土地好奇。两千多年前的过去虽然也远在天边,可它又近在眼前。比方:我吹的这巴拉曼皮皮,一查字典叫筚篥。它是龟兹乐的重要乐器。我用它吹着现代的乐曲,一下就找到了感觉和调调,这相当于和古代通气。”

全书核心近乎“肃剧”——无论疆一代、疆二代的现实生活创造皆堪称艰苦卓绝,其精神和现实意义亦皆是深远。但肃剧之中,亦不乏谐趣。谐趣类乎谐剧,乃是于诙谐、幽默等等虚拟灵动之笔,表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中之“轻”,抑或肃然之中的喜感。此如阎晶明论张者小说的美学风格时所言,虽为兵团题材,“兵团的往事如此复杂,如此动情,浪漫中又有悲情,奋斗中不无辛酸”,但《老风口》中“仍然可以看出张者按捺不住的嗜好,那就是想来一点轻松与喜感,但他又很好地控制着自己,努力地,同时也是自然地完成一次认真、严肃、庄重的关于重大历史、重大题材的叙述”。

《天边》亦是如此,宏大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牵涉的人与事、人与天地自然的往来堪称浓烈。如何处理人与自然,抑或天人关系,亦是书中人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张者的实感经验论,沙漠瀚海所表征之大自然的伟力叫人惊叹,亦是人事创造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面对大的自然环境改变,人类无能为力。就像蚂蚁垒窝,一个小孩子随手一碰就可能倾巢覆灭,这是宿命。人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只能和天达到一种平衡,不能胜天。这样写反映了我的自然观、世界观。我写人和自然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人不可能胜天,必须和自然达成和谐。所以小说结尾写到撤退,写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非常脆弱。”正是在自然环境所致的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中的人事创造,愈发显现出人的智慧、精神以及创造生活世界的哪怕有限的开拓的重要意义。

如何创造天地人和谐的生活世界,正是古典思想中天人观念的要义所在。所谓的天人之际,正是明了天人的分际,明了天之界限和人事的局限,在有限中尽可能抵达无限的不息的奋斗精神。或觉过分铺陈现实创造的困难,人事的艰辛和悲壮过于沉重,《天边》于庄重、严肃的现实生活中,时常有富于谐趣之笔。如被称为黄老邪的黄建疆多年间持续不断的邪性邪行;尚处于少年时期的李军垦、姚远等人偶然的调皮之举;摘棉花的劳作过程中黄建疆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幺妹的情感往来等等,皆如茫茫荒漠之中偶起的尘烟,飘忽不定,叫人心惊,却是转瞬即逝,无伤大雅。《天边》因此庄谐互现,妙趣横生,于形而下的生活之“重”中显发人之精神创造所开显之形而上之“轻”。“诗”与“史”,“天”与“人”辩证交响之命意,正在此处。

那个古名为筚篥的巴拉曼皮皮抑或其他带有鲜明的地域和文化特色的乐器声音响起,一种浓重的,几乎瞬间可以和千年文化、千年之前的人们心意相通的虚拟空间随之生成。在这里,漫长的时间的推移并未改变音符所持存的精神空间的整合意义,不同背景的差异也不能成为彼此的阻隔,借此弥漫的声音所打开的精神世界,人们心凝神释,翩然起舞,瞬间里生活于共在的世界,外部的分际退居其次。一如红柯《少女萨吾尔登》中蕴含丰富之精神意义的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十二支萨吾尔登舞徐徐展开之后,深陷肉身的苦痛之中的修理工周健已然颓靡的内心得以疗救。“在周健与张海燕‘共在’的世界。他们沉重的肉身无论置于何地,精神总会因《萨吾尔登》的存在而获致无上的超越性的幸福。在与万物和谐交融的那一瞬间,似乎可以齐生死、等贵贱,把人世间诸般普通障碍纠葛全然抛弃。他们相吻相拥,独立构成一个世界。

《萨吾尔登》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周健便如荷尔德林所说,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因此上,那临近结尾处的沙漠瀚海之行,在全书中显发极具象征性的重要意义。那时,因对龟兹音乐的浓厚兴趣,曲音由四川来到新疆。姚远为她安排了一次颇具意味的沙漠瀚海之行。同行的有黄建疆、阿迪力和他的羊缸子吾拉姆,黄建疆的干儿子哈迪尔,胡一桂的女儿吉给黛古丽和买买提,玉茹克古丽和阿扎提,彭红柳和伊力哈木,玉山江和阿孜古丽,彭新军和图雅,阿布拉和阿娜尔汗等等。阿扎提善吹巴拉曼皮皮,伊力哈木能弹都塔尔,玉山江弹热瓦普。如是安排,别有意味,“基本上是带了一个歌舞乐队”。此番大漠之行,叫曲音眼界大开。她看到了“旷野有一种野性的美”,“让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她还见到了“睡胡杨”:“那片睡胡杨有上千亩,一眼望不到边。树成为雕塑,静默地竖立着,集体缄默就像正在思考。那些右岸低洼处活着的小胡杨林,就像离散的孩子,犹豫地回头张望,孤戚地望着家族的死去无能为力。”她还有幸见到野骆驼群,吃到了“飞天烤鱼”,阿迪力擅长的库麦琪……一行人在湖边“歌舞升平”,“舞蹈伴奏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配合着特有的乐器,那种喜悦和忧伤能让天上的雄鹰停止飞翔”。“欢呼、悠扬、激越的音乐响彻在广袤的塔里木盆地。”如是情景,让奋力挖掘肉苁蓉的姚远心中激荡。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遇到了沙尘暴。那沙尘暴如一堵墙,从远方逐渐逼近,气势撼人。

