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县城房子去省会，农民家庭“团圆”背后的“透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任亮亮】

县城房子不香了吗？

这个问题，放在五年前可能显得奇怪。但今年回村，我发现A组三十二户农民家庭中，已有八户近两年在省会城市买房——其中三户，甚至卖掉了当年高位接盘的县城房产。

从村里盖房，到县城买房，再到如今“卖县进省”，农民家庭的城镇化轨迹在短短十几年间完成了三级跳。只是这一次，跳进省会的他们，真的跳出了压力吗？

卖掉县城的房子

小康2018年结婚，当时县城房价处于高位，父母花了七十多万（含装修）给他买了房。婚后第一年，小康夫妻在县城生活，小康在周边打工，但很快发现生活压力过大。第二年，父母外出到省会务工，小康也去了河北某市打工，留下妻子在县城带娃。

2024年，小康回到省会务工，父母也在同一城市，小康的妻子说她也想到省会打工，并且希望把孩子带到身边上学。家庭内部协商好后，一家人在省会得以团圆。

不过很快，他们发现在省会每个月租房（三室一厅）要花2000元，县城的房子却在那儿空着。小康觉得县城的房子没有意义了，去年以45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了。同年，他们又加了30万元，在省会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二手房。一家人觉得也算是省会立足了。

卖掉县城房子的还有两家，情况和小康家差不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老家所在的县城是农业县，缺乏较好的产业。农民前几年进城，多以接受教育和享受公共服务为目标，也有被动卷入面子竞争而买房的。

但进城之后，县城的消费不低，但吸纳年轻人就业的岗位不多，待遇也不高。一般县城的厂子所能提供的工资为每月三四千元。于是，年轻夫妻分工，一个外出务工，一个留守带娃，或者夫妻共同外出，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县城的房子纯属被教育绑架，并不具备生活属性。很多人说县城的房子买了，一年到头住不了一个月。

省会城市的私立学校较多，而且教育质量较高。不少人便考虑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的私立学校，把陪读的大人解放出来，一家人都在省会务工，孩子平时寄宿、周末回家，也有人带。反而能够实现教育竞争参与和家庭高度整合、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县城农民家庭生产生活难以一体化，成为他们抛弃县域的原因。

在一处楼盘看房的客户 资料图：新华社

为结婚举债在省会买房

小皮今年二十七岁，初中毕业即打工，三年前就开始被催婚。相亲过好几位女孩，他说很多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县城的房子不作数，必须在省会买套房。

一开始，他的父母并不同意，这些年的积蓄只够应对县城买房、彩礼、婚姻仪式花费，要在省城买房还差一大笔钱，不愿意答应女方的要求。不过去年，父母开始着急了，怕小皮成为大龄剩男，于是和亲戚朋友借了二十万，加上自家积蓄，花80万元在省会买了一套房。

小皮本身有技术，赚钱能力较强，加上省会买房的消息传开，他的相亲就变得多了起来。去年年底，他和女方订婚，也马上就要结婚。

在村庄大龄剩男还较多的情况下，小皮相亲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模仿，有几户也借钱到省会城市买了房子。和过去婚姻竞争的逻辑一样，房子是相亲的门槛。只是在近十五年，就发生了村里建新房——县城买楼房——大城市买房（二手房也可以）的迭代。

这也不难理解。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具备要价优势。大家都意识到，县城有房不再是问题，反而是婚后的生活，年轻夫妻要分离，聚少离多，家庭教育的压力要压在女方一个人身上；或者说，年轻夫妻外出（多在省会）还得租房，却把老家县城的房子空下来，生活质量并不高。理性驱动着她们进一步提高要价，也正是男性结婚越来越难，女方的优势愈发明显，厚重的代际责任驱动下，父母也愿意到省会买房支持孩子结婚。

买房之后的生活

细数买房情况，会发现进入省会买房的，多以二手房、城郊区域为主。因为二手房可以省去装修，城郊区域房价相对便宜。不过，城郊多是工厂、工地聚集区，对于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参与务工的机会更多。同时，省会城郊的本地农民也在发生教育向中心城区的流动和竞争，城郊的教育资源“富裕”，为进城的农民接受公办学校教育或者私立学校教育（地价便宜而集聚城郊）提供了便捷。

