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周一良

一

“文革”结束之后，周一良对“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梁效”事件有一些回忆，他说：所谓的“梁效”,是由8341部队的干部和北大、清华两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教师组成的，总共有30余人，除了写作组之外，还设有研究组(即注释组),后者多是一些文史专业的老教授，他们的任务是为因眼病无法阅读、只能听读的毛泽东注释古籍词语。至于被选入的这些学者，用周一良先生的公子周启锐的话说：“这是没学问的干不了，不服帖的还不可用，只有这种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抄家退还的存款也全部上缴党费、就剩下一条命也已肝脑涂地了的学者，才能接受如此光荣而特殊的任务。”(《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尴尬人生》)也是因此，“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任务”(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当然了，选入与没有被选入，也是有原因的。

在“批林批孔”之前，周一良曾撰写有一篇《关于柳宗元 <封建论> 》,刊登在《北京日报》,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于是又被转载在《红旗》杂志；此外，当时有点名气的《诸葛亮与法家路线》一文，也出自周一良先生之手。到后来1974年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周一良更担任了一个主讲的角色。从他当时的发言来看，很难让人相信，以下的语言竟出自于这位陈寅恪先生看好的历史学家之口，如：“从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鬼花招，可以看出他跟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孔老二是一脉相承的两面派。”

周一良此后又被选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再后毛泽东逝世，他又被列入治丧委员会，并参加了“守灵”。据说在“四人帮”的组阁名单中，还有让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传闻。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以上的“荣幸”,不久之后就变成“耻辱”了。后来周一良先生撰写《毕竟是书生》,其中是这样回忆的：“‘四人帮’倒台，万众欢腾，群情奋激，不少人形诸歌咏以表达鞭挞的心情。我辗转读到文学所舒芜先生的《四皓新咏》,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据云：以后唐兰、王利器先生皆有和《四皓新咏》之作，足窥当时人心大快、敌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还自称：他在“文革”中有三件公案，即“四皓新咏”、“乞活考”和“无耻之尤”。)当年舒芜所做的《四皓新咏》有句云：“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莞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这一节，说的就是周一良。

至于《四皓新咏》的来历，据说是传闻“梁效”成员被审查期间的一天，几位文史学者程千帆、舒芜、周绍良等在一起议论，程千帆提议为“梁效”成员作诗立传，于是舒芜下笔，草成《四皓新咏》,随即程千帆等应和，随之又有王利器、唐兰等先生的唱和。

王利器的《和新四皓》,分为四阙：“河南佬”、“苏北生”、“徽商”、“福建子”,暗指冯、魏、周、林“四皓”,其曰：“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盗丘女谒启宗风，国子先生一脉通。若问当年齐楚事，是咻是传大江东”;“回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一部宫闱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闲扯说楚辞。自古谈诗无达诂，腐儒集注有朱熹。”

唐兰的《和四皓新咏》,其云：“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耳畔缪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濯缨濯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鹉岂识羞”;“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

又据《毕竟是书生》一书中的回忆：周一良因“梁效”问题受到审查后，1976年11月下旬，他在抽屉中发现了一封家人拆开后又藏起来的信，该信的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下署“一个老朋友”,而一张信纸只有毛笔书写的四个繁体大字：“无耻之尤”,周一良从繁体字和“道兄”的称谓，推测是一位老先生(启功或孙毓棠)所为。若干年之后，魏建功先生去世，其公子魏至告诉周一良，当年魏建功也曾接到过类似的匿名信，且署名亦相同，信的内容也只有五个大字——“迷信武则天”。当时魏建功父子还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比对了字迹，推断是启功先生改变字体所书。魏建功遂一怒之下，把启功此前所赠书画一撕了之，周一良也中断了与启功的交往。此后，经过解释，两人方释然。

以上诸人之诗和四字之案等，就“四皓”的“历史”与“现行”的种种瑕疵申论，曲尽了当时人们对“失足”的帮派文人的轻蔑与不屑，至于其中的具体“情节”,也就是当时所传闻的：“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余杰《心灵独白》)当然，其所述事实与程度等等，也就容有不符了。