“这是古代的沙尘暴,它有历史的传承,亘古不变,野蛮、粗鄙,没有教养。大漠中的沙尘暴到来时往往无声无息。它会形成一道沙墙,然后向你迫近。那沙墙密不透风,即便是历史的长河也无法穿越。”让人心惊的沙尘暴或许象征着古与今的相通,源自龟兹的巴拉曼皮皮及其他乐器营构的精神世界则融汇着不同族群的足以瞬间心意相通的共同体意义上的精神空间。沙漠瀚海了无边际,沙尘暴来去无踪,而音乐及其所持存开显的世界却随时、随处可见。它不仅为姚远赢得了曲音的爱,为彭红柳和伊力哈木,也为彭新军和图雅营构了相爱相亲的独特空间。它与达里雅布依一般,是独异的精神空间创造的重要依凭。它的存在表明过去未去,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皆不足以成为各民族之间的阻隔。它如沈从文眼中的杂文物,可以成为“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历史虽远,却因之“如相连续”,而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一当巴拉曼皮皮抑或其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的乐音响起,一种足以消弭普通分际的精神空间瞬间生成,它们与天人之际敞开的宏阔的世界一般,成为《天边》复杂寓意之一种。意义独具,韵味悠长。

四、“那里的人守护着大漠和绿洲的最后界限,

看守着人与神的最后边际”

“一碗泉”的发现本属偶然,一当马富贵等人驻扎下来,进而成为托身之所后,其意义便逐渐稳固。作为兵团人新开垦的居所,“一碗泉”首先具有兵团人身心安居的意义。如前所述,在半个多世纪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一碗泉”的发展模式亦应时而变。作为人之身心安居的“地方”的意义,也渐次丰富。相较于河南、重庆和上海,“一碗泉”便是似乎遥不可及的“天边”,然而在“一碗泉”人看来,沙漠边缘的绿洲常有的“海市蜃楼”,则是另一种富有诗与远方意义的重要意象。时隔多年,已成摄影爱好者的李军垦仍对当年胡一桂连长和阿依古丽一度托身的达里雅布依村念念不忘。从他初步的了解中,这达里雅布依绝非寻常之地,而是颇有些来历:达里雅布依村在大漠深处的克里雅河,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它被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肚脐”,在沙漠的腹地,几乎与世隔绝。“达里雅”意为河流,“布依”意为河岸。达里雅布依,意思是大河沿。这里生活着克里雅人,生在沙上,埋在沙里,一生与沙为伴。他们喝着克里雅河水长大。达里雅布依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那里是楼兰或罗布人的后裔。当时作为丝绸之路南道的一个必经之地,商旅频繁,人流兴旺。随着时代的变迁,丝绸之路南道渐渐沉寂,商旅改走丝路中道,或者翻越天山走丝路北道。达里雅布依村被独自留在了克里雅河畔,大漠的深处,成为一个孤独的村庄。

这个一度商旅繁荣的村庄“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是在1896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寻找汉唐遗址时发现。他惊讶地发现了一片参天的胡杨林,在林中有成群奔跑的野骆驼和羚羊群,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一群人”。那个遥远而神秘的达里雅布依,那个曾被作为类如海市蜃楼的神奇景观的达里雅布依,那个包含着“一碗泉”及其周边数代人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想象的达里雅布依类乎古典诗文中的桃花源,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却是可以寄托身心的所在,可以承载梦想之所。人们自然劳作,循乎四时,身心俱乐,一如《劝农》诗中之境。陶渊明《劝农》诗境,近乎《桃花源记》,其词曰:“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其境类乎《天边》所述棉田劳作之乐。“虽然勤于农事,但没有丝毫痛苦。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农业,勤于农事,方能有和平、充实的生活姿态。”此既属桃花源中人于农事之中体会到的劳作之乐,亦可用来理解《天边》详细叙述棉田劳作的境界与意趣。

