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张爱玲赴美：民国才女遭遇美国斩杀线，绿卡与婚姻救了她

[微风][微风]1955年10月，36岁的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美国，这个在上海文坛红极一时的才女，本想在异国他乡延续文学传奇，却没想到一头撞上了美国隐形的斩杀线。

　　在美国，高昂的生存成本、严苛的身份限制、文化市场的壁垒，像一张无形的网，将这位民国才女逼到绝境。

　　她曾为了栖身救济性质的文艺营放下高傲，为了拿到绿卡仓促结婚，为了生计放弃纯文学创作转写剧本、做翻译，甚至晚年因心理创伤频繁搬家。

　　张爱玲的上海时期，是名副其实的高光时刻。她23岁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随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作品接连问世，笔下的曹七巧、白流苏等人物深入人心，她的文字华丽又苍凉，精准捕捉着人性的复杂与世事的无常，成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耀眼的明星。

　　那时候的她，虽然也会为稿费计较，偶尔闹些“破产”的小插曲，却始终有姑姑的照料，有源源不断的约稿，生活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体面自在，完全不必为生存发愁。

　　但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政治气氛变得紧张。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段感情，被舆论抓住大做文章，她被贴上“女汉奸”的标签，各种批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1952年，张爱玲被迫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可在香港，她的身份依旧特殊，难以安稳度日。

　　1955年，走投无路的张爱玲决定远赴美国，她带着母亲留下的褐色旧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丝绸衣物、老式首饰和旧照片，怀揣着对文学的执念，也带着对新生活的一丝憧憬，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初到美国的张爱玲，很快就体会到了现实的残酷。美国的生存逻辑与上海截然不同，身份和金钱是立足的两大基石，而这两样，她都极度缺乏。

　　她所持有的只是临时的难民绿卡，没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租房子、找工作都处处受限。

张爱玲的难民绿卡

　　美国的刚性支出高得惊人，房产税、医疗保险、水电费、交通费，每一项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更别提社交所需的额外开销。

　　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外来者而言，一旦无法在短期内赚到足够的钱，就会被快速边缘化，最终坠入斩杀线以下，这就是美国社会的生存法则。

　　为了活下去，张爱玲不得不放下身段。

　　1956年1月，她在给好友邝文美的信中坦言：

“现在我唯一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生活，钱已经用得不剩多少了。”

　　走投无路的她，向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递交了申请书，这个被外界称为“文艺营”的地方，本质上是救济落魄文人的场所。

　　张爱玲在申请书中写道，自己除了写作别无收入，希望能在文艺营免费居住，完成手头的小说。

　　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穿着一件陈旧的古典斗篷大衣，头发纷乱，走了七八个小时的路才抵达文艺营。

　　她拖着母亲留下的旧行李箱，箱子的拐角已经磨损，里面没有值钱的家当，只有她的手稿和些许生活用品。

　　站在文艺营的别墅式房子前，张爱玲长长舒了一口气，至少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不用再为住处发愁。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氛围是自由的，除了早餐集体用餐，其余时间都由营员自由支配，午餐和晚餐会被放在大厅的篮子里，随取随吃，晚上四点后还有文艺沙龙，大家喝酒聊天，交流创作。

　　张爱玲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她有了专属的工作室，决心将《金锁记》改写为英文长篇《粉泪》，希望能借此打开美国市场。可她没想到，语言和文化的壁垒，比想象中更难跨越。

　　美国读者对张爱玲的文字缺乏共鸣，她笔下的旧中国风情、复杂的人性纠葛，对于美国出版商而言太过陌生。

　　1957年5月，司克利朴纳公司明确通知张爱玲，不采用《粉泪》。

　　此后几年，她的《易经》《少帅》等英文作品也屡屡碰壁，出版之路异常艰难。

　　“离开母语，知音寥落”，这八个字精准概括了她的困境。

　　在美国文坛，张爱玲不再是那个众星捧月的才女，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外来者，她的才华被文化隔阂所遮蔽，难以转化为生存所需的收入。

　　就在张爱玲为生计和身份焦虑之际，65岁的赖雅走进了她的生活。

　　赖雅是美国白人，哈佛大学硕士毕业，曾是周游世界的记者，后来成为剧作家，他的剧本《艰难之旅》《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等在好莱坞颇受欢迎，只是他不擅长经营自己，始终没有稳定的收入，晚年生活潦倒。