如此一来，进入省会城市的农民家庭是可以实现生产、生活空间一体化的：早上各自出去务工，晚上下班回家。好几个年轻人说，也算是过上了朝九晚五的“体制”生活。家庭的周全带来了生活的高幸福指数。当县城的青年夫妻因为聚少离多而存在婚姻破碎、离婚、跑婚等问题时，这些进入生活的家庭相对是稳定的。或者说，能够在省会稳定下来的男性，也属于地方社会的优质男性了，属于被争夺的资源。

不过，更需要看到落脚生活之后的家庭压力。在对八户农民家庭分析之后，除了其中一户是子代创业当老板、父母没有外出打工支持外，其余七户都是双代务工作为家庭生计。而且高度相似的是：子代从事服务行业，白领或者蓝领工作；父代从事建筑、家政、保洁等岗位。在年轻媳妇怀孕、哺乳、抚育期间，她不再打工，其他三人都在务工；小孩进入教育阶段，则多是四个人都在打工。

父代的务工动机，是要还买房的债、要还房贷、还要给自己攒养老钱。以小皮为例，他的父母在打工，一方面是要给亲戚们把20万元贷款还了，另一方面还要给小皮未来生育孩子攒钱。他们认为小皮婚后，老婆怀孕无法工作，缺乏收入；小皮自己每个月5000多元，要应对孩子出生后的奶粉、抚育、教育等支出，压力很大。所以，老两口要攒钱，应对孩子将来的压力。除此之外，两人每年有人情往来、几万元的贷款（谁家着急给谁家先还），都要在未来五到十年还掉，不希望把债务留给孩子。

小皮这一代的八个人中，除了一个是创业成功者之外，其余人都在打工。他们打工并没有进入建筑工地等赚钱相对较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而是希望工作体面、轻快。所以，当销售、前台、网约车司机等，每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另一半多是饭店服务员、酒店前台、客服等，每个月收入三千元左右。所以家庭收入不稳定且较低，有一个孩子的相对轻松，有两个孩子的则压力较大。

以小风为例，他自己跑网约车，每月五千多元（高血压不能多跑），他老婆在饭馆做服务员，每月三千元，父母则赚钱帮他还房贷，压力也很大。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每个月两个小孩学费、课外补习费、生活费要花五千元，还有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水电费、物业费、电话费等花销，基本没有结余。日子过得非常紧张。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当父代被高度卷入之后，他们就成为不愿返乡的大龄农民工。客观上，他们回到县城确实找不到较好的工作。在大城市，还能从事建筑、家政行业的，收入也较高。他们普遍的预期是：等体力达不到条件时，就去当保安、保洁，每月还能有四五千元收入，用于自己生活和养老。在他们的规划中，近两年买房的，都需要用五到八年的时间，才能把债务还清，正常兼顾子代的生活。等五到八年之后，他们年纪大了，到了六十五岁，再开始为自己养老攒钱。

问题是，这种落脚大城市的城镇化，客观上也把压力传导到农民家庭中的高龄老人身上来。因为老人的子代持续在城市打工，他们就要自我养老。如果没有丧偶，老伴之间还可以相互照顾；丧偶之后，特别是大龄男性，再进入弱自理阶段，生活质量就特别差。有老人拄着拐杖、严重哮喘，给自己烧饭，为了方便，做一顿能吃四五顿。好几次摔倒，都是自己爬起来。即便如此，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在为家庭作贡献。这种恩往下流的伦理为子代的难以尽孝合理化，老人的赡养危机确实存在被忽视的事实。

结语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落脚生活，农民家庭不再聚少离多、不再需要“一家三制”作为生计，家庭成员是团圆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但另一方面，家庭陷于更大的刚性压力中，每一个成员的劳动力都是被充分配置的，当家庭没有冗余、没有缓冲，一场病、一次失业，就可能击穿所有，家庭又是很脆弱的。

恩往下流，是农民家庭应对压力的伦理资源，也是这场城镇化的精神底色。子代需要支持，父代便咬牙还债；孙代需要教育，全家便挤在省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为家庭作贡献，每个人都在忍受自己的那份辛苦。这种向内整合的韧性，让家庭成为抵御现代化压力的港湾。

但港湾的承载力是有限的。落脚省会的城镇化，究竟是给了农民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是把他们推向了更深的压力深渊？答案，或许不在房子里，而在那些日夜奔波的脚步里，在那些“做一顿吃四五顿”的老人身上，在那些“瘦脱相”却不敢停下的中年人背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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