颇具意味的是,胡一桂和阿依古丽一度托身的达里雅布依并非李军垦心向往之的,带有极为鲜明的文化和精神意味的独特地方。那个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渊源的神秘村庄并未在书中现身。李军垦似乎也无意深入大漠,去寻找达里雅布依的真实所在。这里面或许暗含着另一层意义,即如前引文字中所述,“达里雅”意为河流,“布依”意为河岸,达里雅布依,便是“大河沿”。大河随处可见,河岸与之俱在,胡一桂、阿依古丽托身的达里雅布依或许正是诸多理想中的“达里雅布依”之一,它们包含着或许未被充分发掘的深厚的历史积淀,包含着人与自然共在所开启的美好境界,包含着人之身心安居的重要意义。

此或属《天边》反复述及达里雅布依,且将之与“天边”的一重含义对照的原因所在。达里雅布依曾是远在天边的理想的居所的象征,然而在数代开拓者的不断努力下,达里雅布依开始不断蔓延,逐渐成为新的生活创造的重要表征。“胡一桂和阿依古丽的故事诱人而神秘,他们一度托身的地方虽然并非李军垦心仪的达里雅布依,却也构成黄建疆、李军垦等人的现实生活创造的重要参照。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而言,黄建疆等人的具体的生活创造的目的,就是将新疆建设成为如达里雅布依一般的美好世界。”“天边”客栈可谓李军垦营构类乎达里雅布依之境的微缩版本。身处其中,李军垦胸次廓然,且怡然自得。其自我造设之境,甚至让行事一贯荒唐的黄建疆艳羡不已。承包一碗泉后,黄建疆计划“在一碗泉盖房子,从连队搬过来住,过一种与世无争的日子”。一如他的兄弟李军垦,“住在果园里”,优哉游哉,自得其乐。李军垦的天边客栈与黄建疆的一碗泉庄园,可解作类如古人造园意义的生活世界的独异创造,虽为特例,却是表征新生活建设基本意义的重要样本。在大漠深处的达里雅布依意义独具,“那里的人守护着大漠和绿洲的最后的界限,看守着人与神的最后边际”。“一碗泉”同样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连接着大地和天空,连接着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却自有其不同于达里雅布依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全书后四分之一处,“一碗泉”融汇作为理想之境的达里雅布依的种种要素,却不同于后者的现实特征逐渐显现。那是在由姚远指挥,黄建疆深度参与的一场军事演习时。此次演习既为防雹,亦为震慑。震慑恐怖分子,维护地方平安。这一重要意义在此后不久黄建疆的一次偶然遭遇中显露无遗。极端分子逃入沙漠,与黄建疆的毛驴巡逻队遭遇,后被生擒。黄建疆此后又偶然发现了极端分子在大漠深处的培训基地,从而为将极端分子一网打尽提供重要线索。书中对此过程的叙述并未展开,然由简单的勾勒中,不难察知“一碗泉”作为边境所承载的重要使命及其危险性。这或许是理解《天边》的又一重要切入点。作者极力张扬生活的“重”中之“轻”,描述生活中的快意甚于艰辛,但四十四连爆破之后扬起的粉尘如烟如雾,状如仙境,实则危害极大。吴之淼之死即属典型例证。再如刘明德为四十四连卖水之事,也写得鲜活生动,用墨甚多,刘明德甚至还因缘际会,娶了吴之淼的遗孀,又因祸得福,被车道远打断的腿治疗之后竟如常人。兵团人的墓地虽被戏称为五十五连,但其中轻松笔调背后隐含的现实之难之痛却不容忽视。“一碗泉”既在与大漠的交界处,亦是边境的所在,因此上,生产建设是重任之一,维持边境安全以及社会稳定更是重中之重。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中,一代又一代人以其崇高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过人的智慧,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姚桂喜、赵秀英、胡一桂、刘明德、姚远、李军垦、黄建疆、阿迪力……他们或许皆属虚拟,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他们或是来自河南、陕西、四川、上海、重庆等地方,或世代居于新疆,他们是将青春的热血和激情奉献给“一碗泉”或者别的地方的成千上万鲜活生命的缩影,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中战天斗地,创造了“一碗泉”以及新疆的美好生活。他们和他们艰难的创业的故事,成为《天边》的核心内容。“我的父辈很多已经去世,长眠在戈壁滩上,他们和胡杨一样睡去了,还会醒来,活在人们心中。”他们也将因《天边》这部书,因这部书所持存开显的文学世界而得以永存。此与扉页所引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天边”正相对应,亦如海德格尔所论,语言乃存在之家。文字跃动之处,混沌转为清晰,天地境界阔大,万物生机充满,大化运转不息,逝去的世界重新被唤醒,无名的事物有了名,那些离去的人物仿佛重获新生,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以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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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收获 · 长篇小说2025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