　　两人在文艺营的沙龙上相识，赖雅幽默风趣，思维敏捷，和一群艺术家谈笑风生，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东方面孔。

　　他了解知识女性的内心，在创作上给了张爱玲很多启发，看过她的小说后，提出的结构修改意见与她不谋而合。

　　张爱玲在与他的接触中发现，赖雅并不在意她的国籍和身份，反而真心欣赏她的才华，这让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的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当时的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穷光蛋”，都面临着被斩杀线吞噬的风险。张爱玲的难民绿卡即将到期，没有永久居留权，未来的生活毫无保障；赖雅年事已高，收入不稳定，也需要有人相互扶持。

　　在文艺营的几个月里，他们相互慰藉，逐渐产生了感情，最终走到了一起。

　　1956年5月初，赖雅即将离开文艺营前往纽约北部的耶多文艺营，而张爱玲的下一个栖身之所还没有着落。

　　就在这时，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意外的消息让两人陷入两难，他们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根本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

　　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打掉孩子。

　　张爱玲后来在信中说：“一个人活着就很麻烦，为什么还要再生产麻烦？”

　　这句话的背后，是无尽的无奈与心酸。

　　1956年8月14日，相识仅四五个月的张爱玲与赖雅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只有两位朋友作为证婚人，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虽然不看好这段婚姻，却也只能无奈祝福。

　　这场婚姻，在很多人看来是仓促的、现实的，甚至带有一丝“交易”的意味，但对张爱玲而言，这是她当时能想到的，跨越美国斩杀线的唯一办法。

　　通过婚姻，她顺利拿到了美国绿卡，终于获得了在美合法居留的身份，暂时摆脱了被驱逐的风险。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拿到绿卡而变得轻松。两人的经济状况依旧窘迫，他们先是住在张爱玲租住的公寓里，后来因为负担不起房租，又搬回了文艺营。

　　他们曾在文艺营附近租过一个月租仅61美元的房子，家具都是从美国人处理闲置用品的地方淘来的，有一次张爱玲用3.7美元买到4件绒衣和一件浴袍，高兴了很久。为了赚钱糊口，张爱玲不得不放下纯文学创作，开始接各种“副业”。

　　1961年，张爱玲迫于生计前往香港，为电懋影业公司编写剧本，《桃花运》《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这些剧本多是迎合市场的娱乐片，并非她真正想写的艺术创作，但它们能带来稳定的稿费，让她和赖雅得以维持基本生活。

　　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直言：“我做这一类的研究当然是为了钱，我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

　　在生存面前，文学理想不得不暂时让步。

　　可命运似乎总是与她作对。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伦敦病重，希望她能前往探望。但当时的张爱玲经济拮据，根本拿不出路费，只能寄去100美元的支票。

　　不久后，母亲去世，留下的箱子被寄到美国，张爱玲将里面值钱的古董卖掉，才勉强凑够了一笔生活费，让两人有了“定居”的可能。

　　1958年，赖雅突发中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从此缠绵病榻。照顾瘫痪的丈夫，成了张爱玲的日常。

　　她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拼命写作、做翻译赚钱支付医药费，常常累得眼睛布满红血丝。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请不起佣人，后来连简朴的公寓都住不起了，只能搬到黑人区的政府廉价住所。

　　那段日子，张爱玲一边照顾病榻上的赖雅，一边为生计奔波，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但她从未放弃。

　　1966年，张爱玲得到了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的职位，这是她在美国为数不多的稳定工作机会。

　　她带着赖雅前往迈阿密，平日里除了在学校翻译《海上花列传》，就是悉心照料丈夫。

　　可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太久，张爱玲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她生性孤僻，不喜欢与人打交道，校长为她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她姗姗来迟，对客人态度冷淡；学校要求她定期到办公室坐班、给学生演讲、发表论文，这些都让她感到痛苦不堪。

　　1967年4月，张爱玲离开迈阿密大学，结束了这段短暂的校园生涯。

　　同年6月，张爱玲接到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邀请，获得了一笔助研金，专门从事《海上花列传》的英译工作。

　　她带着赖雅前往麻州康桥，学院为他们提供了住所和一定的经济支持，这段日子成了他们在美国最安稳的时光。

　　可赖雅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1967年10月8日，76岁的赖雅走完了一生，张爱玲47岁，从此开始了近三十年的独居生活。

