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与战友分到同一单位，他得罪领导坐了冷板凳，我当上部长

2018年冬天，我们二十几个转业士官站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会议室里，墙上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安置岗位。

基层社区、乡镇街道、市属国企……

我和王楠都选了交投公司。那时候的我们还穿着没有肩章臂章的旧军装，坐得笔直，腰板挺得像在队列里。

宣布分配结果时，王楠咧着嘴笑，用力拍我的肩膀：“老李，咱们又在一块儿了！”

报到那天是正月十六，年味还没散尽。

交投公司的大厅铺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前台姑娘穿着合身的职业装，说话声音又软又轻。

我们俩踩在地板上都有些小心翼翼，生怕作战靴的鞋底会划伤这光亮的地面。

人力资源部的领导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时喜欢用手指轻点桌面。

“李卫国同志去党群工作部，王楠同志去综合部。你们都是部队锻炼出来的优秀人才，要尽快转变角色，适应新环境。”

转变角色。这四个字说出口只要一秒钟，做起来却像攀登一面没有绳索的岩壁。

党群工作部在十一楼，朝南，阳光充足。我的工位靠窗，可以看见楼下的小花园和更远处车流不息的街道。

部门主任是个温和的女同志，姓赵，说话总是带着商量式的语气：“卫国，这份材料你看看？”

“卫国，下午的会议你参加一下？”

我开始学习写那些绕来绕去的公文，学习在会议上发言时先说“在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学习把“保证完成任务”换成“我尽力去落实”。

起初像是嘴里含着石头说话，后来渐渐顺畅，只是夜深人静时，偶尔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有些陌生。

王楠在十楼的综合部。他性子比我更直，嗓门大，笑起来整个办公室都能听见。

有次我去找他，还没进门就听见他的声音：“这文件格式不对啊，在我们部队，这种错误是要……”

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同事互相交换着眼神。

王楠站在打印机旁，手里捏着几张纸，脸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收起的、在部队时那种发现问题就要立刻指出来的神情。

“慢慢来。”后来我对他说。

我们站在公司楼下的吸烟区——王楠转业后才开始抽烟，他说有时候手里没个东西抓着，心里空落落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缓缓飘出：“老李，我就是不明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怎么到了这儿，什么话都得在肚子里转三圈才能说？”

我没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让话在肚子里转圈。

学习如何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写成“针对上述情况，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学习如何在会议上既表达意见又不显得咄咄逼人；学习如何听懂那些看似平常的话里隐藏的意思。像是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而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转折发生在王楠到公司的第七个月。

那天下午，我从市委开会回来，刚出电梯就感觉气氛不对。走廊上几个同事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看见我，立刻散开了。

我走回办公室，听见隔壁工位的小姑娘压低声音说：“……直接就让去管档案室了，说是工作需要……”

我心里一沉。推开综合部的门，王楠的工位已经空了。电脑关了，桌面上干干净净，只有那个军绿色搪瓷杯还立在角落，杯里还有半杯没喝完的茶。

赵主任后来悄悄告诉我原委：董事长办公室来了位女客人，气质很好，看样子和董事长很熟。

王楠在走廊上遇见，回到办公室随口说了句“董事长那儿来了个漂亮女同志”，正巧董事长路过门口，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

“其实也不全是那句话的事。”赵主任推了推眼镜，“王楠这孩子，太直了。上次副总经理主持的会议，他当面说方案考虑不周。上上次，他嫌综合部采购的办公用品价格高，直接找到后勤处……”

她叹了口气，“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啊。”

档案室在地下室一层，终年不见阳光。

我下去找王楠时，他正站在一排高大的铁皮柜前，手里拿着本泛黄的登记册。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睛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熄了火的炉子，还冒着烟，却没有温度。

“挺好，”他说，声音在空旷的档案室里回荡，“清净。”说完继续低头整理那些蒙着灰尘的卷宗。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微驼的背影——在部队时，他的背总是挺得最直的那个。四百米障碍他能跑进一分五十秒，单杠二练习能拉三十个。现在他的手指拂过纸张边缘，动作轻得像是怕惊醒什么。

我升任党群工作部部长是2020年秋天。任命文件下来那天，我在办公室坐到很晚。

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橘红色，让我想起在西北演习时见过的、那种辽阔得让人心慌的晚霞。手机响了，是王楠发来的短信：“老李，恭喜。”只有三个字。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回复：“晚上一起吃饭？”

我们在公司附近的小馆子点了几个菜，一瓶白酒。王楠喝得很快，两杯下去，话才开始多起来。“老李，你说咱俩一起入伍，一起转业，怎么就走成两条道了？”

他盯着酒杯里晃动的液体，“我不是嫉妒你，真不是。我就是……就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想想这些年，觉得憋屈。”

我给他倒满酒。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档案室的工作清闲到近乎虚无，每天就是整理、归档、借阅登记。