二

1980年，北大党委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定谳，用北大新一代的学人陈平原的话说是：当年的“梁效”,其“主事者当然罪责难逃，但一般参加者不一样，一方面是外在的压力，一方面自己也有私心，当初江青点名要谁进，绝大多数人真是受宠若惊。不是说不该反省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为何如此软，而是希望更多关注制度上的问题。关注大的政治背景，同时也不推卸个人责任，只是不纠缠于历史细节”(《当代中国人文观察》)。这里，是指从“历史条件”即具体的历史场景出发，“主事者”与“被动参加者”当然应有区别，但虽说后者“没有责任”,如果从反省的角度，还是可以讨论和自省何以如此等的问题的，庶几这与制度或体制、责任与伦理等等，也不无关系。

于是，相比较于“梁效”成员中的其他学人，甚至是冯友兰，后来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评说，周一良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焦点。之所以如此，如冯友兰先生是事后认真思考和忏悔了的(当然，如果具体而论，则还未达到西方文化精神如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的那种地步),其他几位则当年陷得并不深，也就容易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消失；至于周一良先生，由于他曾是中国历史学界不多的几位“骄子”之一，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表现不凡(借用也是“梁效”成员的范达人的回忆：所谓“梁效”中的“北大四老”,即后来被人称为“新四皓”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其中，“一良先生似比较积极，还担任‘梁效’党支部委员，写过柳宗元《封建论》政策性的论著”),特别是他事后又写了一部记述这一过程的《毕竟是书生》(以及多种集子，如《周一良集》、《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等),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周一良先生还不时对舆论的评论多有表态，大概由于周一良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因而“他深知斜阳古柳之下、负鼓盲翁口中身后是非的似是而非，一心要凭一己之力去解释、证明、澄清”(韩敬群《不了之情，以情了之》)。于是，这就如同干柴烈火，引起了种种的争议。

三

在1998年第8期的《读书》上，周一良继《毕竟是书生》一书出版后又发表了《还想说的话》,文章就其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说”了一些“改变”了“想法”的“话”,即对本来就没有任何赢家的“文革”,“红卫兵”也好、被批判者的自己也罢，都应取因“信神”而“上当”的“宽容”,而且主张“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甚至还可以“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至于在那场后来回忆起来真是匪夷所思的“大革命”里，周一良认为是只有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是“从来不信‘神’,也从未上当受骗。他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

晚年的周一良，经常提到的人物就是陈寅恪。我们由此可以揣度：他的心情是复杂和苦涩的。

不过，自古以来人们月旦、品藻人物，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仰视，这主要是出于其同人或门生、弟子等，这也是人之常情；二，则是俯视，这主要出于史家之眼，因为他(她)或者与其所论之具体的历史人物已经有了隔世的“距离”,或者能够站在一个相对的高度来观察人物；三，所谓平视，即陈寅恪先生曾提及的持“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这尤其可用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当然，也就往往不易。由周一良问题引发的风波，无疑主要就是最后一种情况。

1999年第6期的《读书》发表了陈来的《史家本色是书生》,此文对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作了一个回应，即所谓“了解之同情”。文章追述了周一良作为“史家”的功德，同时对其为人处世和出处大节的“本色”即“书生”也予以了基于“了解之同情”的揄扬；至于人们对周一良在“文革”中的若干表现的非议，陈来将之与其恩师冯友兰并论，取“视界相融”的观照，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乃至“西子蒙不洁”,以至“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即“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文章发表后，当年《读书》第9期很快就有了周一良为之欣然的文字，他称陈来的文章“高屋建瓴，论证严密，通情达理，深为佩服”云云，至于对《毕竟是书生》“个别书评的论点”,他倒是“不同意的”,甚至“一笑置之”了。

一些读者随之感到某种警觉或不安。上述两个“特殊”、一个“常情”,或者这就是“同情之了解”与“臆议”的区别，但是陈来没有“具体”区分“文革”之初人们基于“信‘神’”的虔诚、随大流与“文革”末期“神”已不“神”之后(如“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批孔”和“批周公”的运动)人们的冷漠和反抗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没有“具体”区分此种情势之下，如周一良教授等人的被动选择是否合理，抑乎是否可以以常情揆之。

