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算法拒绝军令

文︱刘澜昌

硅谷的服务器机房很少与五角大楼的会议室在同一条叙事线上。可这一次，一份声明把两种权力结构拉到同一张桌面。

2月26日，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公开回应美方压力，拒绝让旗下大模型Claude在两类场景下无限制开放：一是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控，二是完全自主武器系统。此前，五角大楼以“供应链风险”为由施压，并放话若公司不在27日下午5点01分前松动立场，可能被贴上风险标签，甚至援引《国防生产法》强制解除安全措施。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与阿莫迪会面，未能化解分歧。

一场围绕“算法边界”的争执，由此被推到台前。

在过去几年，美国防务系统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早期的合作多围绕后勤、情报整理、模拟训练等“辅助型应用”。这一次的分歧却直指底线：军方表示，只与同意将AI用于“任何合法用途”的公司签约，并要求在上述两类场景中解除安全限制。换句话说，军方希望获得对模型的完全调用权，而企业则试图保留某些“不可触碰”的应用区间。

阿莫迪的声明语气克制。他强调军事决策应由国防部而非私营企业作出，公司也从未对具体军事行动提出异议。但他划出两条红线。那是技术与伦理的分界，也是企业自我定位的声明。作为一家强调“安全优先”的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将大模型塑造成有内嵌约束的工具，而不是一把可随意改装的武器。

军方的逻辑则更加直接。国家安全在其语境中拥有最高优先级。若企业拒绝为“合法用途”开放技术，即可能被视为潜在风险。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国防生产法》为政府在紧急状态下调动私人资源提供了授权。将其与人工智能模型的使用权挂钩，是一种制度层面的强硬姿态。

这并非单纯的合同纠纷，而是权力边界的重绘。人工智能企业掌握着算法与算力，军方掌握着国家安全叙事与法律工具。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如何处理新型技术主权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美媒此前披露，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曾使用Claude模型。消息曝光后，Anthropic向五角大楼求证并表达关切。这一细节让事件更具现实张力。技术已经进入战场，只是边界尚未明确。

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工具，又具有自主决策的潜能。当模型被嵌入武器系统，算法选择目标的速度远超人类反应。完全自主武器意味着“人类在回路之外”。在这种结构下，责任归属、误判风险、伦理审查都被压缩到毫秒级别。阿莫迪拒绝的，正是这种将人类判断彻底移除的路径。

国内大规模监控则触及另一条神经。美国社会长期在安全与隐私之间摇摆。大模型的分析能力可以将海量数据串联成可行动的判断。若这一能力被无限制调用，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军事层面，而会延伸至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企业选择在此设限，是对自身品牌与价值观的维护，也是对潜在社会后果的评估。

五角大楼的表态显示，未来防务合同将更强调“全面可用性”。在全球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军方显然不愿在AI应用上留下空白。人工智能被视为下一代军事优势的核心变量。谁掌握模型，谁就拥有更快的决策链条与更精确的打击能力。

这种逻辑推动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再定义。过去，硅谷与华盛顿之间存在某种默契：企业提供创新，政府提供市场与监管。如今，当技术触及战争与监控，企业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只是供应商，而是价值判断的参与者。

Anthropic的立场并非完全对抗。阿莫迪在声明中表示，选择承包商是国防部的权利，公司仍希望在保留两项安全措施的前提下继续合作。这种表达留有空间，也显示出企业对现实权力结构的清醒认识。拒绝某些用途，并不等于退出防务市场。

真正的张力在于，“合法用途”与“可接受用途”之间的差距。法律的定义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完全自主武器是否在法律上被禁止，各国尚无统一共识。大规模监控在特定条件下亦可能被认定为合法。企业所坚持的，是一套比法律更为严格的内部规范。

这场博弈折射出一个时代特征：当算法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私营公司是否有权对其用途设限？若企业拥有关键技术，却拒绝某些国家要求，政府是否应动用法律手段强制配合？问题的答案不会只停留在合同条款中。

在冷战时期，军工企业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这种公开的价值冲突。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家体系内部。如今，大模型的核心能力来自市场化公司，研发节奏由风险投资与产品竞争驱动。国家安全机构不得不与这些企业谈判，而非单向指令。

阿莫迪提到“良知”。这个词在防务语境中并不常见。它意味着企业试图将道德判断纳入商业决策。支持者会认为，这是技术责任的体现；批评者则可能担忧，私人公司正在对国家安全政策施加影响。

争论背后，是人工智能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当模型能力足以改变战争形态时，关于边界的讨论便不可避免。若企业选择无条件开放，争议或许会暂时平息，却会在未来以另一种形式回归。若政府选择强制接管，短期内可能获得技术优势，却可能损耗创新生态的信任基础。

目前来看，双方都没有彻底关上合作之门。会面虽未达成一致，却保持了对话渠道。时间节点的压力让事件显得紧迫，也让外界看到制度工具与企业伦理之间的张力。

这不是简单的“军方对抗硅谷”。它更像一面镜子，映出当代国家如何面对拥有巨大技术权力的私人机构。算法不再只是代码，而是决策权的延伸。谁能决定它的用途，谁就参与了对未来秩序的书写。

在机房的冷光与会议室的灯影之间，一条新的界线正在形成。它不会因为一次声明而定型，也不会因一次威胁而消失。技术的速度远快于制度，边界的划定只能在不断的拉锯中完成。读者所看到的，是一次公开分歧；历史记录的，或许是一场长期调整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