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刚接管港口，李嘉诚就出手，长和开始大清仓，海量资产甩卖

一份长达数十年的特许经营协议被单方面中止，两座持续运转近三十载的战略性港口被即刻接管，一项估值逾千亿港元的欧洲核心公用事业资产在72小时内启动公开转让程序。

2026年2月下旬，接连爆发的两起重大商业事件，向国际资本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沿袭多年的跨境基建投资范式正经历根本性重构——那些曾被奉为“压舱石”的海外基础设施权益，如今正加速演变为亟需审慎评估、果断处置的政策敏感型敞口。

运河港口突遭收回

这场全球性震动的导火索，精准指向巴拿马运河东西两岸的两大枢纽港口。

2月23日，巴拿马政府援引最高法院最新裁决，正式宣告终止长和系企业对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独家运营授权，执法与管理团队当日进驻港区实施全面接管，原运营方人员须立即撤离，所有码头设备、信息化系统及可移动资产同步纳入临时监管体系。

该特许协议签署于1997年，于2021年完成关键性续签，原定履约期限延至2047年。长和在此期间累计投入达18.2亿美元，成功将两港建设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航运网络的核心支点，承担该国集装箱总吞吐量的38.6%。

事件发生后，长和集团迅速发布声明，强调不接受裁决依据，已依《华盛顿公约》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交仲裁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随即发表正式照会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政府亦重申将依法依规保障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投资权益与资产安全。

市场观察指出，此次变动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拉美地区外资合作框架持续演进的集中体现——合同执行刚性减弱、产权保护预期弱化、司法干预边界模糊，使得跨国资本在交通、能源等关键领域所作的长期部署，正面临日益凸显的制度性不确定性。

就在港口事态尚未平息之际，长和系三大上市平台已在港交所披露更具冲击力的资本动作。

千亿套现欧洲资产

2月26日，长江基建、电能实业与长实集团联合公告，拟将所持英国配电网络公司UKPN 100%股权整体转让予法国能源巨头Engie，交易对价锁定为1107.5亿港元，采用纯现金交割方式，交易完成后零股权保留。

这并非常规性资产优化，而是长和深耕欧洲十六年后的一次战略性撤出。

UKPN是英国配电牌照持有量最大、覆盖人口最广的公用事业运营商之一，服务用户达849万，运营输配电网线路总长19.8万公里，深度嵌入伦敦都市圈及英格兰东南部高密度经济带，素以现金流充沛、监管透明、收益稳健著称。

长和于2010年完成收购，历经完整监管周期，十六年间累计分红收入折合44.3亿英镑，资产账面增值率达192%，综合投资回报倍数达6.1倍。

2024/25财年，UKPN实现税前利润12.7亿英镑，创历史峰值，长和选择在盈利顶点与估值高位同步兑现，战略意图极为鲜明——锁定超额收益，回笼优质流动性。

从时间节点看，港口接管与电网出售仅相隔72小时，反映出长和对全球政经环境变化的高度共识与统一响应节奏。

过去十余年，欧洲基建、电力、水务等受监管资产始终是长和全球化配置的主干力量，其稳定的费率机制与可预测的回报曲线，完美契合集团长期资本配置逻辑。

但近年来，多国陆续修订《外国投资审查法》，将电网、通信、港口、数据设施等列为“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外资准入门槛显著抬升，运营许可续期难度加大，长期合约的法律执行力与政策延续性双双承压，重资产的变现能力与抗风险弹性随之下降。

此次调整绝非应急反应，而是长和自2020年起系统性再平衡的自然延伸。

全球布局战略转向

自2020年起，集团已陆续剥离西班牙电信塔网、德国光纤骨干网、伦敦金丝雀码头地标写字楼等标志性资产，持续压缩欧洲存量比重。

据最新财报披露，长和在欧洲地区的资产占比由2020年的38.4%降至当前21.7%，而亚洲区域资产权重则由32.1%跃升至68.9%，资金配置明显向增长动能强劲、政策环境清晰、法治基础扎实的市场倾斜。

2023年完成伦敦物业交割后，集团旋即在上海临港新片区获取约12万平方米新型产业用地，释放出加码中国内地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配套基建的强烈信号。

本次千亿级现金回流完成后，集团净负债率有望下降3.2个百分点，同时形成超千亿元级灵活资金池，为新一轮结构性投资提供坚实弹药支撑。

管理层在业绩说明会上明确表示，回收资金将优先投向具备高成长性、轻资产属性与强技术壁垒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包括超大规模智算中心、跨区域绿电消纳枢纽、AI驱动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等前沿赛道。

此类资产不仅资本周转效率更高、政策适配性更强，更能深度融入全球数字化升级与碳中和转型的主流脉络。

欧洲市场并未退出战略视野，而是从直接控股运营模式，转向联合开发、特许经营、基金参投等更富弹性的合作形态，以降低主权风险暴露程度。

巴拿马港口争议与英国电网退出，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图景：跨境投资的风险坐标系已完成位移。

以往决策重心聚焦于市场需求强度、运营成本结构与财务杠杆水平，如今政策转向节奏、司法裁量倾向、国家安全审查尺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前置变量。

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共治理属性持续强化，商业契约精神让位于国家主权考量，长期特许权的法律约束力趋于软化，跨国合作赖以维系的制度信任需要重新构建与加固。

对正在加速出海的中资企业而言，这两起事件构成极具现实意义的镜鉴样本。

企业亟需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政治风险评估模型，对目标国政策连续性指数、司法独立性评级、外资干预历史频次等维度开展动态监测与压力测试。

在地理分布上，应主动控制单一经济体资产集中度，通过“核心+卫星”模式分散地缘政治扰动带来的系统性冲击。

在资产结构上，逐步减少对管制层级高、战略敏感性强、退出路径窄的重资产依赖，转而加大对技术标准输出、本地化运维服务、跨境供应链协同等柔性环节的资源投入。

国际仲裁虽为重要维权渠道，但平均审理周期长达22个月，难以逆转既成事实。因此，企业应在项目签约初期即嵌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补偿条款、分阶段退出机制及多边争议解决路径设计，最大限度压缩潜在损失空间。

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自贸协定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以及主权信用保险工具，均可为企业境外资产构筑更立体化的制度防护网。

从重金购入伦敦电网到果断套现离场，从三十年港口特许权到三日之内被终止履约，长和的实践轨迹映射出全球资本配置逻辑的深刻变迁。

商业判断的底层逻辑，已由单纯追求收益率与规模效应，升级为安全底线、政策适配性与资产流动性的三维平衡。

千亿级现金回笼不是收缩退守，而是面向新格局的主动卡位；港口运营权突变不是偶然插曲，而是全球投资秩序重塑进程中的标志性节点。

未来两年，跨国企业将持续推进资产组合再校准，资本将加速流向政策确定性强、增长路径清晰、制度包容度高的新兴市场与创新高地。

对企业而言，保有充足现金冗余、保持区域与业态双维度弹性、在波动中识别结构性机会，方能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规则丛林中行稳致远。

这一轮全球性资产重构，不仅重塑了一家企业的全球版图，更在实质层面推动着跨境投资规则体系的迭代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