接下来，陈来又批评时论有“跟着时下的某种风气随意指摘过去的人事，是最轻易不过的，也最易流为标榜”,他痛慨之余，还以为“正确理解历史和历史情况中的人”,莫过于“必须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这才是“知人论事、通情达理”的评判准则。一些读者却认为，尽管这其中有许多的“具体”,但这“具体”从当时来说，却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构成“具体”,否则也就没有了马寅初、梁漱溟、顾准甚至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与冯友兰、周一良等人的区分了，当然，这或许就是徒有意气的“流为标榜”了。

其实，问题是归结到了“书生”二字。读周一良或陈来的文字，落脚点都不外乎一个“书生”。那么,什么是“书生”?“毕竟是书生”抑或“书生意气”?有意思的是，陈来在此前的1998年第10期《读书》有一篇煌煌大论——《谁之责任?谁之伦理?——从儒家伦理看世界伦理宣言》。是不是可以说，对周一良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之了解”,是可以从“亚洲价值”中得以解释呢?这比如说“社会和国家比个人重要”等；而“亚洲价值”,如果说它是“亚洲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视界融合中所发展出来的价值态度和原则”,它也一定容纳有普适的人类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分，这又如这篇文章中所引述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的固有的尊严的充分实现，一切人本质上不可让渡的自由与平等”等等。

所以，由周一良问题引发的讨论和争论，是既有“具体”的“大的政治背景”,同时也有“个人责任”可言，否则这就是一个“假问题”了。

四

“文革”结束之后，病中的谭其骧先生给周一良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说：“吾兄自五十年代以来，虽声名洋溢于一时，然论学术上成就，窃以为转不如解放以前，其故当由于改行不得当，非业务活动太多之故。入七十年代再改为搞‘儒法斗争’,则不论出于被动主动，总之是大错特错。”此后，在众多关于周一良的文章中，要说最为肯繁的，所谓知父莫若子，还是周启博的一篇《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

与谭其骧先生的遗憾相似，周启博评论其父说：周一良“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侪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时，在中年以后被社会环境压倒，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做高于学术甚至家庭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神’即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被同一个党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

这一反思，又要提到当年的“前辈”学人陈寅恪，因为后者成为另外一种“典范”。

周一良先生出身名门，学殖深厚，早年曾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师从邓之诚、洪业、陈寅恪诸大师，特别是曾得陈寅恪先生的厚爱(1942年，陈寅恪在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时人曾以为他将是陈寅恪先生的事业继承人，即“很多人说他最有资格继承陈寅恪先生的衣钵，从他早年著述所反映的天赋、学养来看，此言并非过誉”(张帆《六次谒见周先生的回忆》),但到了后来，陈寅恪对不啻是“易帜”的周一良深感失望了。当然，那时的周一良也无法理解“文化遗民”的陈寅恪了，因此，陈寅恪视其为“曲学阿世”。周一良后来虽表示“对此不仅毫无怨怼情绪，而且充满理解和同情，毫不因此而改变对陈先生的尊敬与感情”,并且写了《向陈先生请罪》的文章，然而两人毕竟有了无形的隔膜。这在周一良看来，就是“他作为‘文化遗民’的种种表现与行动的是非评价，则又当别论”。所谓“又当别论”,可分两解：一是依人见解，如公开出版的《毕竟是书生》之类；二，则是私下的体会，如周一良致余英时书信中所称：陈寅恪之所以为“文化遗民”,“实寅老思想(如吴雨僧所认识)发展之自然结果，不必为寅老讳也”。至于“一良向读寅老晚年著作，有两疑问：一，考据著述中何以一再犀入表达自己思想感情之词语以及诗句；二，晚年不总结魏晋隋唐史研究成果，可以驾轻就熟，水到渠成，而费惊人之毅力追寻钱、柳事，用意究何所在”,及至他读了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之后，遂恍然为“久蓄之疑得以冰释，不禁称快!”(余英时《“陈寅恪热”的新收获》)