　　赖雅的去世，对张爱玲而言是解脱，也是新的开始。她终于不用再为照顾丈夫分心，也不用再为两个人的生计发愁，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生活磨难，已经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而此时，她的经济状况也终于有了起色——台湾皇冠出版社开始为她出版全集，夏志清的推介让她在华语文坛重新获得关注，版税收入逐渐稳定下来。

　　1975年前后，张爱玲的经济状况显著改善。经宋淇接洽，她卖掉了《半生缘》《怨女》的电视改编权，收到1400美元。1976年，皇冠出版社的全集版税和《张看》的版税陆续到账，加上不时卖出的影视改编版权，她终于告别了捉襟见肘的日子。

　　到了80年代，她的版税收入越来越丰厚，皇冠出版社给的稿费远高于其他地方，《联合报·副刊》甚至给出100美金1000字的高价，宋淇都不禁感慨她“大概是稿费最高的作家了”。

　　1990年，宋淇在信中提到，张爱玲平均年收入已达两万美元，彻底摆脱了贫困，再也不用为生存担忧。

　　经济上的宽裕，并没有让张爱玲过上安逸的晚年。长期与斩杀线的博弈，让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她变得愈发孤僻，甚至患上了疑似虫虱啮咬引起的皮肤病症。

　　为了对抗这种痛苦，她选择了不断搬家，一度“天天搬家”，将疑似带有虫虱的衣物家具全部丢弃。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消耗着她的财富，也反映出她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她晚年的住所总是简单朴素，没有昂贵的家具，没有置业的打算，也没有收藏古玩的爱好，唯一的执念就是搬家和写作。

　　张爱玲的美国时期创作，与上海时期截然不同。她不再有当年的华丽与恣肆，转而走向平淡含蓄。她写自传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回忆童年生活、香港求学经历和与胡兰成的感情，文字直白坦率，毫无保留地剖析自我。

　　她翻译《海上花列传》，将吴方言版本译为国语再转译为英文，耗时多年，力求保留原著的古典韵味。

　　她研究《红楼梦》，写出学术著作《红楼梦魇》，考证严谨，推敲深入，展现了深厚的学识。

　　她的后期作品结构松散，叙事杂乱，比如《小团圆》中穿插着不同时间点的回忆，还加入了晚年的视角，让读者难以捉摸。

　　有人说她晚年“才尽”，但这种变化，何尝不是生活的磨砺所致？

　　早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才女，在经历了美国斩杀线的洗礼后，早已没了当年的锋芒，她的文字里多了沧桑与淡然，少了华丽与苍凉。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公寓中去世，享年75岁。她去世时身边空无一人，几天后才被发现，身边放着未完成的手稿。

　　她的遗嘱中，将所有财产留给了宋淇夫妇，希望他们能整理出版自己未发表的作品。这位民国才女的美国岁月，最终以孤独落幕。

　　张爱玲的美国经历，是一代华人移民生存困境的缩影。

　　张爱玲凭借婚姻拿到绿卡，凭借写作赚到稿费，侥幸逃过一劫，但她的人生却被这条斩杀线彻底改变。

　　她放弃了心爱的纯文学创作，为生计奔波半生，晚年饱受心理创伤，频繁搬家，孤独终老。

　　有人说，张爱玲不该去美国，若留在香港或台湾，或许能有更好的发展。

　　也有人说，她的选择是时代所迫，换做任何人，在当时的处境下都可能做出同样的决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斩杀线，虽然让她吃尽了苦头，却也让她的创作有了新的维度，她的自传作品、翻译与学术研究，同样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财富。

　　张爱玲曾说：“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她的美国岁月，就是一本最厚重、最真实的书，书里没有浪漫的传奇，只有生存的挣扎、人性的坚守和命运的无常。

　　而那条看不见的美国斩杀线，不仅是她个人的生存考验，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告诉我们：所谓的自由与机遇，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残酷的生存法则。

　　文献资料来源 　　1.《书信里的账簿——张爱玲“美国时期”的经济状况》，竺劲，《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 　　2.《张爱玲流寓美国及其文学活动》，罗梦杰，《文学评论》2023年第16期 　　3.《晚年张爱玲：“才尽”、语言与修辞》，张曦，《学术月刊》2025年第3期 　　4.《张爱玲在美国的校园生涯》，金宏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期 　　5.《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志清编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6.《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I》，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皇冠出版社2020年版 　　7.《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张爱玲、庄信正，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 　　8.《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