那些曾经在演习场上制定作战方案、带领士兵冲锋的头脑，现在用来记住哪份文件放在哪个柜子第几层。

有一次我去借阅旧档案，看见王楠在给一本1998年的工程预算册贴标签，他的动作一丝不苟，侧脸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专注。

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痛楚——不是为他，是为我们所有人。为我们必须把曾经的自己折叠、压缩，塞进一个可能并不合适的容器里。

“你还记得咱们刚入伍时的班长吗？”王楠突然问。

我点头。那个山东汉子，嗓门大，心肠热，训练时能把人骂哭，夜里又会悄悄给新兵盖被子。

王楠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他说过，军人就像螺丝钉，组织把你拧在哪儿，就在哪儿好好待着。我现在，”他顿了顿，“也算是颗螺丝钉吧，就是锈了点。”

我没有告诉他，当上部长的这两年里，我学会了更多。学会了在班子会上如何平衡各方意见，学会了接待上级检查时如何既展示成绩又不显得炫耀，学会了处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如何守住底线又不至于碰得头破血流。

党群工作涉及思想、组织、宣传，需要的是耐心和智慧，而不是冲锋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翻译，把党的政策、公司的决策“翻译”成职工能听懂、能接受的语言；也把职工的诉求“翻译”成规范的报告和提案。

这工作需要另一种勇敢——不是炮火中的冲锋，而是日常中的坚持。

去年春节前，公司组织慰问退休老职工。我带着工会的同志去一位老书记家。

老人八十多了，精神还好，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过去的事。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突然说：“小李啊，干党务工作，最重要的是心里得有杆秤。什么能妥协，什么不能，你自己得清楚。”

电梯门关上，我靠在轿厢壁上，反复咀嚼这句话。那杆秤，一头是原则，一头是方法；一头是过去的自己，一头是现在的责任。

今年春天，公司承建的跨江大桥通车。剪彩仪式上，董事长让我负责接待几位老领导。

站在桥上，江风很大，吹得人几乎站不稳。王楠也来了——档案室全体人员都被安排来参加活动，他站在人群边缘，穿着公司统一定制的深蓝色工装，背依然挺着，只是站在那儿，就有一种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孤独。

仪式结束，人群逐渐散去。我找到王楠，他正趴在桥栏杆上看江水。“这桥真不错，”他说，没有回头，“咱们刚来那年，这里还只有轮渡。”

我们在桥上站了很久。江面上的货轮拉响汽笛，声音悠长，让我恍惚间觉得像是听见了部队的起床号。

王楠突然说：“老李，如果我当初也像你一样，学会转弯，现在会不会不一样？”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想了想，说：“不是转弯，是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式。”这话说出口，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环境改变，当曾经的技能不再适用，一个人该如何自处？是固执地保持原样，哪怕碰得头破血流；还是彻底抛弃过去，变成另外一个人？

或许还有第三条路：带着内核里最珍贵的东西——那份忠诚、担当、责任心——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就像河流遇到山岩，不是停止，也不是硬撞，而是绕行，但始终向着大海的方向。

“我后悔的不是别的，”王楠终于转过身，眼睛在阳光下微微眯起，“是觉得自己把最好的年岁，浪费在了最不值得的情绪上。”

他用了“浪费”这个词。我心里一紧。他继续说：“档案室窗户外头有棵树，我看了它八年。春天发芽，夏天茂盛，秋天落叶，冬天光秃秃的。我看着它，就像看着我自己。”

那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写年度党建工作总结。键盘敲击声中，我忽然明白了这些年来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但有的路走得从容，有的路走得艰难。

我和王楠，我们带着同样的烙印走进这个地方，一个在碰撞中学会了对话，一个在碰撞中选择了沉默。没有哪一种选择更高级，只是不同的应对方式结出了不同的果实。而所有的果实，无论是甜是涩，最终都要自己品尝。

窗外的夕阳又要落下去了。这座我们参与建设、却常常无暇欣赏的城市即将亮起灯火。我保存文档，关掉电脑，拿起衣帽架上的外套。经过档案室所在的楼层时，我特意停了一下。门缝里透出灯光，王楠应该还没走。

我想敲门，手举到一半又放下。有些路终究要自己走，有些坎终究要自己过。就像部队里常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而真正的战士，是在认清现实后依然选择负隅顽抗，或是在迂回中积蓄力量。

电梯缓缓上升，镜面墙壁映出我的脸。这张脸已经不再年轻，眼角有了细纹，鬓角也开始泛白。但我还能从这双眼睛里看见十八岁那年，在新兵连的操场上，迎着凛冽的北风站军姿的那个少年。

他一直在那里，从未离开。只是学会了在需要的时候挺直腰板，在需要的时候微微躬身——不是为了低头，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脚下的路，走得更稳，更远。

电梯门打开，大厅的灯光倾泻进来。我走出去，脚步踏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坚定而清晰的声响。这声响回荡在空旷的大厅里，像是某种回答，又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永不磨灭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