显然，历史绕了一圈之后，晚年周一良对晚年陈寅恪的理解，应该是“同情之理解”了。这种“同情之理解”,用逯耀东的话说，就是陈寅恪和他的父亲陈散原先生一样都自觉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他对所经历的任何政权都白眼相看，不加青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无法完全和政治绝缘，但在儒家价值系之中，早已有明确的划分，就是兼善和独善，也就是出处的选择，将自己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一申治平之志，或蝉蜕尘嚣之中，自置于寰区之外，和政治保持某种程度的疏离，仍然可以自我选择的”(《旧营垒过来的人》)。于是，当晚年陈寅恪出于文化的选择(他并非是“政治遗民”,这又如吴宓为捍守文言而对当局心存愤恨一样。可参见《吴宓日记》的续篇),抑或为了捍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时，他自然地会作出这样的一种选择。周一良对此虽然有了“同情之理解”,可他自己却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这也就是他对《毕竟是书生》一书出版后的种种议论屡屡加以辩难的心理动机。因此，周一良“毕竟”不是陈寅恪，或者说，晚年周一良的反省或忏悔是不彻底的，尽管他也热读过像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等，并且意识到历史上“有些事是要重新认识”的，以及感慨自己“除了这套房子，这辈子还剩下什么呢?”(郭熹微《哭周师》)这又如有论者所说，晚年周一良开始了某种回归，如谢泳以为“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并向陈寅恪、胡适“请罪”(后者见之于他的《追忆胡适之先生》一文),或者以为这“是书生自我释负的有效办法，对周先生的心境很有好处，等于又卸下一个包袱”(田余庆《周一良先生周年祭》)。然而，不合逻辑的却是：何以周一良可以向前辈的陈寅恪、胡适“请罪”,以及对同侪的谭其骧表示：“然为评法批儒鼓噪，尽管不预闻阴谋，终乏科学良心，此一纸四字(指“无耻之尤”)还是永远为诫也。”(葛剑雄《最难评说是书生》)但他却对一些批评者表示了“不屑”、甚至是“一笑”而已呢?或者，他真的是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无话可说”(郭熹微《哭周师》),那么,除了“非设身处地”感觉不到的“强大和可怕”的“外在的压力”(谢泳《周一良毕竟是书生》),以及在这种“压力”之下“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又为什么“无话可说”呢?

对此，有人这样解释：这一，所谓“清议”(以沙叶新写的《“书生”乎?“梁效”乎?——评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最为严厉)往往是高论，专捡“软柿子”拿捏，“他们高悬的道德准绳似乎只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你看那些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何曾受到过‘清议’的道德拷问?”因此，“该忏悔的首先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诅咒的，是那种逼良为娼的政治环境”(刘浦江《书生本色》)。二，于是，这些“清议”不啻是苛论，而“现在仍然还有，而且数量不少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脑袋仍然寄存在不知所云、不明所以、不识所谓的疯狂岁月里的，坚持以先知加烈士的标准要求一良先生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的那些高尚君子”(钱文忠《“毕竟是书生”》)。至于周一良生前给自己定位的“书生”—一介书生，也有论者以为：“自古以来，书生们的命运便颠簸莫测，难免被摆弄、被排挤，被帝王将相们忽加诸膝，忽弃之渊。……可是，对‘书呆子’必定都要以天下相绳，要他们未卜先知政治迷宫的每一个暗道、夹墙和出口吗?”“确实，书生们研讨政治史时辨析毫发，可是未必真就懂政治，也不会趋利避祸；而政客们凭借政治经验反能洞悉底蕴，且如鱼得水，总是全身而归。”(阎步克《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或以为“谴责周先生政治气节的人都是史学界以外的学者，说实话，他们对周先生实在缺乏了解”(刘浦江《书生本色》)。事实却是“先生没有在‘文革’中‘玉碎’,但蒙受了鲜为人知的痛苦和委屈，也实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超越”,而“人们对‘文革’中过来的知识分子，有时有一种不近情理的道德苛求”(夏麦陵《如沐春风中》)。

其实呢，辩难的双方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分歧，如果是以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的体会而言，“书生”当然不免会在政治势力的捏揉打压下示人以“书生”的窘相，所谓欺之以方，或者“书生读书多了深了，读通了透了，就要独立思考，常不免傲上乃至犯上，乃至罹祸又可能转而惧上乃至媚上”(黄宗江《书怀“书生”周一良》)。这里，周一良等“书生”(包括写了《四皓新咏》的舒芜),都可以与陈寅恪等“书生”共同比较一下，借此得出“书生”们处世的经验之谈。因为，周一良先生的经历毕竟不是孤例，“周先生建国后升沉隐显的人生道路其实折射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他的‘梁效’经历也无非是重现了中国文人无计逃脱‘御用’的规律，并不足指为诟病”(韩敬群《书生襟怀，史家卓识》)。

五

如此说来，“大的政治背景”的荒诞不经，以及“毕竟是书生”的“尴尬人说尴尬”,如果落实到“个人责任”,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它在一个某种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度的某种缺失。

周一良先生后来读钱竹汀《自题像赞》之后，“略改数字以自况”,即“教登二级，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书，不为不富；研考文史，不为不勤。因祸得闲，豁达自安，既仕则隐，党之驯民”。他还取林肯之语为对联：“处事当用复杂脑，待人应以单纯心。”又以明人赵世显“松亭晤语”为警句：“大丈夫可使人亲，不可使人狎。可使人爱，不可使人媚。可使人敬，不可使人畏。可使人相忘，不可使人忽。可使人倚赖，不可使人假托。可使人推崇，不可使人忌。”以及在读了王文韶的日记之后写道：其人“柔媚无风节，罕持正义，时论颇讥之，更事久，明于趋避，遇事但持大体，有‘琉璃球’之目，巧于应付”。这些文字当中，都包含了古人的人生体会和“大智慧”,也有周一良自己对它们的咀嚼和反思。

其实，周一良的心路历程是隐约可见的。1949年之前，他是衣食无忧、一心向学的名门子弟，之后，这种出身和经历的知识分子普遍带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在不断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一步步由忏悔、自责而“精神自食”。有位署名“凯文”的作者在《从“书生”想到的——谈谈我对周一良先生的看法》一文中说，“公允而论，周先生在政治上是‘积极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的’。除了周先生当初入选‘梁效’身为顾问外，有两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清华文史专业的教授们被合并到北大，并派翦伯赞来北大历史系当系主任，而“北大、清华这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洋派教授们从心眼里不买翦伯赞的账，认为翦伯赞的学术功力并不高，不过是其用马列主义那套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历史颇得当局的欣赏罢了。但无论如何翦伯赞现在却是大家的顶头上司了。在邵循正教授的提议下，周先生和邵先生主动登门拜访翦伯赞。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此去目的就是向组织上表明我们的态度，是向翦伯赞输诚’。虽说此乃小事一件，但却说明了周先生的为人处世和向‘组织上积极靠拢’的心态，要一心一意地接受‘组织上’的领导”;这二是此后邓广铭教授是北大历史系主任，邓曾在全系大会上对学生大讲要有远大志向，要立志“成名成家”,隔年几年，换了周一良任系主任，周则在学生大会上大谈“又红又专”。因此，后来他进入“梁效”,“里面有着周先生本身内在的必然联系”,只用“毕竟是书生”是无法说清的。进而言之，“周先生的一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们在中国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是周先生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书生”,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知识分子，这也让人想起周一良当年在“反右”运动时撰写的《斥傅种孙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谬论》。他说：“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但不是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架空的抽象的阶层，而是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再从他们所受教育看来，今天绝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受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训练。——所以，无论从阶级出身看，从所受教育的性质看，从他们为谁服务看，都需要把知识分子仔细区分一下，而不能笼统地抽象地混为一谈。这就是阶级分析。”那时周一良已经懂得了如何区别不同性质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地站在了陈寅恪、傅种孙那种知识分子们的对立面，他还表示：另外一种的知识分子，是“运动来时我们决不是‘心惊胆跳’;运动过后我们更不是‘寒心’,而是对拥护党、对奔向社会主义前途更加热心，对自己更有信心”。

然而，“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周一良挽魏建功联语)。所谓“毕竟是书生”,这五个字他是体会颇深的，即自己“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底蕴并不真正理解，却在思想上始终要紧跟”,因为自己“要革命”,唯恐有人“不准阿Q革命”。此外，他当年之所以会紧跟“批林批孔”运动，主观上也是“由肯定法家从而承认中小地主有一定进步性，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众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这些倾向都与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他会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种旧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有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如他参与注释和定稿，往往忙到深夜，在回家的路上，他常想到：“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不曾料想，未几，天地翻覆，周一良在一番“红与黑”的经历之后，便动辄示人以古人生活智慧的《袖中锦》,所谓“世间有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热，老健，君宠。”他用这《袖中锦》来自警，也用它来劝人，因为，他对它的体味，实在是太深了。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